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世安,今年三十一岁。
这个名字是我爷爷取的,他老人家读过几年私塾,给孙子起名的时候翻遍了半本《论语》,最后选了“世安”两个字,说是希望我一辈子平平安安,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名字后来确实挺贴合我的——我这人打小就没什么大志向,不争不抢,不吵不闹,成绩不算拔尖但也不差,性格不算外向但也不孤僻,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都找不到的类型。
今年是我高中毕业整整十三年。腊月二十七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院子里帮我爸修那台用了八年的旧洗衣机,手机忽然震个不停。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污,拿起手机一看,是高中同学群炸了锅。
群主张涛在群里连发了三条一模一样的消息,每条后面都跟着一串鞭炮和礼花的表情:“重磅消息!正月初五同学聚会!地点定在县城新开的望江楼大酒店!咱们老班长沈玉兰亲自牵头,班主任刘老师也来!不管你在天南地北,正月初五都给我滚回来!”
消息下面是一片热闹的回复。有说一定到的,有说请假也要赶回来的,有说十几年没见了想死大家的。我往下翻了翻,看到了很多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当年坐在我前排的李大鹏,现在在省城开了一家装修公司,据说做得挺大。当年跟我一起在校队踢球的周海峰,现在是县一中的体育老师,肚子比当年大了整整两圈。还有当年班上的文艺委员方婷,嫁到了市里,据说老公在市财政局上班,日子过得很滋润。
“苏世安,你吱个声啊!别又装死!”张涛在群里专门艾特了我。他和我在镇上住同一条街,算是一起长大的发小,后来他家搬去了镇上,他在镇上开了个手机店,经常帮我爸妈修手机,是我为数不多还经常联系的老同学。
我看了看张涛专门艾特我,就知道这趟是避不过去了。回了一句:“好,正月初五见。”
腊月的尾巴上,年味已经浓得化不开了。家家户户门口贴上了红对联,屋檐下挂起了红灯笼,偶尔有性急的孩子在巷子里放几个零星的鞭炮,砰的一声炸响,惊得谁家的狗汪汪直叫。我妈在厨房里炸丸子,油锅滋滋地响,香味从门缝里钻出来,顺着风能飘过半条街。
大年初五一晃就到了。
我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羽绒服——这件衣服是我媳妇去年给我买的,不是什么名牌,但穿着暖和。照了照镜子,觉得没什么不妥,就出了门。
望江楼大酒店在县城新城区,十三层的玻璃幕墙大楼,门口立着四根罗马柱,柱头上包着金箔,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是县城这两年新开的最豪华的酒店。说句实话,我在这个县城生活了三十一年,还是第一次进这么高档的地方。
包间在三楼,门推开的那一刻,一股混合着烟味、酒味、香水味和空调暖风的热浪扑面而来。包间很大,中间摆着三张大圆桌,已经坐了二十来号人。男人们大多穿着深色的夹克或羽绒服,女人们则穿着各式各样的大衣和皮草,围坐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聊着天。
我快速地扫了一眼,看到了很多阔别多年的面孔。李大鹏胖了,当年那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少年现在已经有了一个颇为可观的肚子,穿了一件阿玛尼的夹克,手腕上露出一块金灿灿的表,正在跟旁边的人大谈他在省城的生意经。方婷坐在另一桌,穿着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妆容精致,保养得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五六岁,正在跟几个女同学分享育儿经验。周海峰的肚子确实比当年大了两圈,他穿着一件运动品牌的卫衣,正拍着桌子跟人争论今年的足球联赛,嗓门大得像当年在校队当守门员时一样。
“世安!这边!”张涛站起来冲我招手。
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张涛递过来一杯热茶,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还在做那个事?”
