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天民政局的窗口，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把两份离婚协议书都签了。 2016年的三月，妻子周雨桐不知道我去了哪个地方，她正在家里保胎，肚子里的孩子刚满三个月。我伪造了她的签名，找了个与我们熟识的中间人走了流程，拿到那本红色的离婚证，揣进口袋，走出大门，阳光晒在脸上，我长出了一口气。
以为那是终点，没想到那是七年债的起点。
七年里，我失去的东西，一件一件地，都从别的地方还回来了。
我叫方远，认识周雨桐是2011年，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她在同一栋楼的律师事务所做助理。
我们是在楼道里认识的，她手里抱着一摞文件，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我伸手挡住，她抬头道了声谢，笑了一下，就是那一下，我记了好几天。
追了将近半年，她才答应和我在一起。她是那种凡事慢半拍的人，不急，不冒进，做什么事情都要想清楚了再动。我有时候催她，她会认真地看着我说："方远，我们以后要过很长时间的日子，不差这几天。"
我当时觉得那是一种成熟，后来才发现，那是一种我永远学不会的稳。
2013年结婚，婚礼办得简单，摆了十二桌，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婚纱，站在喜棚底下，被周围的红色衬得脸色明亮。我妈拉着我的手说："这个媳妇好，踏实。"
婚后头两年，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有条有理。她把每个月的收支记在一个本子上，连买菜的钱都分类列清楚，什么时候该存钱，什么时候该花，心里有一把尺。我收入不稳，她从来不抱怨，只是把自己那份工资守得紧，说是给我们留退路用的。
那把尺，那条退路，我当时没当回事。
转变是从2015年开始的。
那一年我跳槽去了一家新公司，认识了郑思。
郑思是公司新来的市场总监，三十出头，离过一次婚，说话利落，做事果决，站在会议室里讲方案，满屋子的人都在看她。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受——不只是好看，是一种气场上的碾压，让我突然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不满足。
我和她开始在工作上有交集。一起出差，一起改方案，深夜对着同一张报表争论数据，渐渐地那条线越来越模糊。
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工作上的投缘。
但我没有告诉自己的是，每次从郑思那里回到家，看见周雨桐坐在沙发上看法条，看见她把拖鞋摆得整整齐齐，看见她给我热好了饭放在桌上，我心里会涌出一种莫名的烦躁。
那种烦躁，我现在知道，叫做"良心不安"。
当时我以为，那叫做"这段婚姻出了问题"。
2015年秋天，我和郑思的事实质性地越过了那条线。
之后的几个月，我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里。白天回家吃饭，听周雨桐说案子，陪她去超市，甚至陪她去做孕前检查——是的，她那时候一直想要孩子，我没有明确反对，只是一拖再拖，说再等等，再等等。
然后2015年底，她告诉我，怀孕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她站在卫生间门口，手里拿着验孕棒，脸上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表情，高兴里带着不敢置信，还有一点点小心翼翼，像是怕说出来这件好事就会碎掉。
她说："方远，我们有孩子了。"
我站在那里，回了她一个笑。
那个笑，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难堪的事情之一。
从那天起，我陷入了将近三个月的煎熬。一边是怀了孕保胎在家、每天给我发"宝宝今天踢我了"的周雨桐，一边是催着我做决定、说"你到底要怎么办"的郑思。
两边都是真实存在的，两边都在等我给一个答案。
郑思给我的最后期限是当年三月。
我选择了最懦弱的那条路——不是在两个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偷偷地，悄悄地，把周雨桐那边的门关掉。
我找了一个认识民政局工作人员的中间人，伪造了周雨桐的签名，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了离婚手续。
那天从民政局出来，我给郑思发了一条消息："办完了。"
她回了一个字："好。"
我站在路边，掏出那本离婚证，翻开看了一眼，把它合上，装进内衬口袋，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郑思的公寓。
那天晚上周雨桐给我发消息说，产检医生说孩子发育很好，让我有空陪她去一次。
我回复：好，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然后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在一边。
周雨桐发现离婚的事，是在一个月后。
她去银行办理一笔业务，需要婚姻状况证明，工作人员查出来的结果是"已离婚"。她愣在银行柜台前，重新确认了两遍，然后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打了我的电话。
我接了，没说话。
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问了一句："孩子怎么办？"
我说："我会负责。"
她挂了电话。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之后的事情，是她律师发来的一纸公文——她以"伪造签名、恶意离婚"对我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离婚协议无效，同时以侵权为由要求赔偿。她的同事帮她代理这个案子，据说整个事务所都知道了，人人义愤填膺，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在我这边。
我以为她会把官司打得很难看。
但庭审上，她坐在那里，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她陈述事实，核对证据，声音清晰，语速平稳，就像在处理别人的案子。
法院最终认定离婚程序无效，判定赔偿，恢复婚姻关系。
恢复婚姻关系是法律意义上的，现实意义上，周雨桐那天走出法庭，就再也没有回过我们的家。她在父母那里住下来，生下了孩子，一个女儿，我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没进去。
后来她提出了第二次离婚，这一次，流程清清楚楚，签字明明白白，两个人都在场，什么都是真的。
孩子判给了她。我有探视权，每个月一次，每次不超过半天。
那个下午，我站在民政局门口，手里拿着真正属于我的那本离婚证，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郑思那边，在官司期间就已经结束了。不是谁先提的，是她有一天发来一条消息，说："方远，我想了很久，我们不合适。"我没有挽留，我们都知道，那段关系从一开始的根就是烂的，烂根上长不出干净的果。
我一个人，搬进了一套租来的两居室，开始了我以为的"新生活"。
那个新生活，是用接下来七年的代价换来的。
第一年，生意上接连出问题，一个合作了三年的大客户突然撤资，损失了将近四十万。我找人借钱周转，四处奔走，那段时间头发掉了一大把，睡眠极差，半夜常常惊醒，坐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发呆。
第二年，父亲病了，脑梗，住院两个月，出院之后行动不便，需要人照料。我一边扛着债，一边来回奔波，身体开始吃不消。我妈在电话里说："你爸住院的时候，雨桐来看过他。"
我没有说话。
第三年，我所在的公司被并购，整个部门裁撤，我失业了。那一年我三十四岁，带着一身债，一张过时的履历，重新开始投简历。面试官看着我的经历，客客气气地说"我们会通知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与此同时，我女儿两岁了，开始会叫"爸爸"了。每个月一次的探视，我去的时候，她从周雨桐身后探出一张脸来，眼睛大，睫毛长，和她妈妈一模一样。我蹲下来叫她，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跑回去抱住周雨桐的腿，把脸埋进去，不看我。
周雨桐站在那里，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弯腰把孩子抱起来，轻轻地，用那种她一直以来的、慢半拍的稳，对孩子说："去跟爸爸说你好。"
那是她在整件事里，对我最好的一次。
我一直记得。
七年里，我以为最难的是那些钱的事，那些失业的事，那些父亲生病的事。
然而真正把我击垮的，是第七年的那个秋天——女儿该上小学了，周雨桐找到我，说学校要求填写家庭情况，老师问起来，孩子不知道怎么解释"爸爸在哪里"，哭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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