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史上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作战范围最广的一场战役是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
1943年9月,轴心国败相已露。
意大利再次第一个举白旗投降,退出了战争。
德国兵败库尔斯克,在欧洲东线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
虽然日军此时仍能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军打得有来有回,但美国已经开启战争机器,生产力强得可怕。东京大本营尽管不情愿,却不得不接受战局转攻为守的现实。
为了应对步步逼近本土的美军,苟延残喘,大本营将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国战场视为下一步的打击目标,企图依托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丰富的石油、橡胶、锡、铝等战略资源,构建所谓的大陆防御圈。确保本土不依赖海运,也可以与东南亚进行人员、物资方面的交流。
而要达成目标,日军需要先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具体目标为:占领并修复从河南新乡至湖北汉口的平汉铁路南段,武昌至湖南衡阳的粤汉铁路北段,衡阳至广西柳州的湘桂铁路,并新建柳州至越南谅山的跨境铁路。将朝鲜、伪满、中国、越南通过铁路连成一体。
其实早在1943年8月,东条英机就开始策划豫湘桂战役,代号“一号作战”。只是由于涉及面过广,需要调集大量机动兵力和物资,迟迟未能下定决心。
同年11月25日,陈纳德指挥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从江西遂川机场起飞,奇袭台湾新竹飞行基地,炸毁63架96式轰炸机、零式战斗机。
东条英机对此深感不安,害怕本土挨炸,危及天皇裕仁的安危,遂决心打掉美军在中国东南、西南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恰好与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的作战区域重合,豫湘桂战役因此被提上最高战略优先级。
1944年1月,裕仁批准《一号作战》计划,参谋本部随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
为了本次攻势,日军投入了60多万人力(包括后勤人员)、800辆战车、1500多门各式火炮,1.3万辆汽车、1万艘补给船艇、6.7万匹马。日本政府则拿出全年军费的37%,作为中国派遣军的作战开支。
由于投资大,输不起,参谋本部对“一号作战”相当重视,上至作战部署,下至士兵军靴的修理,都有周密计划。并从本土抽调道路、桥梁工程相关人员与建材器械,投入到占领区保障交通系统恢复。
相比之下,国军就明显准备不足了。
汤恩伯和薛岳都存在“等胜利”的心理,认为日军不会发动大规模会战,疏于战备。
蒋介石和史迪威矛盾重重,两人因为指挥权多次发生争吵,情报共享受阻,以致国府对日军作战动向与战略意图出现严重误判。
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
如1944年5月中旬,日军打通平汉线后,蒋介石致电薛岳,说:“(日军)必继续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强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
然而时隔不久,老蒋便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草率认定:“此种情报似为敌寇一种反宣传之眩惑作用,是否打通平汉、粤汉两路,须另待确实情报证明之”。
到了5月底,长衡会战爆发,他再次做出判断:“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打通粤汉路以确立其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
但6月初,他又出现摇摆,认为:“是其企图并无打通粤汉路之野心也”。
直到7月,衡阳保卫战开打半个多月后,蒋介石才认清现实,称:“敌寇打通粤汉路之心犹未死也”。
史迪威也是个坑货,他掌握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却专注于缅北战场,将绝大多数美械装备、油料弹药优先供给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拒绝将滇西Y部队调回,支援湘桂战场,理由是“不能中断打通中印公路的进程”,对中国正面战场漠不关心。
中国驻印军
蒋介石作为最高决策者,对战局摇摆不定、判断反复。史迪威作为掌握美援分配权的关键人物,全程划水,冷眼旁观,甚至拖后腿,前线国军自然是无所适从,防备松弛、调度混乱,惨败早已注定。
不过,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一号作战”并不成功。
