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在河谷最深处，四面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庄稼总也长不好，但人死得并不比别处少。
葬礼是赵家老三的。他在矿上干了八年，肺里吸满了石头粉子，最后咳血咳死的，才四十一岁。丧事办得不小，唢呐班子请了两个，纸扎的童男童女、轿车楼房摆了一院子。赵家老大从省城赶回来主持的，他做建材生意发了财，手机是金色的，讲话喜欢夹英文单词，劝来吊唁的亲戚喝酒时说“节哀顺便，happy起来”。
赵老大人缘好，来的人多，门口那条土路停满了车，从村口一直排到打谷场。有几辆好车，车窗黑得看不见里面，村里人专门绕过去看，说这车得几十万吧，另一个说不止，得一百多万，那个车标是奔驰，奔驰就没有低于五十万的。说这话的人声音很大，专门说给旁边的寡妇听的。赵家老三的寡妇穿着一身灰布衣裳，跪在灵堂前烧纸，头都没抬一下。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端着一碗大锅菜，里面的粉条坨了，肥肉片子漂在汤面上，油汪汪的。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小时候一起偷过瓜的陈二。他胖了，肚子把皮夹克的拉链撑开了，咧嘴一笑露出一颗金牙。他现在跑运输，有两辆大货车，去年来我家借过两万块钱还没还，这回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哥，最近在哪发财”，第二句话是“那两万块我下个月准还”。我说不急不急，他说“那不行，亲兄弟明算账”，然后转身给别人发烟去了，中华的，一根一根递，递到我这儿，烟盒里还剩最后一根，他说“哥你不抽烟，我这记性”，然后把那根烟叼自己嘴里了。
我确实不抽烟。他递了八年中华了，每次都忘。
大人们吃席的吃席，打牌的打牌，孩子在院子里疯跑。农村的葬礼对孩子来说跟过年差不多，有糖吃，有鞭炮放，有大锅菜不限量，还能在灵棚里玩捉迷藏，钻来钻去的，大人顾不上管。赵家老三家的小子今年九岁了，披麻戴孝跪在灵前，有人来磕头他就跟着磕，磕得额头上青了一块，他妈让他别磕了，他不听，过一会儿又磕。
我跟陈二没什么话说了，就端着碗蹲到院子角落里，靠着墙根吃那碗坨了的面条。旁边有一堆旧砖头，砖缝里长着几棵灰灰菜，霜打了之后发紫发黑，蔫头耷脑的。阳光从院墙上头斜过来，照在灵棚的白色幔帐上，反出一种刺眼的亮。唢呐声停了，录音机开始放哀乐，喇叭质量不好，劈了，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挤过来的，尖细尖细的，直往耳朵眼里钻。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了那句话。
“明天我家也要买一口棺材。”
声音不大，但院子一下子安静了。
不是真的安静，是那种只有这句话被听见、其他所有声音都退到背景里去的安静。我抬头看，说话的是个六岁左右的男孩，站在院子中央那棵老槐树底下，穿着一件明显大好几个号的深蓝色棉袄，袖口卷了两道还是长，露出手腕上黑乎乎的一截。裤子短了，吊在小腿肚上面，露着一截细得像麻秆的脚踝，脚上是一双看不出颜色的棉鞋，左脚鞋面上破了个洞，棉花从里面挤出来，被踩成了灰黑色。
他仰着脸，眼睛黑白分明，干净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的雨花石。
旁边有个穿羽绒服的女人猛地转过头来，脸上表情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她蹲下来抓住男孩的肩膀，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被旁边的人听见了：“你说什么？”
“明天我家也要买一口棺材。”男孩又说了一遍，声音比第一次还清晰，像是在回答一道老师提问的算术题。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那女人声音尖了，手指掐进男孩的棉袄里，男孩被晃了两下，脖子上的肉跟着颤。
男孩没哭，也没害怕，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女人，像是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周围几个人的目光都射过来了，像探照灯一样。有人认出这是谁家的孩子，嘴里的筷子慢慢放下了，有人端着碗站起来往这边张望，有人已经开始小声议论，嗡嗡的声音像一群苍蝇找到了一块肉。
“这是不是杨老四家的孩子？”
“杨老四？哪个杨老四？”
“就是杨木匠他孙子。杨木匠你们不记得了？打棺材那个。”
“噢——杨木匠啊。那他家确实……”
话说到一半就没了，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打棺材三个字像是某种禁忌，说出来不吉利，尤其是在葬礼上，在一个六岁孩子说出“买棺材”这种话的葬礼上。
