我快被老伴气死,他都68岁了,天天雷打不动去伺候他娘,我翻看监控|不在|婆婆|德明|气死

楔子

我叫刘桂香，今年六十五岁，和老伴王德明结婚整整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说起来挺长，过起来也就是一晃眼的工夫。从青春少艾到两鬓斑白，从当初那个扎着两条辫子、见人就脸红的姑娘，到如今满脸褶子、腰都直不起来的老太太，日子就跟被人偷走了一样，悄没声息地就没了。

我和德明这一辈子，算不上多恩爱，但也算不上多糟糕。那个年代的人，哪懂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媒人一介绍，两家大人一合计，见上两三面就把婚事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这是我们那会儿最常听的话。

德明这人吧，老实，本分，一辈子在煤矿上挖煤，黑乎乎地下井，黑乎乎地出来，挣的每一分钱都交到我手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连个红颜知己都没有。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没情趣，老了老了才知道，这样的男人才是宝。

可就是这么一个让我觉得是宝的男人，这两年快把我气死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

德明上面有一个姐姐，嫁到外省去了，一年到头回不来两次。下面有一个妹妹，在县城当老师，日子过得不错，但人家有自己的一大家子要忙。所以照顾婆婆的事儿，基本上是德明一个人在扛。

婆婆今年九十了，说起来也是高寿。她住在老宅子里，离我们现在的家大概有七八里路。以前身体好的时候，她一个人住着也没事，我们隔三差五去看看，送点菜，送点米，陪她说说话。但从两年前开始，婆婆的身体就大不如前了，腿脚不利索，耳朵也背了，脑子也开始糊涂，有时候连人都不认识。

按理说，这种情况应该接到身边来照顾，或者送到养老院去。我跟德明提过好几次，把妈接到咱们楼上来住，我虽然也六十多了，但身子骨还算硬朗，伺候一个老太太应该没问题。可德明不同意，说他妈住惯了老宅子，换个地方睡不好觉，而且楼上楼下不方便，老太太上下楼容易摔着。

我说那就请个保姆，我们老两口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八千，请个保姆也请得起。德明又不愿意，说外人伺候不周到，他妈脾气怪，一般人受不了。

我说那怎么办？你天天往老宅子跑？

德明说，跑就跑呗，又不远。

我想想也是，七八里路，骑个电动车也就二十来分钟。他愿意跑就跑吧，反正退休了也没啥事干，伺候自个儿亲娘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当媳妇的要是拦着，那还算个人吗？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跑，就跑了一年多，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每天早晨五点半，天还没亮，德明就起床了。他自己烧水洗脸，自己热两个馒头吃，然后穿上那件灰色的旧棉袄，戴上那顶我给他织的毛线帽子，骑上他那辆半新不旧的电动车，就往老宅子去了。

中午十一点多回来，吃个午饭，睡个午觉，下午两点多又去了。晚上七八点才回来，有时候更晚，到九十点钟才进家门。

一天两趟，来回三十里路，风雨无阻。下大雨的时候，我趴在阳台上往下看，他穿着雨衣缩在电动车上一颠一颠地往远处去，那个背影又瘦又小，我看了心里就发酸。

我跟他说，德明，你也六十八了，不是十八的大小伙子了，你这天天跑，身体吃得消吗？

他说吃得消吃得消，我有的是力气。

我说你有力气我还心疼呢，你就不能歇一天？哪怕隔一天去一回也行啊。

他说不行，我妈那个性格你知道，一天不去她就生气，生气就不吃饭，不吃饭身体就垮了。

我说那你就把她接过来，我伺候。

他说不行，她住不惯楼房。

我说那请保姆。

他说不行，外人伺候不好。

我说那让你妹也分担分担，不能什么都指着你一个人啊。

他说我妹要上班，哪有时间。

我说那她退休了总能来搭把手吧？她才退休两年，又不是忙得脚不沾地。

他说你别说了，我自己能行，不用麻烦别人。

别人，别人，那是他亲妹妹，在他嘴里成了别人。

我气得不行，又拿他没办法。这老头子倔得很，认定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结婚四十二年，吵架的次数不少，但真正闹翻脸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每次都是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头该咋样还咋样。我也习惯了。

可习惯归习惯，心疼归心疼。眼看着他的腰越来越弯，走得越来越慢，电动车骑得越来越谨慎，我这心里就跟刀子剜似的。

更让我生气的是，他死活不让我去帮忙。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两个人伺候总比一个人强。他说不用，你在家歇着吧，我妈脾气不好，你去了一准受气。

我说我不怕受气，她骂我我就当没听见。

他说你别逞强了，你这些年受的委屈还少吗？好不容易清静几年，你就享你的清福吧。

这话听起来是在心疼我，可我怎么听怎么不是滋味。我是他媳妇，照顾他娘是应该的，他这么一直挡着，倒显得我是个不孝顺的媳妇似的。

左邻右舍的大妈们有时候会问我，桂香啊，你家老王天天往老宅子跑，伺候他娘呢？怎么不见你去啊？

我嘴上说他心疼我，不让我去，可心里头虚得很，总觉得别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说我这个媳妇不孝顺。

尤其是德明那个妹妹王德芳，偶尔来了也是话里带刺：嫂子，哥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也不说帮帮他，你看他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说我想帮啊，他不让我去。

德芳冷笑一声：他嘴上说不让你去你还真不去了？你到底是真孝顺假孝顺？

这话气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在心里想了无数遍，第二天一早就跟德明摊牌了：今天你必须带我去老宅子，你要是不带我去，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德明看我真急了，叹了口气说：行，那就去吧，但是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我妈现在认不清人了，她说啥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一个六十五的人了，还能跟她一个九十的老太太一般见识？

可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德明说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章

那天早晨，我还是五点半就被德明的动静吵醒了。他摸黑起了床，窸窸窣窣地穿衣服，然后就听见厨房里传来轻轻的响动。我们的厨房不大，锅碗瓢盆挨得很近，他尽量放轻了动作，但还是能听到瓷碗碰撞的声音。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那些细碎的声音，心里头的滋味说不清楚。我在想，这个老头子，一个人起这么早，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然后一个人骑那么远的车去照顾一个九十三岁的老太太，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到底图什么？

图孝心？图名声？还是图那份割不断的母子情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太累了，而我这个做妻子的，除了心疼，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翻了个身，掀开被子，穿上拖鞋走到厨房门口。德明正站在灶台前热馒头，听到动静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有些意外：你咋起来了？还早呢，再睡会儿。

我说不睡了，我跟你一起去。

德明皱了皱眉，嘴巴张开又合上，看得出来他想说点什么来拒绝我，但张了几次嘴都没说出话来。最后他小声说了一句：不用了，你在家吧。

我说我今天非去不可，你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走上去。

德明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把那件灰色的旧棉袄从衣架上拿下来，递给我：穿上吧，早晨冷。

我接过棉袄套在身上，心里头忽然觉得挺暖和的。这件棉袄是他去年在集上买的，三十五块钱，质量不好不坏，但穿在身上是真暖和。他说你也买一件吧，我说我不要，我有羽绒服呢。他就自己买了一件，穿了一冬天，洗得都有些发白了还在穿。

我有时候觉得，德明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照顾自己。衣服捡便宜的买，鞋子穿到露脚趾头才换，吃饭也是糊弄一口算一口。可他照顾起他妈来，比谁都细致，比谁都用心。

我有时候吃醋，真的。

不是因为他对婆婆好，而是因为他把所有耐心和温柔都给了婆婆，到我这儿就只剩下一句“你别管了”“你不用去”“你在家歇着吧”。听起来是为我好，可我怎么就觉得那么生分呢？

六点半，天刚蒙蒙亮，德明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我出了小区。

三月的早晨风还凉得很，我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把脸埋在德明的后背上。他的后背很瘦，脊梁骨硌着我的脸，我甚至能摸到他的肩胛骨。我记得年轻的时候，这个男人是有一身力气和一身肉的，刚从煤矿上回来，肩膀上扛着铁锹，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的，硬邦邦的像石头。