首先是平汉、粤汉铁路沿线,始终有国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活动。日军原想靠这条大动脉双向运兵,将东南亚的石油、橡胶等资源运回本土,但由于中国军队不断袭扰,铁路运输时通时断。
与此同时,远征军在滇缅战场节节胜利。随着滇缅公路被打通,中国军队可以获得充足的战争物资。
并且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攻占塞班岛,这意味着即便日军打掉中国的所有机场,也挡不住美军B-29轰炸机从太平洋起飞,轰炸日本东京等地。
打仗最重要的不是杀伤了多少敌军,占领多少地方,关键是有没有达到战前设定的战争目标。日军没有达到目标,表现的再好也是鸡孵鸭蛋,白忙活一场。
其次,日军的损失巨大,阵亡加病死的人数超过十万。特别是湖南衡阳一战,罕见出现了日军损失比国军还要惨重的情况。
衡阳保卫战态势图
日军的物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以石油为例,日军“一号作战”期间消耗油料约9800万升。而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规模化石油产出,鬼子在战场上抢掠、缴获的油料仅为180万升,还不及消耗量的零头。
攻读过小学数学的都知道:当消耗远超缴获时,这就是只出不进的赔本买卖。战役规模越大、作战时间越久,赔得就越惨。
日本的战略库存也不富裕,到了1945年2月,其本土与中国派遣军的补给断绝。
没补给还打鸡毛,日军只能战略收缩,我军展开反攻,陆续收复失地。
国军收复桂林
前面也说了,日军此役虽是进攻姿态,但以全局视角来看,日本才是防守的一方,时间上完全处于被动。如果再不能有所作为,与美国实行停战谈判,争取到一个好点的条件,必然是输得倾家荡产。
而要同美国谋求体面停战,日本就必须先跟中国单独媾和,收缩兵力,然后以手头上的几百万大军与美国讨价还价。
因此,东条英机内阁于1944年7月倒台后,新任首相小矶国昭立即采纳石原莞尔的建议,授权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与蒋介石秘密谈判。
条件是:全国和平后,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废除日、汪(伪政权)签订的《日华同盟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如果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日本也撤出中国派遣军;伪满不改变现状;把香港让给中国等。
大汉奸缪斌
蒋介石知道日本撑不住了,起初对谈判不感兴趣。
但在此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召开雅尔塔会议,罗斯福认为中国正面战场刚经历豫湘桂惨败,国军无力歼灭盘踞东北的百万关东军,便在会上背着蒋介石,以“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大连港为国际商港,苏联在该港具有优先权;苏联租借旅顺作为其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双方共同经营”为条件,换取斯大林对日本出兵。
雅尔塔“三巨头”
1945年3月15日,蒋介石得知了《雅尔塔协议》的具体内容,非常愤慨。
老蒋当时没料到二战会那么快结束,以为日军还能坚持一年左右,担心苏联出兵后,来了就不走了。到时候想换取苏军撤兵,还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于是便萌发了与日本单独停战讲和的念头。
至于美国的态度,他认为既然罗斯福可以出卖中国,那自己也不算背信弃义。
1945年3月,缪斌声称奉蒋介石的密命访问日本,提出要与裕仁直接会谈。
但缪斌手上没有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也没有其他信物可以证明他是蒋介石的密使,最后是裕仁的弟弟东久弥宫接见了他。
据说两人谈的还不错,东久弥宫同意日军分批撤出中国,解散汪伪政府,承认重庆政府的合法地位,将日占区(不包括东北)移交重庆政府。
几天后,小矶国昭召开了各大臣参加的“最高会议”,商讨缪斌带来的和平方案。
小矶国昭同意讲和,外务大臣重光葵、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皆反对,会议不了了之。
1945年4月,小矶国昭求见裕仁,希望得到裕仁的“圣断”。但裕仁对此不感兴趣。缪斌只得惺惺而归。而此次斡旋失败也直接导致小矶国昭内阁倒台。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中国和日本是双输。
日军打了个寂寞,陷入“越赢越输”的怪圈。攻占的地盘,后来陆陆续续被放弃。如果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东京大本营很可能不会制定“一号作战”计划。
而咱们由于战场上的溃败,导致罗斯福产生不信任,继而偷偷与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协议》。这纸协议对战后中国乃至全球政治格局,都有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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