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相亲被嫌穷，姑娘二婶追出门：我家还有个好外甥女|二姨|二婶|周正|庄稼|相亲|赵冬梅

最远的地方

第一章一九九二年的夏天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二十二岁，正是说亲的年纪。

那时候农村说亲，讲究个门当户对。男方家里要有砖瓦房，要有几亩好地，要是能再有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台缝纫机，那就算得上是条件不错的人家了。可我家呢，三间土坯房，一场大雨就能漏得满屋子接盆接碗，院子里除了两辆破自行车——一辆永久，一辆飞鸽，都是我爸修了又修的旧货，再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我叫陈望春，名字是我妈起的，说是生我的时候正赶上开春，地里的麦子绿油油一片，看着就有指望。可这些年过来，我妈那点指望大概也磨得差不多了。我爸叫陈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也一辈子没挣下什么家业。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钱基本都填了这个窟窿。我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念初中，一个念小学，哪哪都要花钱。

这样的家境，在媒人嘴里叫“条件一般”，在女方家长嘴里就叫“太穷了”。

可再穷，亲还是要相的。那年头农村小伙子到了年纪不说亲，就跟地里的庄稼到了时节不收割一样，是要被人说闲话的。我妈托了好几个媒人，前前后后说了四五家，人家一听我家的情况，连面都不肯见。好不容易有一家松了口，是隔壁柳河村的刘家，说是有个闺女叫刘秀梅，比我小一岁，人长得周正，性格也温顺，愿意先见一面看看。

我妈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头天晚上就把我那件的确良白衬衫洗了又洗，挂在院里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催我洗头洗脸，还把她结婚时陪嫁的那块香皂拿出来让我用。我爸蹲在门槛上抽旱烟，半天才说了一句：“到了人家家里，嘴甜点，眼睛活点，别跟在家似的闷葫芦一个。”

我骑着那辆飞鸽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一兜水果和一盒点心，是我妈咬牙从供销社买的。夏天的太阳毒得很，晒得柏油路面都泛着油光，路两旁的杨树叶子打着卷儿，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从我们陈庄到柳河村也就十来里路，我骑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是因为路远，是因为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骑一会儿就想停下来缓缓。

说不紧张是假的。之前几次相亲失败，虽然嘴上说不在乎，心里头到底还是堵得慌。有一回，人家姑娘当面没说什么，可转身媒人就传过话来，说姑娘嫌我家穷，家里还有两个拖油瓶弟弟妹妹，嫁过去就是吃苦受累的命。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在村后的小河边坐了一下午，看着河水发呆。我不是怨人家姑娘势利眼，我是怨自己没本事。

可没本事也得往前走，日子不等人。

柳河村比我们陈庄大不少，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枝繁叶茂的，树荫底下坐着几个纳凉的老太太。我推着自行车走过去，跟人打听刘秀梅家怎么走。一个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我两眼，眼神里带着那种农村人特有的精明和审视，然后才伸手指了指：“往东走，第三家，门口有个石磙的那户就是。”

我道了谢，推着车往东走。心跳得咚咚的，手心都出了汗。

刘家的院子不小，青砖瓦房，院墙也是砖砌的，光看门脸就知道日子过得不错。我站在门口深吸了两口气，抬手敲了敲门环。来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圆脸盘，穿着碎花短袖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看就是利索人。她上下看了我两眼，笑了笑说：“是望春吧？快进来快进来，秀梅和她爸在屋里等着呢。”

这就是刘秀梅的妈，我后来才知道她姓王，村里人都叫她王婶子。

我跟着王婶子进了院子，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东墙角种了一畦菜，西墙角搭了个葡萄架，绿莹莹的葡萄挂了一串又一串。正打量着，正屋的门帘一挑，出来一个姑娘。

说实话，刘秀梅确实长得周正。她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连衣裙，皮肤白净，扎着一条马尾辫，个头到我肩膀那里，站在门口看着我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不冷不热的，恰到好处的那种客气。