可现在呢？瘦得像一把干柴棍子，风一吹就好像要散架。

我的心突然揪了一下，眼眶就发热了。

电动车在村道上颠簸着，路两边的杨树刚抽出嫩芽，田野里的麦子绿油油的，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这些都是我在楼上闻不到的。

德明在前面骑车，一句话也不说。我搂着他的腰，也没说话。四十二年的夫妻了，早就过了需要没话找话的阶段。不说话的时候，反而比说话的时候更自在。

大约走了二十来分钟，电动车拐进了一个巷子，停在了一扇黑色的木门前。

这是婆婆的老宅子，三间瓦房，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墙是用石头垒的，年头久了，石缝里长满了青苔。院子里的水泥地上落了一层灰，靠墙的地方堆着一些柴火和废纸壳，是德明攒着准备当废品卖的。

德明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推开门的那一瞬间，一股陈腐的气味扑面而来。

那种味道很难形容，像是发霉的棉被，像是放久了的剩饭，又像是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酸酸的，闷闷的，闻久了让人觉得喘不上气来。

我心里头就是一沉。这种味道意味着屋子里通风不好，意味着床铺被褥很久没有晾晒清洗，意味着这里住着一个需要更好照顾的老人。

可我当着德明的面没好说什么，跟着他穿过院子，推开了堂屋的门。

堂屋里光线很暗，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阳光透不过来的那种暗。靠墙摆着一张老式的八仙桌，桌上放着一个暖水壶和几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黑黑的铁皮。

婆婆住的是西边那间屋子。

德明掀开门帘走进去，我跟在他后面。屋子里更暗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大白天还得拉窗帘，我有点想不通。

床上躺着一个人，瘦瘦小小的，缩在被子里，几乎看不出形状来。

德明走过去，在床边坐下，伸手拍了拍被子：妈，妈，起来了，我给你做了早饭。

被子底下动了动，露出一张脸来。

我差点没认出来。

上一次见婆婆是两年前的事，那时候她虽然八十八了，但精神头还好，头发染得乌黑，梳得整整齐齐，穿的衣裳虽然不是新的，但干干净净的，脸上还涂了雪花膏，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可眼前的这个人，满脸的褶子像是干裂的田地，两颊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嘴唇干裂得起皮，眼睛浑浊得像糊了一层东西。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也不知道多久没洗了。

我的心猛地抽了一下。不是心疼，是震惊。

德明说他是来伺候妈的，他天天都在伺候，可婆婆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婆婆睁着眼看了看德明，又看看我，眼神茫然得很，像是看陌生人一样。

德明说：妈，我扶你起来吃饭。说着就要去扶婆婆坐起来。

婆婆突然伸出手，狠狠地推了德明一把。德明没防备，被推得往后退了两步，险些摔倒。

我吓了一跳，赶紧上前扶住德明。

婆婆用那种苍老的、含混不清的声音喊：你是谁？你想干啥？你走！你给我走！我不用你管！

德明站稳了，笑了一下，那笑容里头带着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不是委屈，不是难过，是无奈，是习惯了的那种无奈。

他又走过去，声音放得很轻很柔：妈，是我，德明，你儿子，我来给你送饭了。

婆婆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会儿，突然又变了脸色：德明？德明咋还不来看我？他都好几天没来了，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德明蹲下来，平视着婆婆：妈，你看清楚了，我就是德明，我天天都来看你，一天都没落下过。

婆婆摇摇头：你不是德明，德明比你还高还壮实，你不是我儿子，你是坏人，你走！

德明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他蹲在那里，六十八岁的老头子，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只挤出一句话来：妈，我真的是德明，你看看我，你摸摸我的脸，我是你儿子啊。

婆婆还是摇头，把被子往上一拉，整个人缩了进去，再也不肯出来了。

德明没办法，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对我说：你先到院子里坐会儿吧，我妈认生，你在她紧张。

我到院子里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心里头翻江倒海的。

我看着德明在屋里忙前忙后，先是把婆婆从被子里哄出来——费了老大的劲，又哄又劝，说了不知道多少好话，婆婆才勉强坐起来。然后德明打来温水，给婆婆洗脸、擦手。婆婆不配合，脑袋转来转去的，嘴里嘟嘟囔囔骂人，德明就一边哄一边擦，动作轻得像对待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洗脸的功夫就花了快半个小时。

接着是从锅里端出热好的稀饭和馒头。德明把稀饭倒进搪瓷缸子里，晾了晾，尝了尝温度，才拿勺子一勺一勺地喂给婆婆。婆婆嘴不好使，稀饭顺着嘴角往下流，德明就用毛巾一点一点地擦。

一碗稀饭喂了一个小时。

喂完了饭，德明又去烧水，要给婆婆擦身子。我在院子里听着他们在屋里叽叽咕咕地说话，其实是德明一个人在说，婆婆要么不吭声，要么就骂他几句。

我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上午，看着这间破败的老房子，看着满院子没人收拾的杂物，看着窗户上糊的那些旧报纸，看着墙角结的蜘蛛网，看着地上黑乎乎的、不知道多久没拖过的水泥地。

我问自己，这就是德明每天来伺候的妈？婆婆被照顾成这个样子，德明到底每天都在干些什么？

快到中午的时候，德明出来了，头上冒着汗，棉袄都湿了一片。他跟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下午再走。

我问他：你每天就这么伺候的？

德明愣了愣：对啊，咋了？

我没吭声，扭头就往院门外走。德明在后面喊我，我假装没听见。

我不是生气，我是心疼，是委屈，是又气又恨又难过，各种滋味搅在一起，堵在嗓子眼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家以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越想越不对劲。

婆婆那个样子，明显不是最近才变成这样的。她瘦成那样，说明吃不下饭或者吃得不好；她身上那个气味，说明很久没有好好洗澡换衣服了；她的头发打着绺贴在头皮上，说明没人给她洗头；她穿的那件棉袄上全是污渍，说明换洗不勤。

德明每天去伺候，到底伺候了什么？

我想问清楚，可德明那个脾气，我问了他也不会说。他觉得这是他的事，是他一个人该扛的事，他不愿意跟我说，更不愿意让我掺和。

可我偏要掺和。

我这个人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年轻时在纺织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退休后就在家带孙子、做饭、跳广场舞，日子过得平淡如水。但我是个较真的人，我想弄明白的事，就一定要弄明白。

当天下午，德明又去了老宅子。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今天不去了。他点点头，像是松了口气。

他走了以后，我翻箱倒柜找出来一样东西——家里装的那个摄像头。

那个摄像头是前年儿子买的，说是给我们老两口装上的，万一有个啥事，他在外地也能看见。装了以后基本上没用过，我都快忘了它的存在了。

我找出说明书，研究了好半天，终于用手机连上了摄像头。

摄像头装在这个客厅角落里，只能看到客厅和厨房的一部分，看不到卧室。这本来是个监控安全的东西，可我这时候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德明说他不让我去老宅子，怕我受委屈，可他在老宅子里到底是怎么过的？他说的伺候，到底是怎么伺候的？

我是不是应该把摄像头拆下来，装到老宅子那边去？

这念头一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我的老伴，四十二年的夫妻，我竟然想偷偷地监视他？

可那个念头就像野草一样，压都压不住。

我给自己找了一百个理由——我不是不信任他，我是心疼他；我不是想监视他，我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我不是想偷窥他的隐私，我是想知道他每天到底在经历些什么。

纠结了一整天，到了第三天，我还是动手了。

那天德明走得比平时早，说婆婆头天晚上闹了一宿没睡，要早点过去看看。他前脚走，我后脚就带着摄像头出了门。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到了老宅子，翻墙进了院子——大门是锁着的，但围墙有个地方矮，我年轻时能干得很，这点高度难不住我。

