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台北。夜深人静，陈敬生摸黑爬上了公寓楼顶。
风很大，吹得他衣角猎猎作响。他从破损的通风管道里拽出一个油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台改装过的微型电台。天线只有筷子粗，发报键被磨得发亮。这是他潜伏台北的第七年，也是他用这台电台发送情报的第七年。
七年来，他从未失手。
每次发报不超过十分钟，从不固定时间，从不重复频率。他把信号压到最低，混在夜间的杂波里，像一滴水落入大海。
今晚，他必须发报。因为大陆那边在等一个消息——关于美军在台部署战术核武器的确凿证据。
他戴上耳机，调整频率，手指落在发报键上。滴滴答答的声音在夜风里散开，轻得像呼吸。
“敬生。”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但他浑身一僵。他转头，看见陆婉怡站在楼顶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姜汤。
“你怎么上来了？”
“看你不在屋里，猜你在这里。”她走过来，把姜汤放在他脚边，没有看电台，也没有看天线，只是蹲下来，“风大，喝了暖暖身子。”
陈敬生盯着她。他们结婚三年，她从不问他夜里去哪，从不翻他的抽屉，从不碰他的“收音机”。他是潜伏者，她是他的“妻子”，组织安排的。但他知道，她不是组织的人——她只是个普通的台北姑娘，被他“骗”了三年。
“婉怡，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在楼顶？”
她沉默了片刻。“第一年就知道了。”
陈敬生的手停在电键上。
“你每次发报，家里那盏台灯会闪一下。我以为是电路问题，后来发现，只有你在楼顶的时候，它才闪。”
“你为什么不报警？”
陆婉怡抬起头，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因为你不是坏人。”
“你怎么知道？”
“你要是坏人，不会每月寄钱给大陆老家。你要是坏人，不会在梦里喊妈妈。你要是坏人，不会娶我。”
陈敬生喉咙发紧。
她端起姜汤，塞进他手里。“发你的报，我替你守着。”
她站起来，走到楼顶边缘，背对着他，像一堵墙。他把姜汤喝完，重新戴上耳机，继续发报。手指比刚才稳了。
十分钟后，他关机，把电台塞回通风管道，仔细盖好油布。楼顶的风停了，夜色深浓。他走到她身边，并肩站着，看着远处台北的万家灯火。
“婉怡，如果我有一天必须走，你跟我走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轻轻靠在他肩膀上。
“我跟你走。哪怕去的地方，从来不是家。”
三个月后，保密局的人敲开了他们的门。
陈敬生被带走，陆婉怡站在门口，没有哭。审讯持续了半个月，他没有招供一个字，也没有供出任何人。保密局从他家里搜出了那盏“会闪的台灯”，但找不到电台，找不到天线，找不到任何证据。
他们不知道，电台在他被捕前夜，被他拆成零件，分五次扔进了楼下的垃圾箱。而陆婉怡，始终只说一句话：“我丈夫是修收音机的。”
陈敬生被判十五年。陆婉怡等了十五年。
出狱那天，她来接他。头发白了大半，但眼睛没变。他问她：“你后悔吗？”她摇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生锈的铜钱，塞进他手里。
“你说过，如果我跟你走，就去你的家乡看看。”
他握着铜钱，说不出话。三十年前，他奉命潜伏，从此再未归乡。三十年后，他终于可以回去。带着一个台北女人，带着一辈子的秘密，带着那台早已化作垃圾的微型电台。
多年后，他们的子女收拾遗物时，发现那枚铜钱背面刻着三个字：等君归。
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刻的。她从未提起。
“如果你是陆婉怡，你会等十五年吗？”
（本文为虚构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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