“进来坐吧。”她侧身让了让。

我跟着进了屋，刘秀梅的爸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边，五十来岁的年纪，脸膛黑红，一看就是常年在地里干活的人。他比王婶子客气些，让我坐下，又让王婶子去倒茶。我赶紧把带来的水果和点心放到桌上，说了几句场面话，无非是“叔，婶子，这是一点心意”之类的。

刘秀梅坐在她爸旁边的凳子上，低着头不说话。我也局促得很，端着茶杯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爸倒是挺能聊，问了我家里几口人、种了多少地、平时除了种地还干点什么。我一五一十地说了，没敢隐瞒，也没敢夸大。说到我爸除了种地还会修自行车的时候，刘秀梅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大概是觉得“修自行车”这个手艺实在算不上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

聊了大概有半个钟头，她爸起身说去院里抽根烟，让我和秀梅单独说说话。这算是相亲的常规流程，大人们都懂，要给年轻人留点空间。王婶子也找了个借口去了厨房，堂屋里就剩下我和刘秀梅两个人。

沉默了一会儿，我先开口了：“你家这院子收拾得挺好，那葡萄长得真不错。”

“嗯，我爸种的。”她应了一声，还是低着头。

“你在家里平时都做什么？”

“帮着干点家务，有时候去镇上做点零工。”她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听说你家是陈庄的？”

“对，陈庄的。”

“陈庄到柳河村也不近，骑自行车得一个钟头吧？”

“差不多，四十来分钟，我骑得慢。”

她“哦”了一声，又不说话了。我搜肠刮肚地找话题，说了几句地里的庄稼，又说了几句镇上的变化，她都是问一句答一句，既不热情也不冷淡，就像在完成一个任务似的。我心里慢慢就凉了半截，这种感觉太熟悉了，之前几次相亲也都是这样，对方问完家境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那意思再明显不过。

又坐了一会儿，刘秀梅站起来说：“我出去看看我妈要不要帮忙。”说完就掀帘子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堂屋里。

那滋味说不上来，不算疼，就是闷闷的，像是胸口被人塞了一团棉花，喘气都不顺畅。我坐在那里喝完了杯子里最后一口茶，心想这回大概又黄了。

果然，没多一会儿王婶子就进来了，脸上还是带着笑，但那笑容跟刚才不一样了，多了一层客套的疏远。她说：“望春啊，今天辛苦你跑一趟了，回头我跟秀梅她爸商量商量，有信儿了再让人捎话给你。”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可我听得明白——这就是婉拒了。那年头农村说亲，要是当场没表态，基本上就是没戏。我心里有数，站起来说了几句客气话，又谢了人家的茶，然后往外走。

王婶子送我到院门口，刘秀梅没出来。我推上自行车，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青砖瓦房，心里头说不上是失落还是麻木，反正就是空落落的。夏天的太阳晒得人发晕，我骑上车往回走，心想回去怎么跟我妈交代，她肯定又要叹一晚上的气。

刚骑出去没多远，还没出柳河村口呢，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小伙子，小伙子别走！等一等！”

我一捏车闸停下来，回头一看，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正快步朝我走过来。她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袖子卷到胳膊肘上，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额头上全是汗，一看就是一路小跑追过来的。我不认识她，正纳闷呢，她已经走到我跟前了，扶着腰喘了两口气，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带着一股子爽朗劲儿。

“你是陈庄来的小伙子吧？来跟秀梅相亲的那个？”

“是，您是——”

“我是秀梅她二婶，刚才在隔壁院子里都听见了。”她笑了笑，摆了摆手说，“你别急着走，我跟你说个事儿。”

我一听是刘秀梅的二婶，心里更纳闷了。刚才我在刘家待了半个多钟头，这位二婶一直没露面，怎么这时候追出来了？

她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也不拐弯抹角，直接就说：“秀梅那孩子眼界高，你别往心里去。我看你这小伙子人挺实在，长得也周正，说话做事稳稳当当的，就想问你一句——”

她顿了顿，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家还有个外甥女，是我娘家姐姐的闺女，人比秀梅强多了，你要不要见一见？”