进了院子以后，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堂屋的角落里，靠墙放着的一个老式碗柜上面。那个位置高，不会被轻易发现，而且正对着婆婆住的西屋的门口，可以拍到德明进出那间屋的情况。

我把摄像头用胶带粘在碗柜顶上，调整好角度，检查了一下，没有问题，然后翻墙出来，坐三轮车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我坐在沙发上，心跳得厉害。

我一辈子没做过这种事，翻墙、安摄像头、偷偷摸摸地监视自己的老伴。这要是在年轻时候，打死我都干不出来。可那时候的我怎么也想不到，六十多岁的人了，竟然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

也许是因为太心疼了吧。

也许是因为太委屈了吧。

也许是因为，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媳妇，我想弄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想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也许什么理由都不需要，就是一个老太太的好奇心加一个老伴的心疼，凑在一起，就能让人做出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来。

安好摄像头的当天晚上，德明回来了，灰头土脸的，我看他的棉袄上沾了不少灰，手上也脏兮兮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妈今天闹脾气，把碗摔了，他收拾碎瓷片的时候弄的。

我给他盛了饭，他坐在饭桌前吃了两口，突然放下筷子，呆呆地看着桌上的菜盘子。

我问他咋了。

他摇摇头说没事，拿起筷子继续吃，可我看他眼睛里有泪花在打转。

这个一辈子不爱哭的男人，竟然红了眼眶。

我心里头那个疑团越来越大，大到我都快承受不住了。

等德明睡了，我躲在卫生间里，关上门，戴上耳机，打开手机里的监控软件。

画面出来了。

老宅子的堂屋很暗，画面灰蒙蒙的，能看到西屋门口透出来一点昏黄的灯光。时间是下午两点多，德明应该在里头照顾婆婆。

我盯着那扇门看了大概有十几分钟，没有动静。

然后是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摄像头出问题了，或者角度不对，什么都拍不到。就在我准备关了屏幕的时候，那扇门开了。

德明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走路的姿势不对。他的腰弯得很深，一只手扶着门框，另外一只手按着肚子，像是在忍痛。他的脸朝着摄像头的方向偏了一下，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表情——那个表情我从来没见过，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往外掏，疼得五官都变了形。

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慢慢地、慢慢地滑下去，蹲在了地上。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头子，蹲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在哭。

他在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哭。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快得连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手机屏幕上模糊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使劲抹了一把眼睛，把屏幕凑到脸跟前，死死地盯着。

德明蹲了大概有五六分钟，然后慢慢站起来，扶着墙走到厨房那边。我看不到厨房里的情形，但能听到水龙头的声音，然后是碗筷碰撞的声音，再然后是他咳嗽了两声。

他从厨房出来的时候，端着一个搪瓷盆子，里面应该是热水。他又走进了西屋，门关上了。

我不知道他在里头干什么，但我看见他的背影——那个单薄的、佝偻的、穿着灰色旧棉袄的背影，在那个昏暗的、破败的老房子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走进那个需要他的、却连他是谁都不认得的母亲面前。

我关了手机，坐在卫生间冰凉的地砖上，把脸埋在毛巾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第二章

那一夜我基本没睡。

我的脑子像是一台坏掉的电视机，画面一个劲地闪来闪去，怎么都停不下来。德明蹲在水泥地上哭的背影，婆婆缩在被子里那瘦小的身体，老宅子那股陈腐的气味，德明红着眼眶说“我真的是德明”的声音——这些画面一遍一遍地在我的脑子里循环播放，像有根针在我的心上扎来扎去，扎得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德明就睡在我旁边，打着轻微的鼾声。

我侧过身，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他的脸。这张脸我看了四十多年，从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到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那些皱纹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那些老年斑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我本应该一清二楚。可此刻我却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真看过这张脸。

他瘦了太多了。

年轻的时候，德明在矿上，虽然工作苦，但身体壮实，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膀大腰圆的，往那一站跟座铁塔似的。那时候我跟他吵架吵急了，会拿拳头捶他的胸口，捶上去硬邦邦的，像捶在石头上，疼的是我的手。

现在呢？他的颧骨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下巴尖尖的，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垮垮地耷拉着，跟脖子里套了个游泳圈似的。我看他被窝里露出来的手腕，细得跟小孩儿似的，骨头节子比腕子还粗。

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我知道人老了都会瘦，都会垮，都会一天不如一天。可德明这瘦得太快了，太快了，快得我心里发慌。去年体检的时候，他的体重还有一百三十多斤，今年我看他那个样子，估计也就一百一十斤出头。一年掉了二十多斤肉，这哪是正常的衰老能做到的？

他一定很累。

可他不说。

他从来不说。四十多年了，他从矿上回来从来不跟我说井下有多危险多辛苦，胃疼得直不起腰来也不跟我说要去看医生，他妈把他折腾成这样他也不跟我说到底有多难。他把所有的苦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在我面前永远是那副“没事没事”“我能行我能行”的样子。

我以前觉得这是他的优点，不爱抱怨，不爱诉苦，不给我添麻烦。可现在我觉得这是他的缺点，而且是天大的缺点。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怎么帮他？他怎么就不明白，夫妻是一体的，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他的苦也是我的苦？

我想起结婚的时候，我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嫁人嫁人，嫁的就是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王德明知冷知热吗？

他知道。

他知道给我盖被子，知道给我盛饭，知道在我生日的时候买我喜欢吃的水果。他知道很多很多的小事，可他不知道，或者说他假装不知道，我最需要的不是什么盖不盖被子盛不盛饭，而是他把我当成最亲近的人，把那些他不愿意跟别人说的话，跟我说一说。

哪怕只是说一句“桂香，我好累”，我都能觉得我们是一条心。

可是他不说。

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一阵响声惊醒，猛地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了。我侧头一看，德明不在床上了。

我赶紧起来，到厨房一看，灶台是凉的，碗筷是干的，没有热过的馒头，没有煮过的稀饭。厨房里安安静静的，好像今天早上根本没有人来过一样。

我的心咯噔一下。

德明每天雷打不动五点半起床，今天怎么没动静？他已经走了？连早饭都没吃就走了？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掏出手机给德明打电话，响了五六声没人接。我又打，还是没人接。我打了第三遍，电话终于接通了，那头传来德明的声音，但是很远很模糊，像是把手机放在一边没拿在手里。

“德明？德明你听得到吗？”我喊了几声。

那头没有回应，隐约能听到德明在跟谁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妈你把药吃了……不行……你得吃药……这都第三天了……”

第三天吃药？

什么药？婆婆生病了？吃了三天的药？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婆婆生病了，德明三天前就知道了？他一个字都没跟我说？他自己一个人在扛？

我又喊了几声，电话那头还是没反应，估计是他不小心碰到了接听键，根本没听到我在说话。我挂了电话，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换了一身衣服，洗了把脸，把头发拢了拢，出门去了。

我没有直接去老宅子，而是先去了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的刘大夫跟我们很熟，我问他老年人得病应该吃什么药，怎么护理，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刘大夫跟我详细说了，我还让他开了几样常用的药，装在包里，然后才往老宅子赶。

到大门口的时候，院门是虚掩着的，没锁。

我推门进去，院子里很静，阳光照在水泥地上白花花的。堂屋的门开着，我就直接走了进去。还没到西屋门口，我就听到了德明的声音。

他在哭。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好像怕被别人听到的啜泣声。一个六十八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但又不是孩子那种肆无忌惮的哭法，而是拼命忍着、忍又忍不住的那种哭法。

我的心像被人揪住了一样疼。

我站在西屋门口，掀开门帘往里看了一眼，那幅画面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德明跪在床前的地上，趴在床沿上，脸埋在胳膊里，整个身体一抽一抽地在发抖。床上，婆婆半躺半靠在被子上，手在德明的头上摸来摸去，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

我一直以为婆婆连德明都认不得了，可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却那么安详，那么温柔，浑浊的眼睛里好像还有一点点亮光。她的手在德明的头上慢慢地梳着，像年轻时候给儿子梳头那样，一下一下的，慢极了。

