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陈以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出版，456页，108.00元
从傅斯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说起
1920年，傅斯年到英国留学七个月后，在信件中因他遭遇的一件闹心事而向恩师兼挚友胡适倾诉：原本和他一起结伴留英、情谊深厚的同学俞平伯，到英国仅十几天就因为不适应而回国，傅斯年担心俞平伯得了精神疾病，专程追到法国马赛力劝他留下，然而俞平伯去意已决，傅斯年没有成功。此事令傅斯年颇为郁闷，毕竟俞平伯愿意去留学本身就是受他的鼓动，现在却是这种结果，此事使他内心极为难受。在傅斯年看来，俞平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做“大少爷”习惯了，这是平生第一次离家。二是误于国文，中毒太深，思想脱离真实世界。
不过，傅斯年接下来就向胡适说道，俞平伯选择回国也并非全然都是坏事，虽然“输入新知”已断，但是“整理国故”未绝，正好可以将精力放到胡适正在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在傅斯年看来，“整理国故”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是可以清理长久以来人们所中的国文先生的毒；二是“趁着这倒运的时期，同这一般倒运的人，或者还可以化成一种不磨灭的大事业”（《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12页）。
这些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为何在五四运动以后反而将目光放到“整理国故”上？“整理国故”运动又造就何种学术传统？
俞平伯
“整理国故”的理念与实践
相信读者读罢陈以爱的新著《整理国故：文化运动与考证学风》，自然就会对上述问题有清晰认识。该书延续作者一贯细致、绵密、清晰的写作风格，作者基于翔实丰富的材料，以“整理国故”运动为主轴，既为读者呈现一幅中西激荡下的民国学术图景，也为学术事实重建类的研究树立一种写作典范。
该书的启发意义首先是在方法论层面。学术史一般具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批评性，另一种是叙事性。前者注重对作品本身的价值进行评判或鉴赏；后者主要厘清基本事实和梳理学术思潮演变脉络。对作者而言，在中国近代学术史面貌还相当模糊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应该重建基本事实。基于这种考虑，作者爬梳大量史料，对比公开发表和私下记录的文献，利用文本来阐明语境，再用语境来解释文本，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希望能加深人们对学术思潮的内在演变机理的认知。同时，作者希望综合关于学者个人的研究与学术环境分析。前者侧重少数知识精英，以人物为核心，其问题则是夸大个别学者的影响力；后者重视外在文化机制，但容易低估个人对主流学风的相对独立乃至抗横性。作者希望融合这两种分析路径，既关注学术文化运动形成的外在环境，也深入剖析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既重视西学东渐后中学对西学所做的回应，同时发掘传统学术在现代中国的潜在影响。
依据上述方法论，作者首先提纲挈领地阐明时代思潮和学术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此使读者明晰这场运动的主旨。
“整理国故”运动承接的乃是新文化运动，二者在理念上并不存在矛盾。对这场运动的倡导者胡适而言，“整理国故”是为达到“再造文明”而对旧文化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手段，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不是要保存“国粹”或发扬“国光”，而是要以近代西方的精神和理念来重新评估中国旧有的学问，通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而革新民众的精神。至于这些学者对中国传统学问持有的乃是批判立场，为何不将全部力量放到“输入学理”，反而花费精力去“整理国故”，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改造传统，以西方近代文明为坐标，发掘传统中能够与西方衔接，而在过去却遭忽略、贬抑的部分，有助于构筑一套“新传统”。这种“重建传统”的工作乃是有意运用传统资源，减少中国知识界面对、迎纳西学时的心理阻力。同时，批判那些在传统中居于正统的部分，“化神奇为腐朽”，亦可解放人心。这两方面都指向一个目的——改造国人思想。
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使得思想趋新的学者在整理国故方面达成基本共识：白话文学被北洋政府以法令形式确立其地位，获得社会普遍承认，这使新文化阵营对国内思想界的形势普遍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们在认为旧派遭受沉重打击而无力再对新思潮反发起扑后，普遍显示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此前工作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要以“提高学术”作为努力的方向，而关于传统学问的研究，既是他们擅长的，也是最可能做出成绩的领域；欧战以后，欧美学者对中国文明产生浓厚兴趣，这启发学者开始重视自身的传统。总之，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有意将“思想革命”的工作由宣传引向学术研究层次，以历史研究的纵深，为现代中国文明的构筑提供一块沟通中西、连接古今的基石。
胡适
