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开春，爷爷分到了一块地。

那年在整个淮北平原上都在分地。地主周德茂家的田产被丈量造册，佃农们排队按手印，从东岗分到西洼，从南湖分到北堰。轮到爷爷的时候，分地的干部在名单上找了半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表情有些微妙：“赵德功，周家老坟场旁边那五亩三分，归你了。”

旁边有人笑了一声，很快又憋了回去。

周家老坟场在村东头三里外的荒坡上，说是坟场，其实就是地主家祖坟占了块地方，周围一圈荒地，不长庄稼，只长草。那块地没人愿意要，离村远，土质差，地底下都是砖头瓦砾，犁都下不去。分地的干部把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了爷爷，大概是因为他是村里出了名的闷葫芦，好说话，不挑拣。

爷爷没说啥，在分地契上按了手印，红印泥在拇指上洇开，像一小摊凝固的血。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个红印，又从腰里摸出烟袋锅子，摁了一锅烟，划了根火柴点了，蹲在地头抽。抽完那袋烟他才站起来，回家扛了把镢头，去那块地里刨了一下午。刨出来的砖头瓦砾在田埂上堆了一长溜，像一条蜷缩的蛇。

周家的祖坟在那块地的正中央，一个圆形的土丘，上面长满了艾草，坟头插着一根竹竿，竹竿上系着一条白布，被风吹日晒雨淋成了一条一条的，像破渔网。爷爷刨地的时候从不往坟头那边去，把挨着坟头的那些荒地留出来了，在离坟头几步远的地方刨出一条沟，就算划清了界限。村里人笑他老迷信，说那是地主老财的坟，你刨了又怎样？爷爷不吭声，该刨地的刨地，该种庄稼的种庄稼。

从那年开始，那块地就归了爷爷，除了坟头周围那片。那片地他从没动过一镢头，草长了割，割了长，长到人把高，秋风一吹哗哗响。

周德茂土改以后被赶出了祖宅，住在村口一间破牛棚里。他以前的田产、房产全被分光了，连祖宗留下的那些桌椅条凳都被人搬走了，只剩下他自己，和一身不知道还能不能穿出门的旧衣裳。他在牛棚里住着，没有地，没有收入，靠村里的救济粮过活，偶尔帮人写写书信对联换几个零钱。他的手是拿惯了毛笔的，握过紫檀镇纸的手指修长白皙，在牛棚的泥地上写起字来仍然一笔一划，筋骨犹在。

爷爷在那块地里种了几年庄稼，收成不好不坏。那块地离村远，来回一趟要大半个钟头。爷爷在地头搭了个草棚子，夏天看瓜，冬天看麦秸。草棚子搭在坟头对面的坡上，没有门，用几根木棍钉了个架子，上面铺一层干草。爷爷有时候在地里忙到天黑，就睡在那个棚子里，听着风声、虫叫、远处村里的狗吠。他没觉得害怕。他说那坟里头埋的是周家的老祖宗，跟他无冤无仇，人家不会害他。

他不知道的是，有时候人比鬼可怕。

周德茂在那间破牛棚里住了好几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以前有肺病，住牛棚以后加重了，咳嗽起来像拉风箱。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看过几回，开了些药，吃了不见好，后来就不去了。他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亲戚来看他。偶尔有以前的老佃户偷偷给他送碗粥，搁在门口，敲敲门就走了。他出来端粥的时候，碗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送粥人的名字。他喝完粥把纸条收起来，放在枕头底下，跟那一摞已经翻烂了的线装书放在一起。

村里人都知道周德茂快不行了，没人去看他，也没人去问他。他以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现在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多余的人。那个年月，地主是一件丢人的身份，比乞丐还不如。乞丐好歹是无产阶级，地主是阶级敌人，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石头，是被打倒了还要再踩上一脚的那种。没人愿意跟一个地主走得太近，怕沾上晦气，怕被人说立场不坚定，怕在开会的时候被人点一句“某某某跟周德茂来往密切，是什么意思”。

爷爷没这个觉悟，不是他觉悟高，是他压根没想那么多。他只是觉得那个人快死了，快死了的人，去看看又怎样？

那天傍晚周德茂托人带话来了。

带话的人是村里的刘老六，他是个光棍，没儿没女，在村里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亲近。他推着独轮车从村东头过来，车上放着半袋子红薯，在爷爷家门口停下来，冲院子里喊了一声：“德功哥，周德茂让我给你带句话。”

爷爷正蹲在院子里磨锄头，闻言抬起头，看着刘老六。刘老六把独轮车支好，从车上把那半袋子红薯拎下来放在院门口，拍了拍手上的土，说：“他让我跟你说，谢谢你这几年没动他家的坟。”

爷爷没说话，低下头继续磨锄头，磨石上浇了水，磨起来发出沙沙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黄昏的寂静里，听得清清楚楚。

刘老六又说了第二句话：“他说他快不行了，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爷爷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磨。刘老六站在门口，两只手抄在袖筒里，缩着脖子，看着院子里磨锄头的人。等他磨完了一把，把锄头立起来靠在墙根，站起来在裤腿上擦了擦手，才开口问了一句：“什么事？”