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一道，正好照在婆婆的手上。那双手满是老年斑，骨节粗大变形，指甲又厚又黄，可就是那双手，在德明的头上轻轻地、慢慢地抚摸着。

我站在门口，泪水模糊了视线。

德明听到动静，猛地抬起头来，看见是我，愣住了。他的眼睛又红又肿，脸上全是泪痕，鼻涕糊了一脸，整个人狼狈得不像样子。

“你……你咋来了？”他赶紧用袖子擦脸，“我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嘛……”

我没说话，走进去，在他旁边蹲下来。

我伸手去摸了摸婆婆的手，婆婆的手冰凉冰凉的，指节硬得像树枝。她看了看我，眼睛里还是那股茫然的劲儿，但比那天好一些，至少没有推开我。

“妈怎么了？”我问德明。

德明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感冒了，发烧，三天了，我给她吃了退烧药，烧退了又烧，反反复复的，昨天晚上烧到三十九度多……”

“你为啥不早跟我说？”

“跟你说又有啥用，你又不是大夫，还不是跟着瞎着急。”

“那你为啥不送医院？”

“她不肯去，上次送医院，她在急诊室闹了一整夜，把留置针都拔了，手上全是血，我看着……看着心疼……”

德明说到这里，声音又哽咽了。他把脸别到一边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表情，可他的肩膀又开始抖了，抖得那么厉害，捂都捂不住。

我看着他，心里头的滋味一言难尽。我想骂他，想骂他不跟我商量，想把所有的委屈和担忧都吼出来。可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不想跟我说，他是舍不得让我也跟着操心。

这个男人，一辈子都是这样。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把包里的药拿出来放到桌上。然后我撸起袖子，开始干活。

我把被子抱出去晒，把窗帘拉开，把窗户打开通风，把床单换下来泡在盆里，把地扫了一遍又拖了一遍，把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瓶和碗筷收拾干净，把灶台擦了一遍，把碗全洗了，把暖水壶灌满开水，把婆婆的脏衣服收了一大包，准备带回去洗。

德明在旁边愣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追在我屁股后头一个劲地说：你别忙了，你别累着了，你歇着，我来弄。

我没搭理他，继续干我的活。

等我干完了这些，又去厨房熬了一锅小米粥。德明熬的粥太稀了，稀得跟米汤似的，没营养。我熬得稠稠的，还放了几个红枣，又蒸了一碗鸡蛋羹。

德明端着粥去喂婆婆，婆婆这回倒是配合，一口一口地吃完了。我喂的鸡蛋羹，她也吃了大半碗。

德明看着婆婆吃东西，眼眶又红了。

吃完了，婆婆精神好了一些，靠在被子上，眼睛半睁半闭的。我给她把被子掖好，又把屋子里的东西归置了一遍。

干完这些，已经到中午了。我拉着德明坐在院子里的太阳底下，给他倒了杯水。

“跟我说说吧，”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德明端着搪瓷缸子，低着头，好半天没说话。

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白得晃眼。他的头发今年白得特别快，以前还是花白的，现在就剩后脑勺那一片是灰的了，前面跟顶了一层雪似的。

“没啥好说的，”他闷声道，“就是伺候老娘呗。”

“你看看你瘦成啥样了，”我说，“你看看你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自己吗？”

德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心疼我自己，谁心疼她？”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口上。

是啊，德明不心疼自己，谁来心疼他妈？德芳每个月来一两次，把老太太弄得干干净净的，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今天陪妈妈晒太阳”，就完事了，好像她的孝心就尽到了。儿媳妇就更不用说了，我倒是想去伺候，可德明不让，我也不想惹婆婆生气。

这世上，就剩下德明一个人，在撑着他妈最后这几年的日子。

“我也心疼她，”我说，“她是我婆婆，也是我半个妈，我也心疼。你不能一个人扛着，我跟你一起扛。”

德明摇摇头：“你扛不了，她……她太难伺候了，你不懂。”

“那你教我。”

“我没法教，她……”德明张了几次嘴，好像在找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妈，但最后只挤出一句话来，“她脑子不清楚，你跟她说不通，她骂人骂得难听，她打人也疼。你心软，你受不住的。”

我心软？

我刘桂香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多年，三班倒，噪音大得耳朵快聋了，车间主任骂人比骂孙子还难听，我要是心软，我能干三十年？

我突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在德明眼里，我好像还是四十多年前那个扎着辫子、一说话就脸红的姑娘。他把我保护了一辈子，到现在了还不肯放手。

“王德明，”我正色道，“你听我说。你六十八了，我六十五了，咱们都不年轻了。你要是把自己累垮了，谁管你？谁管咱妈？你倒了，我也就垮了。这个家就完了，你明白吗？”

德明没说话，端着搪瓷缸子的手在发抖。

“从明天开始，”我说，“我跟你一起来。”

“可是——”

“没有可是。你再说一个可是，我今天就在这儿住下来不走了。”

德明看着我的表情，大概是从我脸上看到了四十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坚决，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低下头去，双手捧着搪瓷缸子，一口一口地喝水。

我看他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搪瓷缸子里，在热水面上砸出小小的涟漪。

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真的跟德明一起去了。

每天早晨五点半，两个人一起起床，一起做饭，一起吃早饭，然后一起骑车去老宅子。他在前面骑车，我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他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去赶集，去看电影，去他矿上的宿舍。

那时候多好啊，他有的是力气，骑车骑得飞快，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我就在后面喊他慢点慢点，他哈哈笑着，骑得更快了。

现在的他骑车骑得很慢，慢到路上的三轮车都要超他的车。他的手也不再有力气，棉袄的袖子里伸出来的那截手腕细得让人心疼。风吹在我的脸上，我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怎么的，眼泪就那么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我赶紧把脸埋在他后背上，不让他看到。

到了老宅子，我负责给婆婆洗脸、喂饭、换衣服，德明负责洗衣服、打扫卫生、烧水。婆婆有时候配合，有时候不配合，不配合的时候她会使劲推我，推开，推开，嘴里喊着“你是谁你走”，有两次指甲还划破了我的手背。

换衣服的时候是最难的。婆婆的身体僵得很，胳膊腿都不大好弯，给她换一件内衣都得折腾半天，她会挣扎，会喊叫，会骂人，有几次我好不容易把她的脏衣服脱下来，她就光着上半身不肯让我穿干净的，把我的胳膊抓得一道一道的血印子。

德明在外面听到动静，推门进来，看到满地的衣服和我手上的血印子，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赶紧过来帮我按住婆婆的手，低声哄她：“妈，别闹了，穿衣服，穿上就不冷了。”

婆婆的力气大得吓人，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劲，挣扎起来我跟德明两个人都摁不住她。最后是她自己折腾累了，才肯让我把衣服穿上。

穿好了衣服，婆婆靠在被子上喘息，德明帮我清理手上的伤口，一边清理一边掉眼泪，说：“我说了不让你来，你非要来，你看着了吧？你就受这罪吧。”

我抽回手，瞪了他一眼：“伤在我手上，你哭什么？一个男人，动不动就掉眼泪，像什么样子？”

德明把脸转过去，小声说：“我没哭。”

嘴硬了一辈子，到老了还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婆婆的了解也越来越深。

说实话，婆婆这个人确实不好伺候。她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厉害角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大嗓门”，跟谁说话都跟吵架似的，左邻右舍没有不怕她的。公公活着的时候，公公的工资全在她手里攥着，公公连一根烟钱都要向她申请。德明他们姐弟仨小时候没少挨她的打，德明到现在脑袋上还有一个疤，是婆婆用笤帚疙瘩砸的。

德芳有一次来老宅子，看到我在给婆婆洗脚，阴阳怪气地说了句：“嫂子真是圣人呢，我妈当年那么对你，你现在还能给她洗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她说的我不爱听，但也没说错。