我接过茶杯说还在做,不急。他看着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悄悄地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膝盖。
人差不多到齐的时候,包间的门再一次被推开,进来的人让整个房间的气氛瞬间变了。
走在前面的是当年我们的老班长沈玉兰,三十一岁,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头发盘在脑后,妆容淡雅而得体,浑身透着一股子干练的职业女性气质。她现在是县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据说是县里最年轻的女副科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去,沈玉兰微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说刘老师出门慢了些,她带县里派的车去接。这一句“县里派的车”,声音不大不小,却让包间里原本喧闹的气氛一下子安静了几分。
但真正让现场鸦雀无声的,是她身后跟进来的那个人。
那是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手腕上的手表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低调而昂贵的光芒。他站在包间门口,微微仰着下巴,目光在房间里缓缓扫过,像是在检阅一支等待他发号施令的队伍。
马成梁。
青石镇的镇长,正科级干部。三十一岁的正科级镇长,全县最年轻的乡镇正职,被县委组织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据传年内就要提副处。在这个县城里,他是当之无愧的政治明星,是所有体制内同龄人仰望的存在。
“马镇长来了!”有人低低地惊呼了一声。
包间里瞬间响起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一大半的人都站了起来。李大鹏第一个迎上去,双手握住马成梁的手,弯着腰笑得满脸褶子:“马镇长,好久不见!您还记得我吧?当年咱们还坐过前后桌呢!”
马成梁笑着点了点头,说记得记得。他的笑容很从容,是那种被捧惯了的人特有的从容,嘴角的弧度不多不少,刚好能让人觉得亲近又不失身份。
周海峰也凑了上去,挺着大肚子跟马成梁握了握手,说成梁你现在可真是咱们班的骄傲。方婷也站起身,端着酒杯走过去,笑着说了什么。一时间,马成梁身边围了五六个人,像是众星捧月一般。
沈玉兰在旁边维持着秩序,笑着说大家都先坐下吧,坐下慢慢聊。但大家似乎没有要散开的意思,依然围在马成梁身边,问他在镇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问他当年是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当上镇长的,问他能不能给大家传授点经验。
整个包间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马成梁身上,像是一盏巨大的聚光灯把他照得浑身发亮。而其他人——包括老班长沈玉兰,包括班主任刘老师,包括所有那些在社会上混得不如马成梁的老同学们——都自动地退到了那盏聚光灯照不到的阴影里。
而我,坐在角落里,端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人到齐了之后,刘老师也被请到了主位上。刘老师今年六十三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头还很足,看着满屋子的学生,眼眶微微泛红,连说了好几声好。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了起来。大家开始轮流给刘老师敬酒,刘老师以茶代酒,每个人他都叫得出名字,还能说出当年坐在哪个位置、哪门功课最好,这份记性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动不已。
敬完刘老师之后,话题开始从同窗情谊转向了各自的近况。说白了,同学聚会到了这个环节,就变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比拼。比谁混得好,比谁赚得多,比谁的职位高,比谁的人脉广。这是每一场同学聚会的宿命,谁也逃不过。
沈玉兰作为老班长,带头做了个表率。她站起来,端着一杯红酒,微笑着说:“我先抛砖引玉吧。我现在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负责综合协调和文秘工作。工作还算顺利,就是忙了点,经常加班。”她说得轻描淡写,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出了那份轻描淡写背后的分量——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挤不进去的位置。
然后是李大鹏。他说他在省城开了家装修公司,今年刚接了两个大工程,一个在省城,一个在隔壁市,手下现在管着百来号工人,一年流水做到了两千多万。他补充道就是利润薄,刨去人工和材料成本,一年下来也就挣个百来万辛苦钱。在场的同学们发出一阵起哄式的嘘声——百来万“辛苦钱”。
接着是孙磊,当年班上调皮捣蛋的学习困难户,现在在镇上开了一家汽修厂,专门修大货车,去年刚换了辆三十多万的越野车。王超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他说着“清水衙门,一个月到手就那么几个钱”,但所有人都知道市里的公务员是什么概念。还有陈芳,当年最不起眼,现在在县城开了三家连锁美容院,一身珠光宝气,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轮到马成梁的时候,包间里的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马成梁端着酒杯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连正在夹菜的人都放下了筷子。他环顾了一圈,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掌控全局的感觉。
“各位老同学,”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重逢。说实话,平时在镇上忙得脚不沾地,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时间。今天专门推掉了市里的一个会,就为了回来见见大家。”
这话说得很巧妙。轻描淡写地提到“推掉了市里的一个会”,既显示了自己的忙碌和重要性,又不显得刻意炫耀。
“我现在在青石镇主持工作,压力挺大,但也很有成就感。去年我们镇拿到了全县综合考核第一名,引进了一个投资五千万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市领导来调研的时候,对青石镇的评价很高。”
桌上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有人说成梁你太厉害了,有人说咱们班就数你最有出息,还有人说青石镇有你当镇长真是老百姓的福气。马成梁微笑着接受着所有人的恭维,脸上的表情是谦逊的,但眼神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他忽然把目光转向了我坐的角落。
“世安?”他叫出了我的名字,语气里带着一丝惊讶,仿佛刚才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你也来了?”