男孩叫杨果，五岁半快六岁了。
我认识杨木匠。准确地说，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认识杨木匠。他做了一辈子棺材，手艺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是跟爷爷学的，传了三代，是这十里八乡最有名的“棺材匠”。以前物质不丰富的时候，村里人都是提前给自己备棺材板的，选好了木料请杨木匠来做，慢慢做，不着急，做好了就搁在堂屋的梁上，每年过年刷一遍桐油，刷得油亮油亮的，比什么家具都体面。
杨木匠做棺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做棺材是用松木、杉木，省钱省料，杨木匠只用柏木，柏木耐腐，纹理好看，有一股子淡淡的香味。他说棺材是人这辈子最后一套房子，得住千年万年的，不能糊弄。他做的棺材叫“十圆”或者“十二花”，端端正正摆在那里，像一艘倒扣的大船，棺材头还要刻一个“福”字或者“寿”字，一笔一划都讲究，像写字帖一样。
但这些年没人打棺材了。火葬推广了，人一死推进炉子里，出来就一捧灰，装在骨灰盒里，连棺材都用不着了。偶尔有讲究的人家，非要土葬，偷偷摸摸地埋，但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打棺材了，怕被举报。杨木匠的手艺活儿越来越少，后来干脆就没了。他不打棺材以后，人一下子就老了，背也驼了，走路的步子也慢了，像一台停了摆的座钟。
杨果是他大孙子。他大儿子杨军在镇上开三轮车拉货，小儿麻痹后遗症，左腿有点跛，干不了重活。儿媳妇呢？跑了。生了杨果以后不到一年就走了，嫌弃杨家穷，嫌弃杨军是个跛子，嫌弃杨木匠是个打棺材的老绝户。走了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听说嫁到外县去了，又生了两个孩子。
杨木匠的老伴前年死的，死了以后杨木匠就更不说话了，整天坐在门口那把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跟晒蔫了的瓜秧子似的。杨军在镇上跑车，常常半夜才回来，杨果就跟着爷爷，爷孙俩一个老的，一个小的，像两棵挨得很近的树，一棵快枯了，一棵刚发芽。
葬礼还在继续。赵家老大的司机开着一辆崭新的路虎去买烟了，有人看见那个司机从香烟柜台里拿了一条软中华、一条玉溪、一条芙蓉王，装在黑色的塑料袋里拎出来，塑料袋被他手里的烟烫了一个洞，他没注意。
三三两两的人端着碗凑到了一起，话题已经从我听见那句话时的不敢说，变成了现在的不怕说，而且越说越起劲，声音也越来越大，像是一锅水终于烧开了。
“你家也要买一口棺材？”
“杨木匠还给别人打棺材不打了？”
“肯定不打了呗，他都多大岁数了，再说了，现在谁还敢打棺材？火葬场一烧，啥都没了。”
“那他家买棺材干啥？”
这句话像是把所有人的嘴同时堵住了。对啊，买棺材干啥？谁用？杨家现在总共就三口人，杨木匠、杨军、杨果。杨军的媳妇跑了，杨果才六岁。
有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个所有人都想到了但都不敢第一个说出来的话，说了出来。
“怕不是杨木匠自己不行了吧？”
“那也不是，要是杨木匠不行了，应该在他自己家买棺材，怎么是‘你家也要买一口’？杨果说的是‘我家’，他家就是杨家。他自己家买棺材，不是给他爷爷买，还能给谁买？”
“给他爹买呗，傻啊你。”
这句话把所有人都说愣了。
院子里的风忽然大了起来，灵棚两边的白幔帐被吹得猎猎作响，像是什么东西在扇动翅膀。赵家老大的卡拉OK开始了，一个中年妇女拎着话筒唱《真的好想你》，唱到高音部分上不去，破了音，整句歌词碎在空气里，像摔碎的玻璃杯。
我放下碗，从角落里站起来，穿过人群，朝那棵槐树走过去。
杨果已经不站在那儿了。他蹲在院墙根底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我走近了看，他画的是一口棺材。不，准确地说，他画的是一个长方形，中间写了“福”字，是他爷爷棺材上那种字体，一笔一划的，虽然歪歪扭扭，但你一眼就能看出来，那是个“福”字。
我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突兀：“果果？”
他抬起头看我，眼睛还是那种干干净净的黑，像是山涧里刚被雨水洗过的石头。
“你刚才说明天你家要买一口棺材，是不是呀？”
他点了点头。
“买给谁的呀？”
“买给我爸爸的。”
他的语气太正常了，正常到让人后背发凉。就好像在说“明天我家要去镇上买一袋化肥”或者“明天我家要去集上买两只鸡崽”一样。没有悲伤，没有恐惧，甚至没有多余的情绪，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那根树枝还在棺材形状的长方形里描那个“福”字，描了一遍又一遍，把那个字画得粗粗的，深深的。