婆婆当年确实没少给我气受。我是农村姑娘，嫁到王家的时候，八字跟婆婆犯冲，从进门那天起就没给过我好脸色。嫌我是农村户口——她忘了自己也是农村户口；嫌我不会做饭——我做的饭她儿子孙子都吃得挺好；嫌我不会生儿子——我生了大儿子之后，她又嫌不会生闺女给她的心肝女儿作伴，反正我怎么做都不对。

最让我难受的是坐月子那回。我生大儿子的时候大出血，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从医院回来还没出月子，她就让我下地干活，说不干就没饭吃。德明在矿上，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根本不知道这些事。等我出了月子瘦了二十多斤，德明回来看到吓了一跳，问咋回事，我说没啥，胃口不好。

我那时候也傻，觉得当媳妇的被婆婆欺负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我妈。咬咬牙就过去了，忍忍就过去了，实在忍不住了就躲被窝里哭一场，第二天起来该干啥干啥。

后来分家单过了，日子虽然苦，但好歹婆婆管不着我了，心情才慢慢好起来。再后来德明升了班长，工资涨了，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婆婆对我的态度也渐渐好了很多，但那是因为她老了，没力气折腾了，不是因为真心接纳了我。

我曾经以为我早就把这些事放下了，毕竟都过去几十年了。可当我站在婆婆的床前，握着她那双曾经无数次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现在却已经枯瘦如柴的手，我心里头还是翻腾了好久。

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心甘情愿地伺候她。

那个理由，叫王德明。

我爱这个男人，所以我要帮他。不管这个女人曾经对我做过什么，她都是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他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人。我要帮她，不是为了她，是为了他。

我想通了这件事之后，心里豁然开朗。不再纠结了，不再委屈了，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一笔勾销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我老伴儿的重担分一半过来，让他喘口气，让他歇一歇。

我和德明开始了分工合作的生活。

早晨我来做饭，他打下手。到了老宅子，我负责婆婆的吃喝拉撒，他负责洗洗涮涮和收拾屋子。中午一起回来，下午再去，晚上一起回来。

德明的精神好了很多。有人分担了，他不用一个人扛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他整个人都轻松了，甚至连食欲都好了些，以前一顿饭吃半碗饭就撂筷子，现在能吃一碗了。

我们之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以前我们俩坐在饭桌前各吃各的，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吃完了他看电视我刷手机，一晚上说不上三句话。现在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跟我说今天婆婆吃了多少饭，精神怎么样，有没有闹脾气。我也跟他说今天洗了多少衣服，拖了几遍地，换了多少次床单。

我们像是在一起做一件大事的战友，有商有量的，有分工有合作，话多了，心也近了。

有一天晚上，我洗完了澡出来，看见德明坐在阳台上发呆。秋天的夜风吹着他的白发，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又很遥远，好像在看着很远的地方。

我搬了把椅子坐到他旁边，问他咋了。

他说没咋，就是想起来小时候的事。

我说啥事。

他说，他六岁那年冬天发高烧，烧得说胡话，他妈背着他走了十几里路去镇上的卫生院。那时候雪下得很大，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他妈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背着他走了两个多小时，脚上的冻疮都磨破了，血把鞋都染红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一边走一边哭，说‘德明你别吓妈，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妈也不活了’。”德明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哑。

我握住他的手，没说话。

他说：“她以前对我真好的，我小时候她对我可好了……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她就变成后来的样子了，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长大了吧，也许是日子太难了吧……”

他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月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滑下来。

我也没再说话，就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安安静静地陪着他。

第三章

然而，伺候婆婆这件事，远比我想象的更加复杂。

婆婆的病情在德明瞒着我的那三天里其实就已经恶化了。感冒引发了她肺部的老毛病，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咳嗽也越来越厉害，有时候咳得上气不接下气，脸憋得通红，好像随时都会断气一样。

德明还是不愿意送医院。

我跟他吵了一架，吵得很凶，是这些年来最凶的一次。

我说王德明，你是想要你妈的命吗？她都咳成这样了你还不送医院？你没长心吗？

德明红着眼睛吼回来：你知道上次送医院她有多惨吗？她一个劲地哭，一个劲地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护士给她扎针她把手都咬破了，她都不认得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那也不比死了强！我也吼回去了，你要是看着她死在家里头，你能心安一辈子？

德明被我吼得愣住了，站在那里，嘴巴一张一合的，像个挨了骂的小孩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以后，两个担架员把婆婆抬上车，德明也跟着上了车，我骑电动车跟在后面。到了医院，急诊室的医生一看婆婆这个情况，当时就开了住院单。

婆婆在呼吸内科住了十天的院。

这十天，是我和德明这辈子最难熬的十天。

白天我在医院守着，德明回去做饭拿东西，晚上换他守夜，我回家休息。但说是休息，其实根本睡不踏实，心里头老是悬着一块大石头，翻来覆去地想着医院的事，生怕手机突然响了。

婆婆住院期间，德芳来看了两次。

第一次来，提着个果篮，在病房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手机响了三次，接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最后说学校有事，匆匆忙忙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嫂子辛苦了，态度还挺诚恳的，我心里那点不痛快也就散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运气不好，正赶上婆婆闹脾气。

婆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特别不配合。护士来给她挂水，她一把把人家的托盘打翻了，针头药瓶滚了一地。我赶紧过去按住她的手，她反过来就咬了我一口，正好咬在我左手虎口那个位置，疼得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德明正在卫生间洗毛巾，听到动静赶紧跑出来，把婆婆的手掰开。他掰得很小心，怕弄疼了她，可婆婆咬得太紧了，掰了好几下才掰开。

我低头一看，伤口不浅，血顺着手掌往下淌，滴在白色床单上，触目惊心。

德芳就站在病房门口，手里还拿着刚从楼下买的矿泉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几秒钟后，她二话不说，转身走了。

连一句“嫂子你没事吧”都没问。

德明追出去，我不知道他跟德芳说了什么，只知道他回来以后脸色很难看，什么都没跟我说，默默地拿过我的手，一边替我擦血一边掉眼泪。

我说你别哭了你一个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像什么话，我想笑一下安慰他，结果嘴角一扯，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咬着嘴唇忍着不哭这种事，到了六十多岁就真的做不到了。身体的任何反应都比年轻时来得直接，疼就是疼，哭就是哭，根本忍不住。

隔壁床的老太太看着我们老两口抱头痛哭的样子，叹了口气，把她的纸巾盒递了过来。

住了十天院，婆婆的病情终于稳定了。医生说回去以后要注意保暖，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还叮嘱了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

我把这些都一一记在本子上，生怕忘了。

出院那天，我收拾好东西，等着德明办完手续来接我们。婆婆坐在轮椅上，精神好多了，眼睛也比以前亮了一些。她看看我，又看看窗外，忽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桂香。”

我吓了一跳，转过头去看她，以为听错了。因为从我来伺候她到现在，她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她要么不搭理我，要么骂我是“坏人”。

“桂香，”她又叫了一声，声音含混却清晰，“我咬的你？”

我愣了愣，点点头，把手伸过去给她看。虎口上的伤已经结痂了，但还能看出牙印来，青紫青紫的一圈，看着挺唬人的。

婆婆看着我的伤口，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滚出了泪珠。她颤巍巍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虎口，摸得很轻很轻，好像怕弄疼了我。

“疼不？”她问。

我说不疼了，早就不疼了。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出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桂香，”她说，“我这些年，对不起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快得我来不及擦，啪嗒啪嗒地掉在她手背上。

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脑子时好时坏的，有时候连自己儿子都不认识。可这一刻，她清清楚楚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清清楚楚地说出了“对不起”这三个字。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清醒了，还是临时的回光返照。

但不管是哪一种，我都觉得，我这些日子的辛苦，值了。

出院回家的路上，德明骑着电动车，我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膝盖上放着从医院拿回来的大包小包。婆婆坐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德明的两腿之间，靠在他腿上，乖乖地一动不动的。

