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农业社会，同样是君主专制，为什么日本就能通过明治维新发愤图强，一跃成为列强的一员，而清朝却烂泥扶不上墙，沦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呢？
说到底，就是两大思想在作怪，第一是天朝思想；第二是理学思想。
先说天朝思想，自古以来，华夏民族凭借自己独一档的战斗力。牢牢占据着东亚大陆最肥沃富饶的土地。
丰富的物产和稳定的农耕生活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久而久之，在中原王朝眼里，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中原这块王化之地和四周的化外之民。
北边草原游牧民族算上俄罗斯统称北狄；南方南越诸国包括东南亚那都是南蛮；西方从西域到欧洲则一股脑算作西戎。
你就说，秦始皇修那长城像不像《权游》里凛冬城外面的绝境长城，防的那都是“野人”。
长期下来，自然也就造就了华夏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绝对自信，即使中原王朝弱势时，我可能打不过你，但是我的文化和制度那是遥遥领先于你，不管是谁入主中原，最终都得学习我们的文化，以至于慢慢被同化。
这就是近代以来国人迷之自信的源头，我们是打不过列强，可那又怎样，这些蛮夷之辈不过就是仗着一些奇技淫巧罢了，更何况，火药大炮这些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相对于清朝来说，日本明显就没有这方面的障碍，在历史上，他从来就是一个追赶者，没有做过领跑者。
所以被打开国门后，立刻就意识到了西方世界的强大，很快就开始全盘西化，深入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先进科学技术。
2000年前，日本就管中国叫大哥，现在更是管漂亮国叫干爹。关于放低姿态、拜师学艺这件事，人家从来就没有面子问题和心理压力。
这一点上，跟清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朝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为祸甚巨。导致于近代以来一次次被欺负，却始终如小媳妇一般，扭扭捏捏不愿改变。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慢慢低下高傲的头颅，开始搞洋务运动。
天朝思想才算慢慢消散，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可怕的崇洋媚外。
很多人的骨头，自从当年弯下来后，一直就没再直起来过。
直到这些年，中国再次强大起来，我们的民族自信才慢慢重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天朝思想的死灰复燃。
其次则是理学思想。
自宋朝理学兴起以后，就一直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主导地位。在这里我们不去讨论理学思维的是非对错，毕竟这个属于哲学范畴，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我们只需要知道，理学在实际的运用中，很容易让人们过于重视“心”，而忽略了“物”。
就比如说战争，在理学观念看来，“得人心”、“正义之师”、“士气”这些东西是致胜的关键，而武器装备这些“器物”，并不是决定因素。
这话放到什么时候看，都非常的“政治正确”，放在历史长河中，事实也一再的印证这句话的普适性。
但问题是，历史上发生的战争，都是冷兵器之间的对决，就算有火器，也是很简陋的火枪火炮，都无法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于是，哪一方的将士人心齐，士气高，作战勇猛就成了扭转战场的关键因素。
狭路相逢勇者胜，也就成为一般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信条。
然而时代变了，晚清以来，列强和大清之间那是存在文明差距的，这不是普通的差距，而是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代差。
列强打清军，那相当于是三体人打地球人，四维文明打三维文明，当“物”的差距达到一定大的时候，“心”也无力回天。
不要和我杠说什么抗美援朝咱们志愿军凭借坚强的意志也打赢了联合国军。
要知道当时志愿军装备虽然差，但也是有一定基础的，还有苏联在背后明里暗里的援助。真要给你换成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这仗还怎么打。
理学思想相对于天朝思想，消亡的更晚，危害也更大。
一直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都还认为拳民忠勇，民心可用。凭借这一腔热诚和满腔热血，定可将洋人尽数翦除。
结果就是联军入侵，太后西奔，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理学思想或者说唯心主义的危害是很严重的，教员就是认识到了这种思想在国人心中的根深蒂固，才会从小就教导我们说凡事要实事求是。
所以说，从小学习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是很重要的，实事求是，可千万不要低估了这句话的分量。
那么这两种思想是如何阴魂不散，相互纠缠作用下，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呢？举个例子就知道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浙江方面战事的主帅是裕谦。
作为大清王朝最坚定的主战派，裕谦做事极为激进。
他曾下令掘开英军的坟墓，将数百具尸体刨出挫骨扬灰，然后弃之大海。还凌迟过一个英国俘虏。
为了激励将士，裕谦甚至还把一名战俘的皮剥了，制作成马缰。
身为一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忠君爱国，根正苗红的朝廷大员。这两种思想在裕谦身上可谓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裕谦主持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总共只打了一天，英军从早上发动进攻，下午2点就已经结束了战斗，只付出了2人战死，27人受伤的微小代价。
定海失守后，英军的目标直指裕谦所镇守的镇江。战前，裕谦带着文武百官在神灵面前宣誓：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
战事糜烂至此，但裕谦依然希望通过稳固“军心”获胜，他还是意识不到双方在装备上的差距是难以弥补的。
他将希望寄予神灵，可是他并没有想过，就算真有神的存在，那么有没有可能不是佛祖，而是上帝呢？
10月10日，英军开始炮轰镇海，登上城墙指挥作战的裕谦惊讶的发现，英国人居然不像开战前设想的那样进入内江作战，而是远远的用大炮轰击。
什么？英军的大炮居然能打这么远！
裕谦的一切战略部署，都是基于清军的炮能打到英军，而英国人的炮打不到清军设置的，直到此时，他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低级的，让人在可气之余甚至会觉得可笑。
很快，重要据点金鸡山失守，总兵谢朝恩战死。紧接着，英军又从招宝山登陆，这些传说中“腰硬腿直”，如僵尸一般只会跳走的英国人，居然可以矫健的攀岩。看到这里，裕谦绝望了。
天朝思维，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在战后裕谦家中的叙述中，这时的他陷入了迷惘，懵懵懂懂的从城墙走下，口中喃喃，大约走了一百多米，忽然间跪倒，朝着北方磕头，然后纵身一跃，跳入了泮池。左右急忙将他救出，然而此时的裕谦已经只有微息，没多久就气绝身亡。
他完全可以走，虽然战败罪责不轻，但无非也就是罢官免职，过一段时间又起复，继续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然而裕谦选择了自尽，他的死不是怕被追责，而是一种绝望，深深的绝望。
他看到了两军的差距，那种差距大到让他迷茫，让他对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产生怀疑。这样的敌人，光凭勇气可以战胜么？这样的国家，真的是天朝上国么？这些夷人，真的是夷人么？
究竟谁才是夷人？究竟谁才是文明的代言人？别说裕谦想不明白，整个大清朝，似乎也没有人能想明白。
裕谦的壮烈，是中华民族的壮烈，而裕谦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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