第二章二婶的外甥女

我愣住了。

这个场景太出乎意料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按理说，来相亲被拒了就该走人，哪有半路杀出个二婶来给我介绍别人的道理？而且她说的还不是自家人，是她娘家的外甥女——这关系说起来可就远了。

“您说……您的外甥女？”我有些不确定地问。

“对，我娘家大姐的闺女。”二婶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汗，“我大姐嫁到了赵家窑，离你们陈庄不算太远，翻过西边那座山头就到了，顶多二十里地。她家那闺女叫赵冬梅，今年二十，比你小两岁，人品相貌都比秀梅强，就是家里头管得严，一直没怎么说亲。”

她说得又快又急，像是怕我跑了似的：“小伙子，我跟你说实话，刚才我在隔壁听你跟秀梅她爸说话，觉得你这人实诚，不耍滑头，说话也有条有理。秀梅没看上你，那是她眼拙，你可别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不行。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就去跟我大姐说，安排你跟我那外甥女见一面，你看咋样？”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事实在太突然了，我来的时候想的是相一门亲，被拒了就走人，万万没想到还能有这种转折。而且她说的那个赵家窑，我倒是听说过，在陈庄西边的大山里头，是个小村子，据说只有几十户人家，交通不太方便，比我们陈庄还要偏。

“婶子，这事儿……”我有些犹豫，“您那外甥女知道吗？别到时候是您一头热，人家姑娘不乐意，那不白折腾了。”

二婶一听这话就笑了，笑得很大声，惹得路边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了好几只。她说：“你这小伙子心眼还挺细，放心吧，我说话管用。我那外甥女从小跟我亲，她妈身体不好，她小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说的话她能听进去。再说了，我就是牵个线搭个桥，成不成还得看你们自己，你先见一面再说，又不会少块肉。”

她这话说得倒是在理。我心想，反正都这样了，多见一个也不吃亏，万一真成了呢？再说了，被刘秀梅拒绝这事儿确实窝火，要是能在她二婶的介绍下另找一个，也算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那行，婶子，我听您的。”我点了点头。

二婶一拍巴掌，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那咱就说定了！你回去等信儿，我这两天就去一趟赵家窑，跟我大姐和外甥女说说这个事儿。有准信了我让人捎话到陈庄，你放心，顶多三五天的功夫。”

我谢过了她，又问了她姓什么——她说她娘家姓赵，夫家姓刘，村里人都叫她刘二婶或者赵二姑，让我随便怎么称呼都行。我说那还是叫刘二婶吧，她笑着点了点头，又叮嘱了我两句路上骑慢点，然后就转身回去了。

回陈庄的路上，我的心情跟来时完全不一样了。来时是沉甸甸的，像赶赴一场注定失败的考试；回去时却轻快了不少，像是捡了个意外之喜。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至少有了一线希望，比两手空空回去强。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妈正在灶房里做饭，灶膛里的火光映得她的脸红通通的。她一看见我就放下手里的活计迎出来，满脸期待地问：“怎么样？人家姑娘咋说的？”

我停好自行车，想了想，决定实话实说：“没成，人家没看上咱家。”

我妈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半天没说话，最后转过身去继续做饭，只留给我一个背影。我知道她心里难受，她这辈子最盼的事情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能成家立业，尤其是我这个老大，她总觉得对不住我，因为家里穷，说亲老是碰壁。

我爸倒是沉得住气，坐在门槛上抽完了一袋烟才问我：“人姑娘本人没看上，还是她家里没看上？”

“应该都是。”我说，“不过，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说说。”

我把刘二婶追出来介绍外甥女的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我妈听到一半就把锅铲放下了，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睛里的光又亮了起来：“真的？她真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还说三五天内给准信。”

我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脸上的表情又是期待又是担心，最后叹了口气说：“这倒是个热心肠的人，就是不知道她那个外甥女到底怎么样。赵家窑那地方我知道，在山里头，比咱陈庄还偏，日子怕也不好过。”

“好不好过的，先见了再说。”我爸难得地发表了一回意见，“人家主动追出来介绍，说明觉得咱家望春不差。穷是穷了点，可咱家人品不差，这比什么都强。”