我还从来没见她这么乖过。

风吹着我们三个人的白发，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村道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德明在前面小心地骑着车，时不时低头看一眼婆婆，确认她坐得稳不稳。

我把脸贴在德明的后背上，闭上眼睛。

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骑着自行车，前面大梁上坐着大儿子，我坐在后面搂着他的腰，风吹着我们，阳光照着我们，树叶哗啦哗啦地响。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大儿子已经当爹了，我们的黑发都变成了白头。可我们还在路上，还在风里，还在阳光里，还像当年一样，紧紧地靠着彼此。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回到老宅子以后，婆婆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能吃能睡，精神头也足了。虽然没有再像在医院那样叫我的名字说过什么清醒的话，但似乎隐隐约约地记得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看到我就推我、骂我了。

我把老宅子彻底改造了一遍。

原来的窗户上糊的旧报纸全撕了，换了新的窗帘。床单被褥全部换新，垫了好几层褥子让婆婆躺着更舒服。屋里买了电暖气，冬天不会冷。还给婆婆买了一辆新轮椅，天气好的时候推她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德明看着我忙前忙后，一开始还拦着，说别花那些冤枉钱了，老太太都用不了几天了。

我瞪了他一眼：你这话啥意思？嫌你妈活太长了？

德明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站在那儿吭哧了半天，最后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心疼钱。

我心疼钱，我更心疼你。我说。

德明又红了眼眶。

我发现自从我开始伺候婆婆以后，德明的眼眶就变得特别浅，动不动就红了，动不动就湿了。以前那个硬邦邦的、一年到头也流不出一滴泪的男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留下来的这个人，脆弱得像一张纸，稍微一碰就要破。

也许不是他变了，而是他以前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心里，从来不让我看到。现在他藏不住了，也不想藏了。

秋天快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家里所有人的看法。

那天下午，德芳又来老宅子了。她到的时候我正在给婆婆擦身子，婆婆身上有味，就算天天擦还是有味，这种味是渗进皮肤里的，洗不掉，只能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养好。

德芳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来，转身去找德明。兄弟姐们在院子里说话，声音不高不低，隔着门我能听到个大概。

德芳说：哥，你这么下去不行的，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嫂子也六十多了，你们俩伺候一个九十多的老人，早晚得出事。我看还是送养老院吧，我有个同事的妈就送的那个什么夕阳红养老院，条件不错的，一个月三千多，三个子女平摊，也花不了多少钱。

德明没吭声。

德芳又说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送养老院，那就换个方式——请个护工也行啊，那个钱我和姐出一半，你和嫂子出一半，大家都轻松一点。

德明还是没吭声。

德芳有点急了：哥你到底咋想的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不能一个人扛着，你也不年轻了知不知道？

我听德明长叹了一口气，声音闷闷的，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

他说：德芳，你说这些我都想过。养老院我们不是没试过，上次送的那个，妈住了一个礼拜，瘦了十几斤，回来以后再也不肯出门了，看到车就害怕。你觉得妈送去养老院能活多久？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德芳不说话了。

德明又说：请护工你知道请一个多少钱？一个月五六千起，这还是简单照顾的，像妈这种情况，要价更高。咱家就那几个退休金，请了护工，我和你嫂子喝西北风去？

德芳说：我不是说了我和姐出一半嘛。

德明笑了，那笑声里带着说不出的嘲讽：你出一半？你上个月来了一趟，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姐更不用说，一年到头回来一次，打电话都没超过五分钟。你们出钱，你们出多少钱能买来你们当儿女的该尽的那份心？

这话说得重了。

院子里安静了至少有十几秒钟，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然后德芳的声音响了起来，带着明显的怒意：

哥你这叫什么话？我怎么就没尽心了？我每次来都买东西，我还托人给妈买药，我做的这些你看不见是不是？我上有老下有小，学校那边一天到晚一堆烂事，我哪来的时间天天往这儿跑？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退休了没事干？

这句话像一把刀，狠狠地扎进了德明的心里。

没事干？王德明退休了没事干？他六十八岁的人了，天天起早贪黑地伺候老娘，在德芳嘴里成了“没事干”？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气得浑身发抖，手里的毛巾攥得死紧，指甲掐进肉里都没觉得疼。

我等着德明发火。

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句话绝对会让他暴跳如雷。可我等了半天，院子里一直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实在忍不住了，把毛巾往盆里一扔，推门出去了。

院子里，德明坐在那把破旧的竹椅上，低着头，花白的头发被秋风吹得一翘一翘的。德芳站在他面前，手里还拎着她那个名牌包，脸红红的，嘴张着还没合上。

“德芳，”我走过去，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你刚才说啥？你哥退休了没事干？”

德芳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突然出来：嫂子，我没那个意思——

“你哥每天五点半起来，骑车七八里路过来，给你妈洗脸、喂饭、擦身子、洗衣服、收拾屋子，一天两趟，风雨无阻，你们呢？你们干啥了？”

我的声音越来越大，眼泪噼里啪啦地往下掉，可我控制不住。

“你那个姐姐就不说了，一年到头面都见不着。就说你，你在县城，开个车过来不到半个小时，你一个月能来几回？你来了就拎个果篮，拍几张照片往朋友圈一发，配个文‘陪妈妈的真好’，你的孝心就算尽到了？你妈屎拉在裤子上的时候你在哪？你妈半夜不睡觉吵着要回家的时候你在哪？你妈把留置针拔了满手是血的时候你又在哪？”

德芳被我骂得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你哥天天伺候你妈，伺候成啥样你也看见了。他瘦了二十多斤，腰都直不起来，一天到晚身上不是屎就是尿，他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不敢穿，因为他穿啥都能弄脏。你说他退休了没事干？你倒是说说，啥叫有事干？你那个班上完了回去跳广场舞打麻将叫有事干？你哥伺候老娘叫没事干？”

我喘了口气，擦了把眼泪，声音已经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了。

“德芳，我也不跟你讲啥大道理，我就问你一句，要是换了是你，你老公的姐姐妹妹跑来跟你老公说你退休了没事干，你啥心情？你心里头舒不舒服？”

德芳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苗，摇摇晃晃的。

德明从竹椅上站起来，拉了拉我的手：好了桂香，别说了，德芳她没有恶意。

我甩开他的手，又瞪了德芳一眼，转身回屋里去了。

进了屋，我看到婆婆靠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听没听懂外面的争吵，但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心疼，又像是难过，还像是歉疚。

她张了张嘴，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走过去蹲下来，把耳朵凑到她嘴边，听到她用那种几乎只有气音的声调说：

“别骂了，德芳……德芳是好的。”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脑子不清楚，连自己儿子都认不全，可还在护着自己的女儿。

这就是当妈的。

我擦了擦眼泪，握住婆婆的手，哑着嗓子说：妈，我没骂她，我就是……我就是心疼德明。

婆婆看着我的眼睛，浑浊的目光里忽然有了一丝亮光。她很慢很慢地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德芳走的时候，到屋里来看了一眼婆婆。她坐在床边，握着婆婆的手，沉默了很久，忽然泣不成声。

她哭得那么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婆婆的枕头上，打湿了一片。

婆婆伸出手，颤巍巍地帮德芳擦眼泪，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话，大概的意思是别哭别哭。

德芳哭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她擦了擦脸，站起来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哆嗦着说：

嫂子，对不起，哥说得对，我这个做女儿的，确实没有尽到心。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说，你没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你妈和你哥。

德芳咬着嘴唇，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和德明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秋天的夜晚凉意很重，天上有好多星星，亮晶晶的，像是撒了一把碎银子。德明把棉袄脱下来披在我身上，我没推辞，吸了吸鼻子，往他那边靠了靠。

“你今天发那么大的火干啥？”德明说，语气里没有责备，就是平平淡淡的，“德芳她也是好意。”

“好意？”我忍不住又上火了，“她说你退休了没事干，这叫好意？你怎么就不知道生气呢？你是不是没长心？”