晚上的酒席散了，唢呐停了，唱卡拉OK的人也散了，但赵家院子里的灯还亮着，打牌的人还在继续。我借着酒劲，找到了陈二。
“你知不知道杨果家住在哪儿？”
陈二正准备出牌，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很。“你问那个干啥？”
“我想去看看。”
“有啥好看的，”陈二把手里的牌打出去，压低了声音，“杨军快不行了，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上个月在县医院住了几天就回来了，没钱治，也不治了。这孩子可能是听他爷爷说的，家里要做准备了。”
我沉默了。
“他家那个情况，”陈二叹了口气，“杨木匠打了一辈子棺材，给人家攒了一辈子的体面，到头来自己家连个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杨军在镇上跑三轮，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还带着个孩子。杨木匠那点棺材本早几年就花光了，老伴一病，家底子全掏空了。”
“棺材也买不起？”
“柏木的买不起，松木的也够呛。”陈二看着手里的牌，把一张幺鸡打了出去，“不过杨木匠自己会做，说不定是他自己做。买料子的钱嘛，东拼西凑呗，总归有办法的。”
那晚我没去杨家。太晚了，又喝了酒，不合适。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
杨家住在村子最西头，靠山根底下。三间土墙瓦房，墙皮剥落了一大片，露出发黑的土坯，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院墙是用石头垒的，坍塌了半边，用几块木板挡着，木板上钉着铁丝，铁丝生了锈，松松垮垮的。院子倒是扫得干净，连一根草棍都没有，黄土地面被扫出了一层细土，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面粉上。
杨木匠坐在堂屋门口的那把藤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领口磨毛了，但干干净净的。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在早晨的光里亮得刺眼。脸上的皱纹比印象中深了很多，像是有人拿刀子在他脸上刻了一遍。
他看见我进来，眼神先是茫然了一下，然后眯起来辨认，过了几秒终于认出我了，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杨叔，”我喊了一声，这是我从小就叫惯了的，虽然他已经很多年不打棺材了，但村里人还是习惯喊他杨叔，“我来看看您。”
他又点了点头，朝堂屋里指了指，意思是让我进去坐。
堂屋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一把老式茶壶，旁边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垢厚得像一层漆。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几张黑白照片，有一张大概是杨木匠年轻时候的，穿着军装，腰板挺直，精神得很。旁边一张是杨军结婚时候拍的，新娘子穿红戴绿，笑得露出一排白牙，杨军站在旁边，左腿微微踮着，像是在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高。
那面墙的另一边靠着三块木板，是柏木的，看得出来有些年头了，颜色已经发深发红，但木纹还很清晰，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柏木香。
三块木板，不是四块。棺材是六块板，前挡、后挡、左右帮、天盖、底板，一共六块。这里只有三块，而且不是现成的棺材板，是半成品，大的那块是天盖，两块长条的是左右帮，还没拼起来，就那么靠在墙上。面层刨过了，刨花扫得干干净净，堆在墙角，脆脆的卷卷的，像油炸过的那种虾片。
杨木匠拄着拐杖站起来，慢慢走进来，在我身后停下了。他没有说话，跟我一起看着那三块柏木板。
“杨叔，这板放了多久了？”我问。
“十好几年了。”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的，“老早就备下的，给我自己用的。”
那三块板子的颜色明显不一样，深的那块是旧料，浅的那两块是新添的，还没经过风化，颜色还嫩着。
我盯着那两块颜色浅的板子看了很久，忽然明白了什么。
“昨天我听杨果说，你家明天要买一口棺材。”我说。
杨木匠的身子微微晃了一下，像是被风刮了一下。他的手紧紧攥着拐杖的把手，指节发白。
“杨军是几月查出来的？”我问。
“七月。”杨木匠的声音在喉咙里滚了滚，“七月半。”
今天是腊月初九。七月到腊月，不到半年。