我爸这番话让我心里一暖。他虽然平时不怎么说话，可关键时刻总能说到点子上。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下地干活，可心里头老是惦记着这件事。每次村口有人经过，我都会抬头看一眼，心想是不是刘二婶让人捎信来了。我妈比我还着急，一天能问三遍，搞得我都有点烦了。可烦归烦，我也明白她的心情。

第五天头上，消息终于来了。

那天傍晚我刚从地里回来，一身泥一身汗的，还没来得及洗，就看见我弟弟望秋从村口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举着一封信，老远就冲我喊：“哥！哥！有你的信！柳河村那边让人捎来的！”

我一把接过信，拆开一看，是刘二婶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意思很明白——她已经跟她大姐和外甥女说好了，让我三天后去赵家窑见一面。信的最后还特别嘱咐了一句：“别带东西，人来了就行，别整那些虚的。”

我妈高兴得当天晚上多炒了一个菜，虽然只是多了一盘炒鸡蛋，但在我家已经算是加餐了。吃饭的时候，我妈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念叨着：“这回可得好好准备准备，把你那件新衬衫穿上，头发也去镇上理一理，别跟上次似的顶着一头乱草就去了。”

我说知道了知道了，心里却在想赵家窑那个地方。我虽然没去过，但听说那儿在大山深处，进村的路全是石子路和土路，一到下雨天就没法走。那样的地方出来的姑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三天后，我起了个大早。我妈照例把那件的确良白衬衫给我熨得平平整整的，又让我带上一兜水果。我说刘二婶信上说了不让带东西，我妈瞪了我一眼：“人家客气你也当真？头一回上门空着手像什么话！”我拗不过她，只好把水果夹在车后座上，骑上那辆飞鸽自行车出发了。

去赵家窑的路果然不好走。出了陈庄往西，前十里路还算平坦，到了山脚下就开始爬坡了。山路曲曲弯弯的，全是碎石子和黄土，自行车骑不上去，只能推着走。七八月的天气，推着车爬山，那滋味可不好受，走不了多远衣服就湿透了，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咸得眼睛都睁不开。

可说来也怪，虽然走得辛苦，我心里头却没有上次去柳河村时那种沉甸甸的感觉。可能是因为经历了刘秀梅的拒绝，心态反而放平了，觉得成不成都是缘分，强求不来。也可能是因为刘二婶那番话给了我一点底气——她说我实诚、不耍滑头，说秀梅没看上我是她眼拙。不管这话是真心还是客气，至少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无是处。

翻过山头，眼前豁然开朗。赵家窑就在山坳里面，远远看去，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山脚下，房子大多是石头垒的，比我们陈庄的土坯房还要简陋。村口有一条小溪流过，溪水清亮亮的，两边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几个小孩在溪边玩水，看见我这个推着自行车的陌生人，都好奇地抬起头来看。

我跟一个小孩打听了赵冬梅家怎么走，那孩子指了指村东头：“那棵核桃树底下那家就是。”

我推着车走过去，远远就看见一棵大核桃树，树冠遮出了好大一片阴凉。树底下的院子里站着一个姑娘，正踮着脚尖摘树上的核桃。她个子不算高，但很匀称，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短袖衫，袖子挽得高高的，露出两条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胳膊。她的头发不长，刚到肩膀，用一根橡皮筋随意地扎着，几缕碎发被汗水贴在脸颊上，整个人透着一种健康利落的劲儿。

我还没走到跟前，她就听见了动静，转过身来看我。那一瞬间我愣住了。

如果說刘秀梅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好看，那赵冬梅就是另外一种好看——她的五官不算精致，但组合在一起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尤其是那双眼睛，又黑又亮，看人的时候直直的，一点不躲闪，带着一种山里姑娘特有的坦荡和爽利。她的皮肤不算白，是那种常年干活晒出来的健康肤色，但细腻光滑，在太阳底下泛着淡淡的光泽。

“你找谁？”她问我，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我……我找赵冬梅家。”我说完才意识到，眼前这个姑娘很可能就是赵冬梅本人。

她上下看了我两眼，嘴角微微一弯：“你就是我二姨说的那个陈庄的小伙子吧？叫什么……陈望春？”