我放下茶杯,笑着说了句来了,好久不见。
马成梁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坐着,他站着,这个角度让他本来就带着优越感的目光更添了几分审视的意味。
“世安,咱们得有五六年没见了吧?”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个动作看起来很亲热,但落在我肩上的力道却重得不像是单纯的友好,“之前在同学群里一直没见你冒过泡,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最近在哪高就?”
我说谈不上高就,还在老地方。
马成梁这次没有轻易放过我之意,他提高了音量,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语气说道:“哦对对对,想起来了。你一直在做那个什么果树研究是吧?我记得你当年考的就是什么农业大学,学的是果树专业?”
“果树学。”我平静地补充。
“果树学。”马成梁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嘴角的弧度微微上扬,“我记性还行吧?当年咱们班考得最好的就是你,上了个重点大学,可把我们羡慕坏了。就是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研究出什么新品种来没有?”
他的语气很轻松,但话里藏着的意思在座的每个人都听出来了。
果然,桌上有人发出了附和的笑声。笑声不大,但清晰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农大毕业的回来种地”,然后引来了一阵更加响亮的窃笑。
李大鹏端着酒杯走过来,他的脸已经喝得有些红了,说话也比平时更加口无遮拦:“世安,不是我说你,当年你可是咱们班的第一名啊,咱们这些人哪一个成绩比得上你?可是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我听人说你一直在咱们镇那个果园里做个什么技术员?一个月到手也就四五千块钱?你当年考那么好的大学,图什么呢?”
马成梁接过话头,他端着酒杯,站在我面前:“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世安你别介意。咱们这个社会,最终还是看你的社会贡献和地位。你读了那么多书,上了那么好的大学,最后回来伺候几棵果树,这不叫清高,这叫不务正业。你看看在座的同学们,哪一个不比你混得好?”
他伸出手,在我面前画了一个圈,把整个包间里的人都圈了进去:“你大鹏,自己当老板,一年六七千个的生意。孙磊,汽修厂开得红红火火,镇上谁修车不找他?王超,市里的公务员,铁饭碗。方婷,老公在市财政局,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就连当年成绩倒数的周海峰,现在也是县一中的正式老师,带出了好几个体育特长生。”
“你呢?”他收回手指,点了点我的胸口,“你一个月拿四五千块钱,连养家糊口都勉强。我听说你爸妈现在还住在镇上那个老房子里,逢年过节的也不见你给他们添置点东西。世安,咱们都三十出头了,该有点危机感了。不过既然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个想法——镇上明年要搞一批绿化工程,需要采购一批果树苗。你要是手里有合适的苗子,可以报个价试试。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中标,但至少是个机会。”
我手里端着一杯茶,杯口缓缓升起细细的白雾。我忽然想起了十年前那个夏天。
那是十年前,我还在省农科院跟着导师做课题。那年暑假,全省遭遇了五十年一遇的大旱,一个靠果树种植为生的山村面临绝收,果农们眼看着成片枯死的果树急得直哭。我和导师在那驻扎了整整四十天。八月的太阳滚烫,晒脱了我们一层又一层皮。我们每天天不亮就钻到果园里做抗旱观测,深夜打着手电筒在田埂上记录数据。最后我们成功地保住了一千亩老果园,临走那天,村里的老人拉着我们的手哭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追着我们的车跑了很远。
那年我二十三岁,蹲在晒得龟裂的田埂上,捧着一把干涸的泥土,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这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一步一步地兑现着当年的决定。我回到了老家,在镇上的果园里做技术员,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我在实验室的四百六十七天里选育出了一个抗病性极强的新品系;那些不被外人看好的嫁接试验,终于在今年首次产出了商品果;由我独立编写的《落叶果树全年病虫害防治手册》厚达三百多页,至今还是全县农技推广站内部培训在用教材。但这些事我从未跟人提起过,做了便是做了,如雁过长空,不需要留下痕迹。
“谢谢马镇长的好意。”我把茶杯放下,抬起头看着马成梁,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晰,“果树研究确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
马成梁的表情僵住了。他没有想到,他用了一个自认为无懈可击的“好意”来塞住我的嘴,却被我用这样不卑不亢的方式挡了回来。
“我有个问题。”我看着他,声音比刚才更加平静,也更加字字分明,“马镇长去年引进的那个五千万农产品加工项目,环保和安全评估是怎么过的?水源地准保护区边缘的缓冲区要求,按省里条例规定严格来说,厂房选址红线必须再外延至少多少米?”