德明沉默了一瞬，低声说：“她说的也没错，我退休了确实是没事干，伺候老娘就是……老娘的命就剩那么几年了，我再不伺候，就没机会了。”

他顿了顿，又说：“德芳她不是不孝，她是有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因为她过得比我好就怨她。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不公平的事，当儿子的多干点呗，又不是干不了。”

我的眼泪又涌了上来。

这个男人，说我心软，他自己才是天底下心最软的那个人。他被妹妹说得那么难听，不生气；他被老娘折腾得不成人样，不抱怨；他一个人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撑了一年多，不喊一声苦。他这辈子，唯一的毛病，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把所有的笑都留给别人。

“德明，”我说，“你以后不能再一个人扛着了，有啥事你得跟我说，听见没有？”

德明没吭声。

“听见没有？”我又问了一遍。

“听见了，”他说，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头顶的星星，“听见了。”

第四章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平淡里夹杂着酸甜苦辣，像一碗老火汤，熬得久了，味道自然就出来了。

婆婆的状态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认出德明来，也能认出我来，叫一声“德明”或者“桂香”，声音虽然含混，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这种时候德明的眼睛就会亮起来，跟过年放烟花似的，一下子就灿烂了。

坏的时候，她谁也不认识，看谁都像坏人，会喊会叫会骂人，力气还大得吓人，我跟德明两个人有时候都按不住她。

但她再也没有咬过我。

也许是真的记住了那一天，也许只是巧合。我不想去揣测一个九十多岁老太太的心思，我只知道，她现在让我给她擦身子的时候不躲了，我喂她吃饭的时候她会张嘴了，我给她换衣服的时候她会配合着抬胳膊了。

这些细小得不能再细小的变化，对别人来说可能微不足道，可对我来说，老天爷的恩赐也不过如此了。

有一天傍晚，我推着轮椅带婆婆在村口的小路上散步。秋天的晚霞红得像火烧云，把半边天都染成了绛紫色。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在路边的大槐树下乘凉，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聊天，热闹得很。

有人看到我推着婆婆走过来，笑着打招呼：桂香啊，又推着你婆婆出来溜达啊？这媳妇当得，啧啧，比闺女还亲。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可是有一个人不乐意了。是村里那个有名的长舌妇，姓赵，人称赵大嘴。她靠在槐树底下，嗑着瓜子，阴阳怪气地说：

哟，可不是比闺女还亲嘛，闺女早就跑没影了，就剩儿子儿媳妇在这儿挨累。要我说啊，这老太太也真是的，当年对这个儿媳妇又是打又是骂的，现在人家还能这么伺候她，那可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呢。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脚步顿了顿，心里头翻了一下，但没接茬。推着婆婆继续往前走，假装没听见。

可德明不知道怎么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第二天跟我说：以后别推妈出去了，就在院子里晒晒就行了。

我说咋了？

他说：外头的人嘴碎，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你听了心里不舒服，我妈要是听明白了也难受。

我说人家说的又没错，我难受啥？再说了，你妈现在这样，她能听明白个啥？

德明不说话了，但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还是不乐意。

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听到那些闲言碎语。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我受委屈。可他想不明白，当媳妇的伺候婆婆，天经地义，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再说了，他现在不让我推妈出去，那些闲言碎语就不是闲言碎语了吗？在背后该说还是会说。

我不想跟他吵，也就顺着他的意思，以后都在院子里散步。婆婆也没意见，院子里晒着太阳，晒得身上暖洋洋的，她半眯着眼睛靠在轮椅上，有时候会轻轻地哼两句歌，曲不成曲，调不成调的，也不知道哼的是啥。

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听她哼歌，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还挺值的。

转眼到了冬天。

老宅子没有暖气，买了个电暖器放在婆婆屋里，日夜开着，倒也不至于太冷。但德明不放心，每天晚上都要跑过来一趟，给婆婆换一床更厚的被子，把电暖器调到合适的温度，再摸摸婆婆的手脚，确认是暖和的，才肯走。

我说你白天跑来跑去还不够，大晚上的你还跑啥？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晚上还是照跑不误。

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路面上结了一层冰，滑得很。我睡到半夜忽然醒了，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摸，德明不在。

我的心猛地一跳，掏出手机一看，凌晨一点二十。

我给他打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信号不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说：我在……妈这儿……她……咳嗽……

后面的话就听不清了，然后电话就断了。

我再打过去，打不通，提示不在服务区。我连续拨了十几遍，都是这个提示。我的心像掉进了冰窖里，整个人都凉了。

外面下着大雪，路上全是冰，德明那么大年纪了，骑车去找他也不是，等着也不是。我急得在家里团团转，最后实在坐不住了，穿上棉袄，围上围巾，准备出门。

刚走到门口，手机响了。

是德明。

“你咋跑出去了？”他的声音有点喘，“我刚到楼下，看到你灯亮了，你别出来了，外头冷，我上来了。”

两分钟后，门开了。

德明满身是雪，头发白了，眉毛白了，肩膀上的雪都快有手指那么厚了。他的脸冻得通红，嘴唇发紫，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在外面站了一下，鞋子上的雪化了一地。

我赶紧把他拉进来，把大衣上的雪拍干净，又拿毛巾给他擦脸。他的脸冰凉冰凉的，像块冷石头，我用手捂住他的脸，好半天才感觉到一丝热气。

“你疯了吧？大半夜的往外跑？路上全是冰你不怕摔了？你要摔了怎么办？你让我一个人咋办？”我一边给他擦脸一边骂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德明没吭声，坐在沙发上喘了好一会儿，才把保温桶放到桌上。

“妈晚上咳嗽得厉害，我给她熬了点姜汤送过去，”他说，“她喝了就好了，已经睡了。”

“你就不能打个电话让我去？”我吼他。

“你不是睡了吗？我不想吵醒你。”

“你半夜跑出去就不吵醒我了？我醒来看你不在，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德明低着头，像个挨训的小孩子一样，闷闷地说了一句：“下次不跑了。”

“你说过多少遍下次不跑了？你哪次算数？”

德明不说话了。

我看他那个样子，又气又心疼，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转身去厨房给他热了杯牛奶端过来，他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喝着，喝着喝着忽然停了一下，抹了把眼睛。

我把牛奶拿过来放桌上，坐到他旁边，伸手搂住了他的肩膀。

这个动作我在四十多年前做过无数遍，那时候他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搂他的肩膀需要把手举得高高的。可现在他瘦成这样，我随随便便一伸手就能搂住他，肩膀上全是骨头，硌手。

“德明，”我说，“你听我说。咱们都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你得答应我，照顾好自己。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妈怎么办？”

德明没说话，靠在我肩膀上，身体微微发抖。我不知道他是在哭，还是因为刚从外面回来还没暖和过来。

大概两者都有吧。

那个冬天好像特别长，又好像特别短。

之所以说长，是因为冬天的每一天都很煎熬。老宅子的水管冻住了，每天要提水过去。电暖器二十四小时开着，电量走得飞快，那个月的电费单子寄来的时候，我差点以为看错了。婆婆的腿脚在冬天更不好了，基本上只能在床上躺着，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和德明两个人轮班伺候，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之所以说短，是因为一家人在一起，时间过得特别快。德芳现在来得勤多了，每个周末都会来，有时候还会带着孙子一起来，让孙子陪太奶奶说话。虽然婆婆根本听不明白孩子在说什么，但看到小孩子，她的眼睛会亮，会笑，会伸出手来颤巍巍地摸孩子的脸。

德明的大姐王德英也回来了。

德英比德明大六岁，今年七十四了，身体也不太好，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一直在外地帮女儿带孩子。听说婆婆身体不好，专程坐火车赶了回来。

德英到的那天，天还下着雪。她在火车站打了辆车，一路颠簸到了老宅子。一进门，看到躺在床上的婆婆，七十四岁的人了，扑通就跪在了床跟前，哭得跟个小姑娘似的。

“妈，妈我回来了，妈你看看我，我是德英啊，你大闺女回来了。”