“对，是我。”

“我就是赵冬梅。”她把手里摘下来的核桃放进旁边的竹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冲我一笑，“进来吧，我妈在屋里等着呢。我二姨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

第三章山里的姑娘

赵冬梅这话说得直白，倒把我逗笑了。来之前我设想过无数种见面的场景——她可能害羞地躲在屋里不出来，也可能客客气气地跟我寒暄，唯独没想到她会一边摘核桃一边跟我说话，语气跟见了熟人似的随意。

“那你二姨是怎么夸我的？”我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把车支在墙根底下。

“说你人实诚，说话稳稳当当，长得也周正。”她歪着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头带着一点调皮的笑意，“周正嘛……还行吧，勉强算得上。实诚不实诚，那得看看才知道。”

我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摸了摸鼻子没接话。这姑娘跟刘秀梅完全是两种人，刘秀梅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客客气气的、让人猜不透心里想什么的姑娘，而赵冬梅像山里的溪水，一眼就能看到底，清澈透亮。

“妈，人来了！”赵冬梅冲着屋里喊了一声，又转过头对我说，“你先屋里坐，我去洗把脸。这天热得很，你推着车翻山过来的吧？辛苦了。”

她说话的语气自然得像是跟一个老朋友聊天，让人一点拘束感都没有。我提着那兜水果进了屋，赵冬梅的妈妈已经迎出来了。她跟刘二婶长得很像，但比刘二婶瘦弱不少，脸色也不太好看，一看就是常年身体不好的人。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招呼我坐下，又让赵冬梅去倒水。

“别忙了，婶子，我不渴。”我赶紧说。

“大老远来的，怎么能不渴。”赵冬梅的妈妈笑了笑，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走路的动作很慢，坐下的时候扶了一下腰，像是身体有些不便。我这才注意到她的一条腿好像不太利索，走路的时候有点拖。

赵冬梅端了两杯水进来，一杯给我，一杯给她妈，然后自己在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来，顺手拿起一个没剥壳的核桃在手里转着玩。她洗过了脸，脸上的水珠还没擦干，皮肤看起来更亮了。

“你骑车来的还是走来的？”她问我。

“先骑后走，山路那段骑不上去，推着车爬上来的。”

“那可不近。”她点了点头，“你倒是有心，我们这地方偏得很，一般外村人不愿意来。去年有个媒人给我说了个镇上的小伙子，人家一听是赵家窑，连面都不肯见，嫌路远。”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但她妈妈在旁邊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气声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掉在地上，可里头的意味却沉甸甸的。

“我们家条件不好，你也看见了。”赵冬梅的妈妈声音很轻，“他爸走得早，就我一个把小梅拉扯大。我这条腿又不争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地都是小梅一个人在操持。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可以理解。”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赵冬梅打断了她妈的话，语气里带着一点倔强，“我又不是嫁不出去，用不着逢人就说咱家的难处。”

她说完这句话，抬头看着我，那眼神坦坦荡荡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躲闪和乞求。她不是在装强硬，她是真的这么想的——她觉得自己能行，不需要靠别人的同情来过日子。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很奇怪的念头——这个姑娘跟我不一样，但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相像。我是因为家里穷被人瞧不上，她也是因为家境不好被人挑剔，我们都在泥里打滚，可她身上的那股劲儿，我好像没有。

“婶子，我不嫌弃。”我认真地说了这句话，“我家条件也不好，三间土坯房，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要供着念书，我妈身体也不好，常年吃药。要说难处，咱们半斤八两。”

赵冬梅的妈妈愣了一下，然后眼睛里浮起一层水雾，但她很快低下头去用手抹了一下眼角，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又挂上了温和的笑容：“你是个好孩子，你妈把你教得不错。”

赵冬梅看着我，手里的核桃不转了，她的表情变了一变，不再是刚才那种带着点调皮的审视，而是一种更认真的、像是在重新打量一个人的神情。

接下来的聊天比我想象的要轻松得多。赵冬梅的妈妈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也一五一十说了，没有夸大也没有隐瞒。赵冬梅不怎么插话，就在旁边坐着，偶尔转一转手里的核桃，但我能感觉到她一直在听，听得很认真。