刘老六说：“他求你，他死了以后，能不能把他埋在他家祖坟旁边。”

那天晚上爷爷没吃晚饭。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抽了好几袋烟，看着天一点一点黑透。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大又圆的，把整院子照得像白天一样。奶奶在屋里喊了好几回，他说不饿，奶奶把饭又端回锅里了。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还坐在院子里，烟袋锅子里的火星子一明一暗的，像萤火虫。

“你想了一宿了，答应不答应？”奶奶问。

他说，答应。

周德茂是几天以后走的。走的那天傍晚，晚霞把半边天烧红了，红得像着了火。爷爷从地里回来，走到村口的时候看见刘老六在牛棚门口站着，见他走过来，冲他摇了摇头，说，走了。

爷爷脚步没停，走到牛棚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周德茂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被子，脸上盖着一张黄纸，看不清楚脸。床头的柜子上放着一摞线装书，还有一叠纸条，爷爷后来听人说，那都是以前给他送过饭的人留下的。他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翻过，有的写着名字，有的写着“周先生保重”，有的什么都没写。他谁的名字都没记住，记住的只是那些人没有忘了他。

周德茂的葬礼是爷爷操办的。没有棺材，用他以前睡觉的那块门板钉了一个匣子，把人装进去。刘老六帮着挖的坑，就挖在他家祖坟旁边，紧挨着爷爷从来没动过的那块地。下葬的时候爷爷在坟头烧了一刀黄纸，纸灰被风吹起来，在半空中打着旋儿。刘老六说你念叨两句吧，爷爷蹲在坟前，把那刀纸烧完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了一句：“入土为安。”

从坟地上回来的路上，刘老六跟爷爷说，周德茂还留下了一样东西，在他枕头底下压着，是给你的。爷爷问什么东西，刘老六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看。

爷爷折回去翻了周德茂的枕头，底下压着一条发黄的旧手帕，叠得方方正正，打开，里面包着一枚玉扳指。碧绿的，在牛棚昏暗的光线里，绿得发亮。周德茂以前手上戴的，土改的时候被人撸走了，不知怎的又找回了一枚。他把这最后一枚扳指留给了爷爷，留给了那个替他守着祖坟的庄稼人。

爷爷把玉扳指包回手帕里，揣进贴身的衣兜。走出牛棚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月亮还没升起来，四下里黑沉沉的。他摸黑走回村口，进了自家的院门，点上煤油灯，把手帕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奶奶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真好看。他没吭声，拿块旧布把扳指擦了又擦，用那方手帕重新包好，放进柜子最里层的铁盒子里。

那枚扳指在我家柜子最里头躺了几十年。

我小时候去爷爷家翻箱倒柜，找出来过。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以为是哪个饮料瓶盖里的塑料圈，拿着在地上滚着玩，差点滚进灶膛里。爷爷从灶膛口把那枚扳指抢回来的时候手差点伸进火里。他把扳指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对着灯照了又照，确认没被火烧坏以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那枚扳指举到眼前对着灯看了一会儿，忽然跟我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这上头有个人的命。”再后来爷爷把那枚扳指从柜子里取出来，用红布包好，给我爸送了过去。

“这是周家的东西，”他说，“拿着，别弄丢了。等我死了，你就把扳指埋回去。”

后来爷爷也老了。他不再下地，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晒太阳，看着村口那条路，路上有人经过他就看人家一眼。他耳朵聋了，听不太清人说话，也不太跟人说话了。有时候他会忽然开口问一句：“周家那个坟，还有人去烧纸不？”我爸说没人去。他沉默一阵，又说：“那你去，逢年过节，去烧一刀。”

我爸说那是地主家的坟，烧什么纸。爷爷不高兴了，说不论谁家的坟，埋的都是人，人死了没人烧纸冷清。我爸犟不过他，逢年过节就多买一刀黄纸，绕到村东头三里外的荒坡上，在那座长满艾草的坟前烧了。纸灰飘起来，飘到旁边的玉米地里，飘到更远处的麦田里。那块地已经换了主人，几经流转，从爷爷手里传到了我爸手里，又从我爸手里传到了别人手里。那枚扳指倒是还在。

爷爷走的那年，把那枚扳指还给了他的后人。他拿着那枚扳指去坟头还了礼，埋在土里。来的时候是一句话，走的时候是一枚扳指。

爷爷是在一个冬天走的，下着小雪。我们给他守灵，我爸从柜子里翻出那只铁盒子，打开，红布包还在，打开红布，玉扳指静静地躺在里面，绿的，润的，在灯光下泛着温和的光。我爸把那枚扳指放在爷爷手心里，让他带走了。

合上棺盖之前我看了爷爷最后一眼，他穿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干部帽，脸颊凹陷，颧骨突出。他的嘴角是微微往上翘的，像是在做一个很好的梦。梦里有他种了一辈子的地，有他住了大半辈子的村子，有那头老黄牛、那杆旱烟袋、那些刨不完的砖头瓦砾，有他在地头草棚里听着风声虫叫的夜晚，还有那个临终托人给他带话的老地主。

他们俩现在都埋在那片荒坡上，中间隔着几垄地，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