包间里忽然安静了下来。那种安静和刚才马成梁站起来时的安静完全不同。刚才的安静是期待和崇拜,现在的安静是困惑和错愕。大多数同学听不懂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他们从马成梁骤然变化的脸色里,看出了端倪。
马成梁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张了张嘴,似乎在迅速回忆文件内容。他的专业背景是行政管理,不是环保评估,他大概从没想过有人会在同学的饭桌上问这种问题。他嘴角惯常挂着的那丝从容的微笑凝固了,然后慢慢地褪去。
“这个项目是县招商局直接引进的,手续齐全——”马成梁的声音明显比刚才低沉了些许,语气里已经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几分防御。
“手续齐全不代表选址合规。”我的话比刚才更轻了一些,但整个房间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我县去年修订的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和全省新一版水土保持分区名册,两套文件对照起来看,那个位置是挖了边界的。”
马成梁彻底失去了笑容。
就在这时候,包间门口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酒店的女服务员快步走到门边,低声跟沈玉兰说了句什么。沈玉兰面露惊讶之色,站起身来示意大家稍等,然后快步走出包间。不到半分钟她就重新出现在门口,身后跟着一个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胸前还别着工作证的年轻人。
沈玉兰的表情已经不是惊讶了,而是一种努力维持镇定的紧张。她清了清嗓子,对着满屋子安静下来的老同学们说道:“外面来了两辆车,是市委督查室的同志,说是专程来找……”她顿住了,似乎这个名字让她很难相信自己所要说出口的话,“来找苏世安同志。”
市委。
督查室。
专程来找苏世安。
这几个词连在一起,像是一串重磅炸弹,在包间里轰然炸响。
所有的目光在零点几秒内齐刷刷地转向了我——我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已经不冒热气的茶。我的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既没有惊喜也没有惊慌,仿佛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一切。
包间的门被完全推开了。
两个穿着深色制式夹克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表情严肃而庄重。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手里捧着一个深蓝色的文件夹。
中年男人在门口站定,目光扫过全场,然后精准地定在了我身上。他快步走到我的桌前,在满屋子目瞪口呆的目光中,站得笔直,然后用一种极其庄重的语气开口说道:“苏世安同志,您好。我是市委督查室主任李国栋。奉市委主要领导同志的指示,专程来接您。省委汇报的材料还需要您在关键数据上把关。领导让我务必向您当面表达——这段时间,委屈您了。”
他向前一步,微微弯下腰,双手呈上一份文件,以一种近乎恭敬的姿态,一字一顿地说道:“苏世安同志,您主持的落叶果树抗逆性研究项目,已经通过了国家级审定。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授予您‘市级领军人才’称号,并聘请您担任全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首席专家。省委领导同志已经批复,将您的研究成果列入全省重点推广项目。”
满室死寂。
李大鹏手里的酒杯从指间滑落,哐当一声掉在餐桌上,酒水溅了他一袖子,他浑然不觉。方婷圆张着嘴,那颗她引以为傲的精致妆容下,是掩不住的震骇。周海峰挺着大肚子半张着嘴,目光呆滞。孙磊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筷子上夹的肉片重新滑回了盘子里。王超盯着李国栋胸前那枚市委工作证,恨不得凑上去看个清楚。
马成梁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从傲慢到错愕,又从错愕到苍白,最后定格成一种难以置信的灰败。他嘴角那丝刚刚还挂着的镇长式微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微微抽搐的肌肉和不断滚动的喉结。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发出来。
沈玉兰捂住了嘴。
老班主任刘老师老泪纵横,颤抖着站起来,红着眼圈望着他那个最不显山露水的学生。
“世安,这是你应得的。”刘老师说话的声音都被涌上来的情绪噎住了,断断续续的,“老师教了四十年书,最骄傲的学生,不是哪个当了官的,不是哪个发了财的……是你。是你把读过的书,化成了养育这片土地的血肉。”