聊了大概半个多钟头，赵冬梅站起来说：“妈，我带他去村里转转吧，老在屋里坐着闷得慌。”

她妈点了点头，又叮嘱了一句别走太远。赵冬梅应了一声，冲我扬了扬下巴，那意思是你跟我来。

出了院子，她领着我沿着村里的小路往溪边走。午后的太阳毒辣辣的，但山里凉快一些，有风吹过来的时候树叶子哗啦啦地响，带着一股草木和泥土的气息。村里的路都是石子铺的，走在上面硌脚，可赵冬梅走得又快又稳，显然早就习惯了。

“你平时在地里都种些什么？”我找了个话题。

“苞谷、洋芋、豆角，什么都种一点。”她说，“我们家地不多，就五亩，还分了好几块，东一块西一块的，种起来费事。好在山里土肥，收成还行。”

“你一个人种五亩地？”

“大部分时候是我一个人，农忙的时候我二姨会来帮忙，村里也有人搭把手。”她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我爸走得早，我妈腿不好，我不干活谁干？”

我沉默了。二十二岁的年纪，同龄的姑娘大多在家里绣花做鞋、等着媒人上门说亲，而她却在地里挥着锄头，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刘二婶说她比秀梅强，我之前还当是客气话，现在看来，这句话的分量远比我想象的要重。

“你呢？”她忽然问我，“你在家做什么？光种地？”

“我除了种地还学了点手艺，会修自行车，我爸教的。农闲的时候在村口支个摊子，给人补补胎、紧紧链子什么的，能挣几个零钱。”

“那挺好的。”她认真地点了点头，“有手艺的人饿不着。我们家那个自行车坏了大半年了，链条老是掉，我也弄不好，就扔在院里吃灰。”

“回头我帮你看看。”我说。

她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但我看到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微微弯起来，像两弯月牙，很好看。

走到溪边，她在溪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脱了鞋把脚伸进溪水里，舒服地叹了口气。她抬头看看我，拍了拍旁边的石头：“坐啊，站着不累吗？翻山过来的，脚底板肯定起泡了吧？”

我犹豫了一下，也脱了鞋在旁边坐下来。溪水凉丝丝的，泡着酸痛的双脚，整个人都舒坦了不少。溪对岸是一大片苞谷地，绿油油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苞谷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是有人在鼓掌。

“陈望春，”她忽然叫我的名字，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二姨把你夸得很好，说你实诚、稳当、人品不差。我今天见了你，觉得她说的不是假话。”

我心跳猛地快了一拍，不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但是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认真而坦率，“我家的情况你看见了，我妈身体不好，身边离不开人。我就算嫁了人，也不能丢下她不管。你要是觉得这是个负担，咱们今天见完这一面就算了，谁也不耽误谁。”

溪水哗哗地流着，远处的知了声一阵一阵的。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眼神不闪不避，像是在等一个答案。

我没急着回答。倒不是犹豫，而是在想该怎么说才能让她相信我说的是真心话。想了半天，我干脆不绕弯子了，直截了当地说：“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比我好的姑娘看不上我，比我差的呢，说实话我也没那福气遇到。你一个人撑一个家，我一个人也想撑起一个家，咱们俩……我觉得挺合适的。”

“至于你母亲的事，”我顿了顿，“你要是嫁过来了，你妈就是我岳母，我有啥可说的？她愿意住过来就住过来，不愿意住过来我常陪你回来看她。我一个穷小子，挑什么挑？”

赵冬梅没有说话。她低下头去，用手指拨弄着溪水，一圈一圈的涟漪从她的指尖荡开去。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很多：“你知道吗，别人来说亲，一听我说要带着我妈，脸色都变了。”

“那是他们眼拙。”我把刘二婶夸我的话原样搬了出来。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噗的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比刚才那个大多了，灿烂得像是山里的野花，不名贵，但是鲜活得让人移不开眼。

