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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广图纪录片中心

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

GUANGZHOU DOCUMENTARY CENTER

文稿 | 张雷

摄影 | 广州市电影家协会

审核 | 曾洁

编者按
EDITOR'S NOTE

广州图书馆与广州市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历史记忆的影像再现”主题展映交流活动。活动现场展映了纪录电影《九零后》,并邀请该片的导演徐蓓来到现场,对话观众,以当代创作者的视角,剖析21世纪的我们,该如何借由历史影像理解和再现抗战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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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点击下方,听对话音频版

以下为主题交流环节的文字版(节选)

全文约5400字,阅读需要10分钟

嘉宾简介

徐蓓纪录片导演 重庆大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主持人

曾洁 广州图书馆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从《西南联大》到《九零后

曾洁:《九零后》脱胎于2018年的五集系列纪录片《西南联大》,是不是表达了一些您在《西南联大》中没有完全表达的情感或是理念?

徐蓓:《西南联大》是比较宏观的,我的使命就是完整地介绍西南联大的缘起,它在抗战中期的发展。而学子只是当中的一个篇章,就是第三集《大学之大》。当时我采访了很多西南联大的老先生,就一直想把这些人物放到作品里。《九零后》给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所以《九零后》完全是以西南联大学子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而且把这段历史变得更长,一直延伸到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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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截图

曾洁:《九零后》和《西南联大》的美学风格还是有所差异的,您在里面加入了大量的散文和诗歌,同时还有非常动人的音乐,包括山歌和英文歌曲。这是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美学定位?

徐蓓:在具体的拍摄之前,一定会把大的方向都考虑得非常清楚,包括美学风格。做这种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你一定要做很多功课。做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在史料中发现很多的故事和线索。

当然,这个“史料”是广义概念上的,除了历史学的固定范围之外,文学作品、回忆录和书信都是史料的一部分。《九零后》的细节都来源于这些史料,比如写在校友回忆录里的《松花江上》以及他们喜欢看的《魂断蓝桥》《翠堤春晓》。还比如他们平时吃什么,有着怎样的心得和体会,都写在这个史料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材料有机地放在一个叙事框架里。

《九零后》里还有很多空镜,它们不是用来凑长度的,而是与其他内容形成因果关系。抗战这么艰苦,当时的人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空镜是其中的重要答案。不管是红土地,雪中的风景,亦或是滕王阁,都是学子们生活的土地,是家园,是国家。他们坚持下去,国家强大起来,这些美好的风景才能不再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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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剧照

曾洁: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把历史影像、纪实拍摄的画面、动画以及不同风格的素材进行融合?

徐蓓:我特别主张“杂揉”,比如我本身是学英语的,后来又学了人类学,在我过往的纪录片里,我非常希望它是多学科的。现在的观众早就习惯了“杂糅”的表达,他们看了太多黑白资料、实拍以及动画等风格的影像,他们有接受各种风格影片的审美能力。

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每一个历史资料的运用都要非常的精准,完全没有任何史实的硬伤。第二,一定要在历史资料中找出和当下生活,或者与影片叙事的有机联系。第三,你可以运用一些剪辑技巧,比如在讲述杨苡先生离开天津那一段的时候,我们找到了1938年海河清晰度高达50兆的航拍照片,也拍了2019年的海河,然后用一声汽笛把历史联系起来。

找到一个核心因素,把不同风格的影像有机地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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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剧照

曾洁:如何让史料走出学术圈,走出史料库,让更多的年轻一代理解这段历史呢?

徐蓓:我们会用很多活泼的手段,比如《西南联大》使用了水墨风格的动画,《九零后》使用了彩色动画。我其实不太想用那种特别传统、特别符合那个年代气息的风格,哪怕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我们也要用口琴和吉他来演绎。

但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内心是相通的,这个片子拍的是这些老人年轻的时候,其实拍的就是年轻人。

动画其实也是一种情景再现,而且在审美上比真人搬演有更多发挥的空间。比如制作《卢作孚》的时候,我有一个画面就是让火车飞起来,呈现的就是卢作孚的想象。

曾洁:您在《卢作孚》里还使用了摇滚音乐。

徐蓓: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三十多岁的卢作孚所做的事就是充满了摇滚精神,大胆开拓,无拘无束。不要用我们今天的想象去定义他们,他们是很前卫、很现代的。

观众:当学员们抵达昆明的时候,您在片中使用了赵元任老师的音乐《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您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插入这段音乐呢?

徐蓓:这一段故事是被记录在西南联大的校史里的,当湘黔滇步行团的学员们快要抵达昆明的时候,当时已经在昆明的赵元任先生即兴改编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原本是爱尔兰作曲家杰克·贾奇1912年创作的民谣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因在一战期间被英国士兵传唱而成为经典,赵元任改编后又用英文填词为《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在片中又将歌词翻译成了中文。

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当年的录音。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后,将想法告诉了作曲老师,作曲就将歌曲编写了出来,成为了我们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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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中的《苦干》片段

观众:《九零后》有一处使用了贵州苗族妇女的历史影像,这段素材是不是来自纪录片《苦干》?