“大夫说，最多到过年。”杨木匠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像是每个字都用了全身的力气。
堂屋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能听见墙上那架老座钟走的声音，咔哒，咔哒，咔哒。
“我想着，他来的时候好好的，走的时候也不能太寒碜。”杨木匠终于把目光从木板上移开，慢慢转过身，朝里屋走去。
我跟着他，推开了里屋的门。
房间不大，窗户上糊着报纸，光线很暗，但能看清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太瘦了，瘦得被子都是平的，看不出下面有人，只在床头的位置，露出一个黄得像蜡一样的额头，和一双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
杨军看见他爹进来，嘴唇动了动，像是在叫“爸”，但声音出不来，只有气声，像风吹过窄缝时发出的那种细细的声响。杨木匠走过去，在床沿上坐下来，伸出那只布满老茧、指节粗大的手，轻轻地放在儿子的额头上。
那个动作太轻了，轻得像是在摸一件瓷器。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自己不该进来。
从那以后，我每天去杨家。
不只是我，村里人陆陆续续都知道了。消息传得很快，就像秋天的风，一夜之间就能把树叶吹黄。
有人送去一袋米，有人送去一桶油，有人送去两板鸡蛋。张婶送了一锅鸡汤过来，用搪瓷盆端着的，盆底垫了一块抹布，怕烫着杨木匠的手。刘叔扛了一袋煤球过来，在院子里码得整整齐齐，还拿扫帚把煤灰扫干净了。隔壁的李奶奶腿脚不好，走不了路，让小孙女送过来一百块钱，一张皱巴巴的毛票子攥在孩子手心里，攥得都出汗了。
赵家老大也来了。他开着他那辆黑得发亮的车来的，车停在杨家门口，引得好几个人过来看。他从后备箱里搬出一箱牛奶、一箱八宝粥，还有一箱火腿肠，东西搁在院子里，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走了以后，有人看见他那辆车的后备箱里还有一箱五粮液，整箱的，没拆封。
那几天我坐在杨木匠的藤椅旁边，帮他劈柴、烧水、扫院子。杨木匠有时候跟我说话，有时候不说话，就坐在那儿晒太阳，眼睛半睁半闭的，像睡着了又像没睡着。烟灰从他手指间的烟卷上掉下来，落在他的裤腿上，他也不掸，就那么让它燃着，燃到烟屁股烫了手才扔。
杨果那几天乖巧得出奇。
他才六岁，按理说正是满地打滚的年纪，但那几天他不怎么跑了，也不闹了，就安安静静地待在院子里，有时候蹲在墙根底下画画，画的还是棺材，还是一个长方形，一个“福”字，一遍又一遍。有时候他会进里屋，趴在床沿上看他爸爸，看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有一次我看见他伸出小手，摸了摸他爸爸那只露在被子外面的手。那只手已经瘦得像鸡爪子了，皮肤薄得透明，能看见下面的骨头和青紫色的血管。杨果的小手覆在上面，大小差不多，但颜色差太多了，一个黑红黑红的，一个黄得像旧报纸。
杨军那天下午醒了一会儿。
他是被疼醒的。肝癌晚期的疼，不是人能忍的。他咬着嘴唇，嘴唇咬破了，血顺着嘴角流下来，但他没哼一声。杨木匠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是村卫生所的张大夫开的，杜冷丁，不是用来治病的，只是用来让他不那么疼。针打下去，过了大概二十多分钟，他的表情慢慢松弛下来，眼睛张开了一条缝。
他看见了趴在他床沿上的杨果。
他的手慢慢抬起来，那只几乎只剩下骨头的手，轻轻地放在了杨果的头上。没有力气，只是很轻很轻地搭着，像是一片树叶落在上面。他的嘴唇在动，但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杨木匠凑过去，把耳朵贴在儿子的嘴边，听了很久，然后直起身来，眼眶红了，但没哭。
他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个东西进来，是一把刨子——做木工活用的刨子，铁制的，底座的木头磨得光滑发亮，刃口被磨了无数遍，薄得能看见对面的光。他手里翻来覆去地摸了一阵，然后递到杨军面前。
杨军看见了那把刨子，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杨军说的是什么。杨木匠后来告诉我，杨军说：“爸，再刨一块板吧，你的手艺，我还没学会呢。”
杨木匠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刨那块颜色浅的柏木板。他刨得很慢，一下，一下，一下，刨花从刨子里卷出来，长长的，薄薄的，卷成一圈一圈的，堆在他的脚边，像秋天落在地上的叶子。
他的手法还是那么稳，刃口吃进木头的深度刚好，出来的刨花均匀得像是机器压出来的，每一片的厚度都一样。但他的手在抖，不是那种因为年老而控制不住的抖，而是每刨一下，肩膀就会微微颤一下，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压住什么东西。
