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辞退了一个保洁。说起来挺可怜的，她个子矮矮的，一米五多，瘦瘦小小，五十几岁，看着像六十几。她在这干了不到一个月，公司说试用期不合格，不签合同了。人事找她谈话的时候，她在会议室里，声音不大，但我坐隔壁工位，隔着一层玻璃墙，听得清清楚楚。人事说你这段时间的工作表现我们评估了一下，觉得不太合适。她没说话。人事说这个月的工资我们会按天结算给你。她说嗯。人事说那你今天收拾一下东西，明天就不用来了。她说好。

我从玻璃墙的磨砂缝隙里看见她低着头，手放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秃，手背上的皮肤皱巴巴的。她的腿并得很拢，脚踩在地上，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鞋带系得很紧。她出来以后，走到卫生间的洗手台前，对着镜子站了很久，没哭，用手理了理头发。她的头发白了很多，乱蓬蓬的，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扎着，碎发掉下来，贴在额头上。她把碎发拢到耳后，又拢，还是掉下来，不拢了。那几根碎发在她额前晃晃悠悠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们公司在写字楼十二层。它包了整层，员工好几百人。保洁有七八个，每人负责一片区域，她负责茶水间和附近几条走廊。我每天去接水都能看见她，不是在擦桌子就是在拖地。她干活很慢，不是偷懒，是真的慢。她拖地的姿势很费劲，拖把举得老高，弯着腰，一下一下地推，推几下就要直起腰喘口气。她的腰不好，有一次我看见她扶着腰靠在墙上，脸色发白，额头上全是汗。我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

她的工位在楼梯间拐角，一个不到两平米的角落。那里放着一辆清洁车，上面挂着抹布、拖把、清洁剂、垃圾袋。她的水杯挂在清洁车把手上，是一个搪瓷缸，缸底的红色牡丹花早就磨没了，磕掉了好几块瓷，露出底下黑色的铁。她吃饭也在那里，自己带的饭，一个铝饭盒，米饭上面搁几筷子菜，有时候是炒青菜，有时候是西红柿炒蛋，有时候只有咸菜。她吃饭很快，十几分钟就吃完了，把饭盒洗了，倒扣在清洁车上晾着，又开始干活。

她在这个城市租房子住，在城郊的城中村，每天上班要倒两趟公交，路上要将近两个小时。她早上五点就得出门，晚上八九点才能到家。她舍不得坐地铁，地铁贵。有一次我加班，在公交站碰见她，她拎着一个购物袋，里面装着几把青菜、一块豆腐、两根葱。她说她习惯坐公交，反正也没什么事，不赶时间。她的脚在公交站台上站了一天，还站着，不累。她早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了，那种东西在她身上住了很久，跟她一起上下班、挤公交、在被辞退的那份通知里，形影不离。

她到底什么地方不合格，没人说得清楚。有人说她手脚慢，有人说她不会用洗地机，有人说她年纪太大了。我观察过她干活，确实慢，但她擦过的地方很干净。茶水间的台面擦得反光，水槽里没有茶渍，垃圾桶每天换两次，从来不溢。她用不惯洗地机，洗地机太重了，她推不动。她跪在地上用抹布擦，膝盖跪得通红，她不说。那些不合格的理由，在她的腰、她花白的头发、她跪红的膝盖面前，弱不禁风。

她走的那天，在收拾东西。清洁车上的抹布叠得整整齐齐，垃圾袋卷好塞在车斗里，拖把洗得干干净净，挂在挂钩上。她把搪瓷缸子从车把上取下来，放在帆布包里。那辆清洁车推了很久，把手磨得发亮。清洁车不是她的，是公司的，她留下了，搪瓷缸子她带走了，里面泡着隔夜的茶，茶垢很厚，洗不掉了，她也不打算洗。那个缸子在清洁车上挂了一年多，每天靠着她那双手提来提去，缸底磕了好几个缺口。她不知道那辆车下一个主人是谁，是男是女，是不是也跟她一样矮小。她知道那些人也会经历她没有经历过的程序，第一天，第二天，通过，不通过，这个月的工资按天结算。

她走的时候，我跟她在电梯口碰上了。她拎着帆布包，手里提着那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水已经倒掉了，还残留着茶渍，黄褐色的，干在缸壁上。她看见我笑了笑，说走了。我说嗯。她没再说什么，电梯门关上了。我也没再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说“祝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太假。说“这公司真不是东西”？不敢。说“你辛苦了”？她在公司最后那天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应该不是“你辛苦了”。辛苦了用不着说，说了她也不信。

她走了以后，茶水间的台面几天没人擦，积了一层灰。水槽里有人倒了茶叶没冲，干了，黏在槽壁上。垃圾桶满了没人换，纸巾堆成了小山。新来的保洁还没到位，据说在招，据说要求会操作洗地机，据说年龄不超过五十岁。她五十三了。招聘启事上没写年龄限制，但她的简历没有通过筛选。电脑系统自动筛的。自动的那条线，在纸面上扫一眼，没有过。

那辆清洁车还在楼梯间拐角，抹布、拖把、垃圾袋、清洁剂，都还在。搪瓷缸子不在了，车把手上空空的，留下一个圆形的印子，被太阳晒浅了皮。那个印子还在，不知道是那辆车在等她的新主人，还是在替她守着那个位置。位置不在了，印子还在。她在这个公司留下的最后的东西，就是这个印子。它不大，藏在楼梯间的角落，没人擦，没人注意到它。过不了多久，等新人入职，清洁车会继续推着走，把手上的印子会被新的手汗磨光。她留给这层楼的最后一样东西，就会彻底消失。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她。上下班路上，公交车上，菜市场里，都没有。她像一滴水消失在水里，无声无息的。那些被辞退的、被不续约的、被“试用期不合格”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消失的。没有告别，没有散伙饭，没有感谢信。他们只是在某一天被叫进会议室，然后收拾东西，然后离开。第二天，工位空了，抽屉里还留着半包纸巾。那半包纸巾被人扔进垃圾桶，跟她在这家公司留下的痕迹一起，被保洁阿姨拎走了。新保洁还没到，那袋垃圾堆在楼梯间拐角。

下了班，我在公交站等车。对面马路有个矮小的身影，拎着帆布包，手里提着一个搪瓷缸子。看不清脸，但我知道那是她。她站在马路对面，也在等车。我们之间隔了一条马路，车来车往，红灯绿灯。她没看见我，我也没喊她。车来了，她上了车，车开走了。我不知道那是几路车，不知道她要坐多久，不知道她家住在城中村的哪个角落。

那辆清洁车也许会被新人继续推，把手上那圈浅浅的印子被磨去，抹布换成新的，清洁剂换成别的牌子。她的搪瓷缸子装满了她在那栋楼里积攒的所有委屈，在下一站公交车上，在她的出租屋里，在某一天她翻出这缸子、看着缸壁上那些干涸的茶渍，想起那段她曾经努力过、拼命过、最后还是被“不合适”结束掉的日子。茶渍可以洗掉，但总有一些东西洗不掉。比如腰疼，比如那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比如她在会议室里说的那个“嗯”——带着尾音，把胆怯、委屈、不知所措，砸在那间玻璃隔间里。听见的人忘了，那个字还在她喉咙里，上不上，下不下，哽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