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游客回国后，特意跟亲戚说：中国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伊万诺夫在家庭聚会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亲戚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他的外甥喝了口伏特加，笑着问：难道中国不是到处都是冒着黑烟的工厂和骑自行车的人吗？

伊万诺夫放下酒杯，认真地看着他，说了一个字：不。

伊万诺夫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前在莫斯科一所大学教历史。他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四十多年前大学时读的那些书，还有这些年电视上偶尔闪现的新闻画面。他不看旅游博客，更不上那些外国网站，对中国的认知基本停留在那个年代。

去年夏天，他的老同学彼得罗夫从北京回来跟他讲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伊万诺夫不信，说你喝多了。彼得罗夫说你亲自去一趟，眼见为实。伊万诺夫决定亲自去看看。他报了一个莫斯科到北京的旅游团，同行的都是跟他差不多年纪的退休老头老太太。

下了飞机坐上去酒店的大巴，伊万诺夫靠在车窗边往外看。宽阔的马路，两旁是高楼大厦，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街上车流密集但秩序井然，几乎看不到有人随意变道加塞。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到了纽约或者伦敦。导游说这是北京三环，不算最中心。他问导游，北京有多少人。导游说常住人口两千多万。他沉默了，莫斯科才一千两百多万。

到了酒店安顿好，伊万诺夫想出去逛逛。导游说您会中文吗，他说不会。导游说你手机上下个翻译软件可以跟人交流。他不信，一个老头学不会那玩意儿。他还是走出去了，在酒店旁边的小超市买水，拿了瓶矿泉水到收银台，掏出一张一百元人民币递过去。收银员是个年轻姑娘，冲他指了指柜台上贴的二维码，叽里咕噜说了一串中文。他听不懂，姑娘指了指旁边一个正在扫码付款的年轻人。年轻人用英语告诉他，扫码支付。他没见过这种付款方式，掏出手机比划。年轻人帮他下载了支付宝，绑定了银行卡，教他扫码。几秒钟就付完了。

伊万诺夫走在路上，手里攥着那瓶矿泉水，又看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交易记录，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这个东西莫斯科也有，只是没这么普及。”

第二天，他们去了长城。伊万诺夫腿脚不好，没爬到顶。在山脚下找了个地方坐着休息。一个中国老头也在那里休息，比他大几岁，穿着一件运动夹克，脚上一双健步鞋。两个语言不通的老头，通过手机翻译软件聊了起来。中国老头姓张，退休前是中学老师，一个月退休金五千多块，老伴有医保，日子过得挺舒坦，没事就来爬爬山锻炼身体。伊万诺夫在心里算了算汇率，五千多块相当于六万多卢布——莫斯科很多大学教授的退休金都没这个数。

伊万诺夫在电话里跟我讲起这事时，声音里还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

晚上团里安排看京剧，伊万诺夫看不懂，但觉得热闹好看。唱念做打，脸谱，戏服，乐器，都新鲜。旁边的中国老太太给他递了一把瓜子，他抓了一把学着磕。瓜子是咸的，不好磕，但那个老太太的笑不需要翻译，他看懂了。回酒店路上他跟导游说，中国人好客，导游说传统文化，待客之道。他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了，拍了拍自己的心口，再指指那群边嗑瓜子边叽叽喳喳往回走的团友，最后只竖了一下大拇指。

行程里有杭州，西湖边的公园里有一群老人在唱戏，不是京剧，是越剧，伊万诺夫当然更听不懂。他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旁边一个老人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印着戏词，双语对照。他磕磕绊绊念了几句，旁边的中国人给他鼓掌。他脸红了。

回国以后亲戚们围着他问长问短，外甥问他要不要再去。他想了想说还想去，去西藏，去新疆，去那些没去过的地方。外甥说您以前不是说不去中国了吗？伊万诺夫说那是以前，以前他不知道中国是这样的，现在他知道了。世界在往前走，有些人还停在原地。他差点成为停在原地的人，幸好他迈出了一步。这一步跨过了四十多年的偏见与无知，跨进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