徐蓓:是的,2014年我们在制作《大后方》时,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个35分钟版本的《苦干》,里面有包括重庆大轰炸在内的很多镜头,然后带了回来。后来正好就将这个贵州的片段用在了《九零后》。

拍纪录片是生命与生命的连接

曾洁:爱国、科学、民主还有刚毅坚卓都是西南联大的核心精神,您是如何将这些精神融入到16位学者的讲述当中的?

徐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爹味,其实我也不喜欢被教育,但是我会被事实教育、被故事教育、被人教育。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爱国、民主和科学的历史,作为导演,我就是要把其中的故事发掘出来,让精神自然地流淌其中。

我特别喜欢一个词——感悟。影像具有教育的功能,但我不太喜欢狂风暴雨式地灌输,我喜欢润物细无声的。在挑选故事和人物时,我肯定会把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和爱国民主科学放进考量中,但必须以一种美的手段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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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蓓

曾洁:就像开篇的杨苡老师,虽然已经是一位一百岁的长者,但依然会觉得她很美。在采访这些年过百岁的老人时,他们可能会记忆模糊。您有使用什么技巧去唤醒他们的深层记忆吗?

徐蓓:跟见过一个世纪风雨的人交流,技巧要放在后面。我带着崇敬的心去看待这段历史,坐在她的对面,你的状态和知识准备,就会让这个老人获得相应的感受。你究竟是来探索我的历史,还是完成一个采访的任务?老人是有判断力的,所以真诚的交流非常重要。

曾洁:我在一篇采访报道里看到,最后您跟杨苡老师拥抱在了一起,然后她跟您轻轻地说:“Just for you.”

徐蓓:很多朋友会问我,在采访这些老人的过程中,有哪些难以忘怀的瞬间?如果只选一个,一定是跟杨苡先生的交集,比如片中使用的那首歌One Day We Were Young就是杨苡先生给我的灵感。

因为她中午的时候需要休息,我就看到她戴着耳机在床上听歌。她说她听的是英文歌,我说我也是外文系的,她就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里,放的居然是我大学听过的One Day We Were Young。

后来我们觉得一定要重新拍这首歌,于是在最后的镜头里,通过一个绿色的小小的播放器,让这首歌充盈她的房间。我们在那间非常小的房间里铺了三节轨道,在轨道上移动机器。当拍到我觉得可以结束时,却惊奇地发现她流泪了,还完全陷入了沉思。一百年的时间,她什么没有见过呀?我就示意摄影师继续拍。又拍了两组镜头,我上去抱住了她,说:“杨先生,我们拍完了。”然后她就在我的耳朵边说:“It's just for you.”只是为你。

我直到今天都并不确定这个“you”指的是谁,也许是说给我听,也许是说给过去的另一个人。这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刻骨铭心的场景。

观众:我觉得这个“you”可能指的是她自己,她在跟您的对话中回想起了那个时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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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里的杨苡

曾洁:感觉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连接了。最后结尾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念出自己学号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感人。

徐蓓:这个学号的内容我本来早就想用在《西南联大》了。我最开始是偶然听到一个采访者说起自己的学号,后来干脆每次采访的时候都问学号。

我已经完全想不起自己大学的学号了,但他们每个人都记得,百岁的人还能将学号脱口而出。

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关心

曾洁:徐导还是重庆大学的教授,不仅自己创作,还要带学生创作。你觉得这种身份的转换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吗?

徐蓓:我是在电影学院任教,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并不清楚现在来读电影专业的学生,是否真的热爱电影或者创作?

我们学校是985,招生的分数是很高的。分数越招越高的时候,我就担心现在进校的这些孩子,哪些是真正对这个事情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如果不是热爱的话,很少有人能够在纪录片这个领域里坚持下来。所以让学生能够在四年的时间里,对影像产生热爱,甚至能创作一些作品,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曾洁:前年我们邀请了徐导来担任WE纪录创作培训营的导师,以《九零后》为例分享纪录片前期策划的经验。很多青年创作者在选题上存在误区,觉得只要去拍就好了,边拍边找故事。拍到了就是有,没拍到就当个记录。

徐蓓:我同时也担任一些影展的评委,看到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作者投稿的都是私影像。我能理解,因为学生往往没有那么好的创作条件,这个条件包括经费等客观原因,还有他们自身驾驭能力不足等因素,所以只能从身边的事情做起。这也是一种成长的经历。

张同道老师曾说,学纪录片要从硕士专业开始,要有多学科背景以及生活阅历。我当时在电视台的体系里,为了做专题要跟社会上很多人打交道。你如果是个体,不在机构里,那就还是要从私影像做起,这没有什么可着急的。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学生们对于个体和家庭之外的社会,甚至一些更大的议题缺乏兴趣。起步于身边事没有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我们还是要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抱有观察和思考的兴趣。