李国栋上前一步,将一份深蓝色封皮的聘书双手呈到我面前。他的姿态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官场敷衍,全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苏老师,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专车在楼下候着,就等您了。”他看着我,目光真诚而热切,“您放心,领导说了——接下来所有涉及土地立项审批的数据复核,会优先征求您的意见,程序上也不会有任何遗漏。”
他的话里没有提到在场的任何一个官员,没有提到马成梁,没有提到沈玉兰,甚至没有提到任何一个部门。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那个言外之意——从今往后,这个被他们嘲笑了十年的“种果树的”,将直接参与到全省农业政策的顶层设计中。他可以影响那些审批的标准,可以推动那些项目的落地,也可以叫停任何一项违背科学的决策,不管是五千万还是五个亿。
而这个权力的赋予者,不是哪个人,不是哪个领导,而是十年前他蹲在田埂上捧起的那一把干涸的泥土。
沉默良久。
我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马成梁跌坐在了椅子上。他双手扶着桌沿,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
我走到他身边的时候,脚步稍稍停了一下。
“成梁,你当年在班上是班长,我坐在最后一排。”
“你那时领着我们喊口号,说要改变世界。我从来不敢说这种话。我只想让这片土地长出来的果子,比别处的甜一点。”
“老班长,我做到了。”
说完这句话,我转过身,走到班主任刘老师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又对着满屋子的老同学们轻轻点了点头,然后迈开步子,随着李国栋主任一起离开了包间。
身后,包间里保持了整整十秒钟的绝对死寂。
然后是一阵压抑的、复杂的、此起彼伏的窃窃私语。
然后是一道沉重的声响——马成梁的拳头重重地砸在了桌面上。
而我已经走进了走廊,走向了电梯。李国栋快走两步跟上我,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苏老师,领导特别叮嘱,关于水源地保护区边界和五千万项目选址的问题,省环保督察组下周进驻,也需要您提供专业支持。”
电梯门在我面前缓缓打开。镜面不锈钢门映出了我的脸——那依然是一张普通的、三十一岁的脸,皮肤因为长年日晒而微微有些粗糙,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和任何一个在田野里奔波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没有任何区别。
可我知道,从今天起,一切都不一样了。
电梯缓缓下降。我透过酒店的落地玻璃幕墙,看见广场上两辆黑色的轿车稳稳地停在那里,车头上系着庄严的通行证,那个红章鲜红得耀眼。几个穿着深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得笔直,看到我走出大门的那一刻,齐齐地立正。
车门打开了。
坐进车里之前,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身后那栋灯火辉煌的酒店大楼。三楼的包间里,那些老同学们大概还没有从刚才那一幕中回过神来。
而马成梁,他大概在思考——思考那个水源地保护区的问题。那五千万项目的环评报告上,他的签字墨迹未干。
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向后退去,县城昏黄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从窗外掠过。副驾驶座上的李国栋主任回过头来,把一沓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材料递给我,说这是省厅那边刚传过来的调研提纲,需要我在车上先过目。
我接过材料,翻开。那是一份关于全市果树产业升级改造的规划草案,封面上印着“机密”两个红字,下面盖着省农业农村厅和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公章。
我拿出笔,在草案第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了第一行批注。
窗外的路灯照亮了我笔下的字迹,也照亮了前方那条通往省城的、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夜色浓得化不开,但我的心里亮堂堂的——我知道,那个十年前蹲在田埂上捧着泥土发呆的年轻人,终于等到了他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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