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夏天，潮湿而闷热。那时的我二十三岁，在县城的一家农机厂当维修工。说是维修工，其实只要是带电的东西，从车间的电动机到家属院的电风扇，大家都会来找我。那时候的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兜里揣着一把剥线钳和一支电笔，觉得自己掌握了某种通往现代文明的秘密钥匙。
林姐是那时候厂里的技术科副科长，说是副科长，其实整个技术科的担子都在她身上。她比我大八岁，是从省城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在那个遍地都是土话和烟草味的农机厂里，林姐像是一个异类。她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衬衫领口永远挺括，走路的时候目不斜视，鼻梁上架着一副细黑框眼镜。厂里的单身汉们私下里都议论她，说她清高，说她快三十了还不结婚，肯定是眼界太高。
我对林姐一直都是敬畏的。那种敬畏来源于她能在满目油污的图纸上，精准地指出一个零件的误差。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和她产生什么交集，直到那个雷雨交加的黄昏。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得吓人，云彩厚厚地堆在天边，像是被烟熏黑的棉絮。快下班时，林姐突然来到维修间，手里抱着一台半旧的红灯牌收音机。那是当年很体面的家电，木质的外壳，大大的频率指示窗。
“小陈，听厂里的师傅说你手巧，能不能帮我看看这台收音机？”她的声音很好听，不像车间主任那样嗓门粗大，而是带着一种温和的韧劲。
我赶紧擦了擦手上的油渍，有些局促地接过机器。那台收音机沉甸甸的，外壳擦得很亮。我试着拧了拧旋钮，喇叭里传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声，伴随着断断续续的沙沙声。
“能修，估计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里头的电容干枯了。”我凭经验判断道。
林姐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微笑：“那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最近总是没声。你能去我宿舍修吗？厂里马上要断电检查了。”
我点头应了下来。那时候的县城，电力供应并不稳定，厂里为了保生产，家属院和非生产部门经常轮流断电。
当晚，我吃过晚饭，挎着工具包去了林姐住的宿舍。那是一栋红砖砌成的三层小楼，墙皮有些剥落，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虎，林姐住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屋子。
推开门时，我被屋里的陈设震住了。没有当时流行的那种大红大绿的装饰，靠墙是一个通顶的书架，上面挤满了书，书脊上的字迹大多是外语或复杂的物理公式。书桌上摆着一盏台灯，旁边是一叠整齐的图纸。屋子里流淌着那种淡淡的香气，和她在办公室里散发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
“随便坐，小陈。”林姐递给我一杯热水，杯子是白瓷的，上面印着“省先进工作者”的字样。
我没坐，直接把收音机摆在书桌上，熟练地拆开了后盖。在那窄小的空间里，我低头调试着元器件，林姐就坐在旁边，手里捧着一本书，偶尔起身给我续水。窗外的风刮得很大，树枝抽打着窗棂，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
“林姐，你这收音机里头的线圈有些松了，我得重新焊一下。”我解释道，其实也是为了打破那种让我有些不安的安静。
“不急，你慢慢弄。”她放下书，看着我手里的电烙铁，“小陈，你修东西的时候，眼神特别专注。其实你很有天赋，不该只待在维修间里摆弄这些旧货。”
我憨厚地笑了笑：“我这种初中毕业的，能进厂当工人就不错了，哪敢想别的。”
林姐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时代变了，小陈。我听说今年国家要在南方搞更多的发展，技术才是未来的敲门砖。你还年轻，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正要接话，窗外猛地划过一道刺眼的闪电，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屋里的灯光剧烈地晃动了几下，在一声轻微的滋滋声后，彻底熄灭了。
屋子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我手中的电烙铁还残存着一点微弱的发红的光。
“停电了。”林姐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听起来有些缥缈。
“没事，我带着手电筒。”我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包。
可就在我摸到手电筒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一只温凉的手轻轻按住了我的手背。那是林姐的手，带着一点点颤抖。
“别开灯，小陈。等一小会儿，就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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