《整理国故》包括上、下两篇。“上篇”着重追踪整理国故这一学术理念的传播，阐明这场文化运动的形成、扩大、变调和退潮的全过程；“下篇”则以具体学术著作为例，分析整理国故派的学者们如何通过学术研究来达到改造国人思想的目的，展示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贯穿着两篇的核心线索，则是从中西学术理念的碰撞视角，透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上篇”写作带有明显文化史风格，文笔细腻。作者在这部分中主要梳理了这场运动的兴起和衰落过程，一方面关注倡导者的理念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何种由理解、误解、再诠释相混合的复杂情境，另一方面也着重剖析各种新发行的报刊、书籍、小册子，考察现代文化机制在这种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看来，“整理国故”能从理念和口号迅速转变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学术运动，言论界的相应和报刊杂志的配合起到重要作用，而在报章杂志的号召下，人们关于古书的态度发生诸多变化。然而，当这场运动于1920年代初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时，很快出现一系列乱象：一些出版商在逐利的驱使下，出版大量良莠不齐的国学丛书；实践中助长复兴国学的声势，模糊了“保存国粹”和“整理国故”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情形下，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内部的争论和反思，他们在“反对普及”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在五卅运动以后，政治社会氛围日趋激进，国学研究者往往被青年贴上“无用”和“腐败”的标签，所背负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场运动在全国已经无法起到带动思想潮流的作用，那些一度是时代弄潮儿的新文化派，在政治上成了批判的对象，青年人越来越被唯物史观、辩证哲学以及普罗文学类的书籍吸引，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下篇”更具思想史风格，启发思考。作者重点剖析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重要学术论著和争论背后的思想意蕴。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考证学风带来的深刻影响在于，它不仅塑造了一种求真精神，还深刻影响了民国学人的研究风格。比如，胡适在提倡“整理国故”时，原本强调的乃是用客观的精神和中立的态度来从事研究，但是在他的学术思想史论著中却走上重视发挥个人见解的进路，这就和发表于同时的重证据和言必求精确的考据之作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而在重实证的风气健盛之际，面对诸多批评，胡适则对早年义理和考据并重的治学风格做出调整，从而走上一条专重考据的道路。
其中颇为精彩的是第七章，作者以《水经注》案在民国的兴讼为例，深入剖析民国学术史上那些看似“纯学术”考据的背后上演的一幕幕思想论争的主戏，将这种争论置于民国学术史上的“新汉学”和“新宋学”的脉络中解释。作者敏锐地指出，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绵延日久的东西文化论战很少再像《新青年》和《学衡》对垒时期那样，为文纵论东西方文化接触问题，而是转移到严谨细致的考证中。但在满纸考证的背后，学者之间思想上的对立乃至交锋依然清晰可见。被称为“新汉学”的胡适阵营，多属或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者；而“新宋学”一方，则基本属于中国文化本位论者。“新汉学”一派虽盛言考据，但其领导者并未轻视义理，他们只是唾弃程朱理学，尊崇西方义理，而“新宋学”一派却不以考据自限，在推崇程朱义理的同时，坚持中国文化必能实现再造。二者在争论中也为如何构建现代中国文明提供可能方案。
该书写作具有明显的鲜活性和生动性，这和作者的求学经历有着重要关系。作者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其学术传统与文化世界始终与她保持着深切联系。民国时期的一众学人虽已远去，却又仿佛近在眼前。一言以蔽之，正是作者对历史对象所怀有的温情与敬意，使得该书读来格外富有温度。
钱穆在新亚书院讲课
当然，该书也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第一，事实重建固然重要，但若离开对学术成果本身的脉络、渊源的梳理，以及对这些成果的学术意义的总结，往往难使读者明晰这些学术事实的意义。因此，若能将学术事实的重建和对学术文本的深入分析有机结合，将明显有助于阐明前者的意义（在我看来，这种风格的学术思想史写作典范乃是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该书将考证和义理有机融合，并且同样探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问题）。比如，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重要成绩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和整理，这项工作被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誉为“国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胡适的这些考证具有何种意义，又塑造何种学术传统？由于作者无意于学术批评，因而很少深入讨论“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重要学术文本，这不免令人遗憾。
第二，考证学派能够成为民国学术主流，除时代思潮和代表性学者取得重要学术成绩之外，也和他们掌握大量学术资源有着重要关系。作者基本未涉及学术资源的控制如何塑造考证学风，似乎考证学风自然而然就在那里。事实上，除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外，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及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理念上也具有诸多一致性。尤其是，他们都掌握着重要大学的人事聘用、重要学术期刊与出版社的成果发表、课题项目审批以及留学机会等方面的权力。所有这些都直接关乎学者的现实生存，因而他们在塑造考证学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作者提到钱穆的经历，意在说明考据学在当时已成为衡量著作优劣的主要标准：只要在考据方面获得行内学者的认可，即便并不占有丰厚的学术资源，仍然能够在当时的北平学界立足。此事若换个角度来看，恰好证明正统学派的资源垄断能力：一位并没有什么学历和资源的“小镇青年”，只要他的学术成果（有机会）被这些垄断资源的“大咖”所认可，他的长篇论文《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仅能够在当时的著名期刊《燕京学报》上发表（由顾颉刚推荐），由此在顶尖大学任教（由顾颉刚和胡适推荐），从乡村小学教师和中学国文教师迅速跻身于中国核心学术圈。