那天下午，我在杨家帮忙，有人进来说，县里殡仪馆来电话了，催问杨军什么情况，要不要提前联系火化的事。
杨木匠正在刨板子，手里的刨子停了一瞬，然后又继续刨起来。
“不火化。”他说，声音不大，但很硬，“我给他做棺材，土葬。”
电话那头说什么了，不知道，也没人敢再问。
腊月十四，杨军走了。
是凌晨三点走的。杨木匠守了一夜，杨果睡在旁边的躺椅上，盖着他爷爷的那件旧棉袄。杨军走的时候没有挣扎，没有闹，就是在某个瞬间，呼吸忽然就没了，像是一盏灯被风吹灭了，轻飘飘的，连个声响都没有。
杨木匠说，他当时正在给杨军擦脸，手忽然就停住了，因为他发现那块毛巾放在儿子的鼻子上，没有泛起一丝热气。
他就那么举着毛巾，举了很久。
后来他慢慢地把毛巾放进水盆里，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那天夜里没有月亮，星星亮得像碎钻，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天空。杨木匠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了很久，然后把围裙系好，把那三块靠在墙上的柏木板一块一块地搬到院子中央，摆在两条长凳上，开始打棺材。
凌晨三点多，腊月的天，冷得能把手指头冻掉。但杨木匠好像不怕冷，他脱了棉袄，只穿着一件单褂子，在院子里忙活。刨子推过去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传得很远，滋啦，滋啦，滋啦，像是什么东西在锯开黑夜。
天亮之前，棺材的大样就打好了。
六块板，拼在了一起，端端正正地摆在院子里，像一艘倒扣的大船。棺材头已经刻了一个“福”字，杨木匠刻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跟他从前给人家打的最好的棺材一模一样。
他给儿子做的，终究没舍得省半分。
杨军入殓那天，我没有去。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
陈二后来跟我说的，杨军入殓的时候，杨果挤到棺材前面去了，大人们想拦他，但杨木匠摆了摆手，不让拦。
杨果踮起脚尖，扒着棺材的边沿往里看。
他爸爸躺在里面，穿了一身新衣服，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跟他爷爷平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脸上的黄褪了一些，可能是因为化妆了，看起来比他活着的时候还精神些，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
杨果看了很久，伸出手摸了摸棺材的木头，摸那个“福”字的笔画，一笔一划地摸。那个“福”字刻得很深，他的小指头肚顺着笔画走，走到最后一笔的时候，忽然说了句什么。
陈二说，声音太小，他没听清。
但站在旁边的杨木匠听见了。
杨木匠说，杨果说的是：“爷爷，你做的棺材真好看。”
那一刻，站在院子里的人都哭了。杨木匠也哭了，但他是笑着哭的。
棺材抬走以后，院子里忽然空了一大片。
阳光照在那两排长凳上，凳面上落满了刨花和木屑，风一吹就飘起来，在光柱里打着旋儿，像是什么东西的灵魂还没走远。
杨木匠把那把刨子收起来，用一块旧布包好，放进堂屋的柜子里。那把刨子放了几十年了，手摸过的地方已经包了浆，光亮亮的，跟木头的颜色融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木头的本色，哪个是人手上的油。
杨果蹲在院子里，又在那画画。画了长方形，画了“福”字，画了好几遍之后，又在旁边画了两个小一点的长方形。
有人问他画的是什么，他没抬头，说：“给我和爷爷画的。”
又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等我们死了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在葬礼上说出第一句话时一模一样，平静得不像一个六岁的孩子。
旁边的几个大人听见了，张了张嘴，谁也没说出话来。
远处山头上，起坟的唢呐声还没有停，断断续续地传过来，像是被风吹散了。
杨木匠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安安静静地听着那唢呐声，眼睛望着对面光秃秃的山，不知道在想什么。
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粗糙的手上，落在那把空着的藤椅上，一切都安安静静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也像是什么都发生过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