婆婆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咧嘴笑了。

“德英，”她说，清清楚楚地叫出了这个名字，“德英回来了。”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那天晚上，老宅子难得地热闹。德英住下了，德芳也住下了，加上我和德明，老老少少五个人，挤在那间小小的堂屋里，吃着德芳从县城带回来的饭菜，说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

德英说起德明小时候的事，说他五岁的时候掉进村口的池塘里，差点淹死，是婆婆跳下去把他捞上来的。婆婆那时候不会游泳，完全是凭着一股子劲儿在水里扑腾，最后两个人被路过的人救上来，婆婆喝了半肚子的水，在岸边吐了半天。

德英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说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妈活不成了，可第二天她就起来下地干活了，腿肿得跟水桶似的，她连吭都没吭一声。

德明听着，眼圈红红的，偷偷地拿手背擦了擦眼睛。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家人笑的笑哭的哭，忽然觉得，这就是家的意义吧。吵过，闹过，有隔阂，有心结，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会聚在一起，紧紧地靠着彼此。

冬去春来，天气渐渐暖和了。

婆婆的屋里换上了薄被子，窗户常开着通风，空气好多了，那股陈腐的味道也淡了很多。婆婆的气色比去年好了一些，脸上有了点血色，不像以前那样黄蜡蜡的了。

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晾床单，听到屋里传来婆婆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像是在跟谁说话。我以为是德明在里面，推门进去一看，德明不在，是婆婆一个人在自言自语。

“……德明他爹，你在那边好好的，别挂念我，我这边有人照顾着呢……儿媳妇对我好，桂香对我好，你就放心吧……”

她在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的公公说话。

我站在门口，听着她对着空气絮絮叨叨，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也许心里什么都明白，只是有时候脑子跟不上，说不出来，也记不住。可在她清醒的那些片刻里，她知道自己被爱着，被照顾着，被这个曾经被她百般挑剔的儿媳妇细致入微地照顾着。

这就够了。

那天晚上，德明刷完牙出来，忽然问我：“桂香，你说咱妈还能活多久？”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他会突然问这个。

我说，你别想那些没用的，咱妈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看她能活到一百岁。

德明苦笑了一下，说：“一百岁太远了，她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吧，我就是……我就是舍不得。”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带了点儿哽咽：“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呢？从小长大，成家立业，养儿育女，老了老了，伺候老娘，等老娘走了，咱们也快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我说，你咋突然想这些了？

他说：“今天妈跟你公公说话，我听到了。”

德明说到这里，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悲伤，有不舍，有感激，还有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桂香，”他说，“谢谢你。”

“谢我啥？”

“谢谢你陪着我伺候我妈。”

“你妈也是我妈，”我说，“说啥谢不谢的，见外了不是？”

德明摇摇头，认真地说：“我知道你以前受了她不少委屈，我现在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原谅她，谢谢你照顾她，谢谢你……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说不出来话了。

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四十二年了，这双手我握了四十二年了，从年轻握到老，从光滑握到粗糙，从有力握到无力。

可不管怎么握，都是一样的温度。

尾声

婆婆是在第二年的春天走的，走得很安详。

那天早晨，天气特别好，阳光暖融融的，院子里的桃树开了花，粉粉嫩嫩的，蜜蜂嗡嗡地在花间飞来飞去。德明推着婆婆到院子里晒太阳，我坐在旁边择菜。

婆婆忽然说了一句：“今天真好啊。”

我跟德明都愣住了。因为婆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说过一句完整清晰的话了。

德明赶紧蹲下来，握着婆婆的手，问：“妈，你说啥？”

婆婆看着满树的桃花，又看看德明，再看看我，浑浊的眼睛里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明和安详。

“桃花开了，”她说，“真好看。”

过了一阵，她又说：“德明，桂香，你们是好人。”

然后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微微地往旁边一歪，像是睡着了。

很轻，很轻，没有任何挣扎和痛苦，就像一片秋天的叶子，缓缓地从枝头飘落。

德明握着婆婆的手，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好久好久。后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转过身，走到墙角，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知道他在哭，但我没有过去安慰他。有些时候，有些悲伤，是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消化的。我能做的，就是站在原地，看着他，陪着，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来，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泪痕，鼻尖还挂着一滴晶莹的鼻涕。

“桂香，”他哑着嗓子说，“妈走了。”

我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

这个六十九岁的老人，这个一米七五的男人，这个我相伴了整整四十三年的丈夫，在我的怀里颤抖着，像个孩子一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搂着他的肩膀，拍着他的后背，像拍一个婴儿那样，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

“嗯，”我说，“我知道，她走了。”

“她再也回不来了。”

“嗯，回不来了。”

“我还想伺候她，我想再伺候她几年……”

“我知道，你想。”

我们就这样抱着，站在那棵开满桃花的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桃花瓣被风一吹，飘飘悠悠地落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落在我们的肩上，落在这个春天的泥土里。

婆婆的后事办得简单，遵照她的遗愿，埋在老宅子后面那块地里，跟公公合葬。村里的老人都说，这老太太有福气，死的时候干干净净的，脸上还带着笑，这是积了德了。

德芳和德英哭得不行，德芳抱着我说嫂子我对不起你，以前我不懂事，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我说都是过去的事了，别提了。

德明从头到尾都很平静，除了下葬的那一刻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从头到尾没有掉一滴眼泪。

我知道他不是不难过，而是把所有的难过都压在心底了。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等他一个人的时候，那些眼泪会自己流出来。

就像他在老宅子里的那些年一样。

婆婆走后，我和德明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

每天早上五点半，他还是会醒，醒了以后会发一会儿呆，然后掀开被子准备起床。可起了床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在屋子里转两圈，又坐回床边。

有一天他问我：桂香，我是不是该去老宅子那边了？

我说，妈已经走了，老宅子那边没人了。

德明愣了一下，低下头，沉默很久，然后轻轻地“哦”了一声，回床上躺下了。

那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

我急坏了，以为他生病了，赶紧打电话叫儿子回来。儿子从外地赶回来，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没什么大毛病，就是精神和情绪不太好。

医生私下跟我说，这叫什么“照料者综合征”，就是长期照顾老人的人，老人一旦去世，照顾者会失去生活的重心，陷入深深的空虚和失落，严重的甚至会抑郁。

我问医生怎么办。

医生说，多陪他，开导他，让他慢慢找到新的生活目标。

我照做了。

我不再让他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拉着他去跳广场舞，他虽然跳得笨手笨脚的，像只生了锈的机器人，但跟着扭一扭，出出汗，心情确实好了不少。我拉着他去逛菜市场，让他帮我挑菜、拎东西，让他感觉自己还有用。我还拉着他去旅游，去了一趟北京，看了天安门和长城，他站在长城上的时候，风吹着他的白发，他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德芳也经常来看他，带着好吃的来，陪他说说话，聊聊天，有时候还会把孙子带来，让他跟小孩子玩。看着孩子在地上跑来跑去，德明的眼睛里慢慢有了光。

慢慢地，德明好了起来。

他又开始笑了，又开始吃饭了，又开始跟我拌嘴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发呆，会突然沉默，会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老宅子的方向望很久，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努力地往前走。

有一天傍晚，我们并排坐在阳台上看日落，天边的云彩被染成了红色和紫色，好看得不像真的。

德明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

“桂香，”他说，“你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啥？”

我说，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人，”他说，“是身边的人。爹妈，兄弟姐妹，老伴，儿女。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日子。这些日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是啥？”我问他。

他看着远处那片红彤彤的晚霞，想了很久，说：“很多。小时候妈背着我上医院的雪天，咱们结婚那天，生大儿子的那天，儿子结婚那天，孙子上学那天……还有你陪我伺候妈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我心里头特别踏实，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在扛，有你跟我一起扛。”

他的声音被晚风带走了，飘飘荡荡地散在橘红色的霞光里。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终究还是没忍住，顺着脸颊淌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