事实上，钱穆的这种经历对民国时期大量优秀青年学者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常以陈寅恪和钱穆为例，试图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并不重学历，而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事实上，当时社会对学历，尤其是留学经历的重视，同样极为普遍。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何炳棣到晚年都依然清晰记得，1926年冬天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他的父亲带他参观南开大学时，曾面容严肃地对他讲：“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此事对何炳棣影响深远（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第9页）。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钱穆后来迟迟未能获评“院士”，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他重视阐释和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风格，一直未获考证学派的认可。至于民国时期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资格的确定，胡适和傅斯年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想获得这类重要荣誉，得到他们的认可至关重要（《傅斯年全集》第七卷，349-350页）。
傅斯年
至于那些坚持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立场的左翼学者，更是无缘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大学任教，也不可能在当时重要期刊和出版社发表成果。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的那句经典名言：“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这既是对“整理国故”的嘲讽，又何尝不是当时的学术边缘者希望开拓一条新路以引领时代潮流的呐喊。
考证学派的内在纠葛
读完作者的这一研究，很容易让人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的长篇序言中对考证学派的批评。在他看来，此派治学缺乏系统，以科学的美名割裂史实，以活的人事换死的材料，这种学术往往既与现实无关，对现实也没有什么益处，其所崇尚的实证、客观不过是对先民的文化和精神的冷漠无情而已（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4页）。而钱穆所批评的科学派，主要指的就是胡适和傅斯年所代表的民国主流学术。然而，晚年的钱穆再回忆起北京的学术氛围，他更多流露出的则是一种怀念：“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钱穆：《八十亿双亲 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86页）钱穆态度的转变，除了心境和环境发生诸多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和如何认识学术求真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关系紧密相连。
从积极方面而言，考证学派鼓励人们潜心学问，以严谨认真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这种学风对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傅斯年在和胡适等人酝酿中研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反对将刘文典列入其中，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刘文典的学术贡献无法和余嘉锡等相提并论，其《庄子补正》错误颇多，学术成就未达到院士资格。他却将公开反对国民党的郭沫若列入考古及美术史组院士候选人名单，郭沫若在古文字研究和考古方面（而非将唯物史观应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重要成就获得考证学派的认可（《傅斯年全集》第七卷，346、349页）。如今来看，考证学派注重实证学风很容易理解，毕竟那种发挥个人见解和阐释的研究，判断标准更加模糊，争议性也更明显，而在秩序和伦理价值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构建确定性依据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人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
从消极方面而言，面对日本入侵和民族危机，考证学派的工作和社会现实脱离太远。傅斯年曾坦言，民族危难之际，自己只能坐在家中读古书，因此生出强烈的罪恶感；但他又意识到，除了读书治学，自己几乎别无所能，因为无法像年轻人那样拿起武器。正是这种内在纠葛，使他在生命最后十五年里基本放弃学术工作，转而从事各种行政事务（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85页）。面对国家危机，考证学派既无力引领思想潮流，其内部许多人也陷入了深重的自我怀疑之中。比如，安阳发掘的另一个参加者刘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国民党统治区秘密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尹达，这一举动象征着同过去彻底决裂。
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回望民国学界，考证学派的论著不断再版，关于民国学人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这固然体现了人们对以往时代环境给学术研究造成伤害的反思，以及对种种空谈风气的深刻检讨，但归根到底，它也印证了一点：唯有求真求实的学术研究，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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