还要把制作纪录片的周期延长,因为纪录片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凭借一点才华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光芒万丈。一旦开始这条路,你就要调整自己的内心,不断积累,并对世界保持关心。即使你以后要去拍虚构的剧情片,难道就不需要对生活的理解,对社会的认知,对远方的关心吗?都是需要的。

曾洁:纪录片的创作不仅需要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来支撑,而且需要对社会深刻的洞察、理解和认知。

徐蓓:情感也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够对你的选题和人物产生共情,也要能和观众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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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提问

观众:如果说鲁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也许是第二批,改革开放以后的又是第三代。第一代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的影响,第二代知识分子经历了旧中国与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本土;后面的第三代又经历了完全不同的时代与命运。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您怎么看过去几代知识分子?而当代的知识分子又该如何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徐蓓: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我只能聊聊体会。在《西南联大》的第一集中,我比较了蔡元培那代人跟梅贻琦那代人的区别。蔡元培那代人成长于中式体制,只是成年时去到了西方,比如蔡元培去了德国,后来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梅贻琦、张伯苓和蒋梦麟是第二代,我这样理解,是因为这些人的大学教育基本都是在欧美进行,这辈人是东方和西方相遇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同时他们极大影响了后来的杨苡、许渊冲等第三代知识分子。第三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留学欧美,然后又经过了战乱,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

现在单纯地去说今天这一代人差得很远是没有意义的。我生于七十年代,长于和平时期,所处的环境和其他几代都不一样,所以单纯比较说几代人谁好与谁不好没有多大意义。

您刚刚提到的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但我更喜欢聚焦在具体的个体,聚焦在我自己。当我有机会了解这几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时,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的知识结构一定要和他们一样覆盖东西方,并且持续不断地吸收;第二,要有他们一样的家国情怀。现在不是战争年代,我不可能像他们一样投笔从戎,但我要做一个这个时代的微生物。

“微生物”这个说法来自卢作孚先生。1922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主持民众教育工作,邀请好友恽代英发表演讲。在谈到关于个人如何救国强国等问题时,恽代英说:“我是一个炸弹。”但卢作孚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曾洁: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他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就像杨苡老师所说:“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每日都不虚度)

徐蓓:有人曾说杨苡是中国最后一个贵族,她本人是很反对这个说法的。我们都知道她一百年经历了多少,但她最后表现出来的只有云淡风轻,一直坚定地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做她认为该做的事。这对我影响特别大,不是我不关注宏大的命题,而是会更关注内心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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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里的杨苡

观众:《九零后》让我看到了那些以前可能只存在于书本里的科学家前辈,觉得他们特别可爱,有人味,比如邓稼先先生,他很喜欢听别人给他讲故事。您在整部影片的结尾还使用了这样一句话:“稼先赞赏一个人或一个行为的用语是pure(纯粹)。”为什么将这句话放在结尾?您对这个“pure”是怎么理解的?

徐蓓:终于有人问到“pure”的问题了。当时我看到一本物理系学子在联大50周年时合写的集子,发现了一个与我小时候在课本里了解到的完全不同的邓稼先。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个默默研发原子弹和氢弹,最后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的鞠躬尽瘁的形象。但每个人都曾年轻过,邓稼先也有他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的邓稼先很调皮,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

在开始《九零后》的剧本创作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将这句“pure”放在结尾,而且这个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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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后》里的邓稼先

我理解的pure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呈现的是像杨振宁、王希季这些非常有名的西南联大学子,但也还有3000多名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他们多数人默默无闻。

我在南京大学路演时,一个学生跟我交流,说他的祖父就是西南联大的学子。因为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实在是群星璀璨,所以他的祖父看起来相对普通。但他的祖父和他们有着某种精神共性,第一,热爱自己的专业,至死不渝;第二,非常有家国情怀,哪怕在特殊的年代里遭遇了极大的不公,但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为社会发光发热;第三,热爱生活,有着很高的文学和美学品味。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是pure(纯粹)。因为纯粹不是简单,要很有思想、定力和格局的人才能够做到纯粹的。

小孩子pure不难,是天生的;但成年以后,被卷入社会的洪流当中也始终保持pure,一定是内心特别强大的人,他能够有意识地抵御住侵扰内心的力量,守住pure。所以这个pure也是我自己非常珍视的一个词,也是西南联大学子身上共同的特质。

曾洁:也就是赤子之心。

徐蓓:是的。

书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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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们的西南联大·求知卷》

作者:梅贻琦 等著

索书号:G649.2/2049/2

馆藏区域:北五楼社会科学图书二区

书籍简介

本书收录了梅贻琦、朱自清、吴晗等一众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章40余篇,记录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子求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入学经过、课堂生活、师生互动等,彰显了抗战烽火中联大学子刻苦求学、坚韧不屈的时代形象和中华民族坚贞不屈、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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