“你倒会说话。”她站起来，把脚从水里拿出来，在石头上踩了踩水，然后穿上鞋，“走吧，回去吃饭，我妈应该做好了。让你尝尝我的手艺，我炒的腊肉可好吃了。”

我跟着她往回走，看着她走在前面的背影——白底蓝花的短袖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肩膀不宽，但很直，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山里的夕阳从西边洒过来，把整个村子都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她走在光影里，像一幅画。

就是在那条溪边小路上，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就是她了。

第四章腊肉炒蒜薹

晚饭是赵冬梅做的，她妈在灶前帮忙烧火。四菜一汤，蒜薹炒腊肉、酸辣土豆丝、凉拌黄瓜、一碗蒸蛋，外加一盆西红柿鸡蛋汤。菜都是家常菜，但那盘蒜薹炒腊肉确实做得好，腊肉切得薄薄的，肥瘦相间，炒得焦香四溢，蒜薹翠绿爽脆，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

“怎么样？”她端着饭碗问我，眼睛里有一点小小的期待。

“好吃。”我扒了一大口饭，含糊不清地说，“比镇上饭馆做的都好吃。”

“少拍马屁。”她白了我一眼，但嘴角是翘着的。

她妈妈在旁边看着我们俩，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脸上一直挂着温和的笑容。她吃饭很慢，筷子夹菜的时候手有点抖，赵冬梅时不时地把菜夹到她碗里，动作自然而熟练，显然是常年累月养成的习惯。

吃完饭，天已经黑透了。山里的夜晚跟平原不一样，月亮特别亮，亮得地上的石头都照得清清楚楚。星星也密密匝匝地铺满了整个天幕，银河像一条朦胧的光带横贯天际。院子里的核桃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树叶沙沙作响，偶尔有一颗熟透的核桃掉下来，砸在地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赵冬梅搬了两把小竹椅放在院子里，递给我一把蒲扇，自己也拿了一把。我们俩就坐在核桃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你弟弟妹妹学习成绩怎么样？”她问。

“我弟弟还行，班里前十名吧，就是贪玩。我妹妹成绩好，年年考第一，老师说她是块读书的料。”

“那可得好好供着。”她认真地说，“我小时候也念过几年书，成绩也不差，后来我爸没了，家里实在供不起，就辍学了。到现在我晚上的时候还翻翻以前的课本，能认的字不想忘光了。”

我看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遗憾或者不甘。可我知道那种感觉——明明有机会，却因为穷而放弃，那种无奈是会刻在骨头里的。

“你要是想学，以后我可以教你。”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有点冒失了，赶紧补了一句，“我是说……我好歹念到了初中毕业，认的字比你多点。”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扑哧一声笑出来：“行啊，那你可得好好教，我这学生笨得很。”

“不笨，你一看就聪明。”

“你又拍马屁。”

月光下，她的笑容格外好看。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第一眼就移不开目光的好看，而是一种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想看的好看。她的眉眼不算精致，鼻子也不算挺，嘴巴还有一点大，可这一切组合在一起，配上她那种坦坦荡荡的气质，就变成了一种很独特的东西——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那叫“鲜活”。

“陈望春，”她忽然换了话题，“要是咱俩的事真成了，你打算以后怎么过日子？”

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也很郑重。我想了想说：“地照种，车照修，攒几年钱，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一下。三间土坯房实在不像样子，一下雨就漏水，我妈的风湿病就是这么落下的。等房子弄好了，再攒点钱做个小买卖，我想去镇上开个修车铺，镇上车子多，生意应该比村里好。”

她听得很认真，等我说完了，她点了点头：“你这个打算不错，一步一步来，靠谱。”

“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我啊，”她靠在椅背上，抬头看着核桃树的枝叶和枝叶间漏下来的月光，“我想养鸡。”

“养鸡？”

“嗯，我们这山里地方大，养鸡最合适了。鸡散养在山上，吃虫子和草籽，下的蛋比饲料鸡的蛋好吃多了。我去镇上赶集的时候看过，这种土鸡蛋比普通鸡蛋贵一倍还多呢，城里人认这个。”她说起这个来眼睛都亮了，整个人都鲜活起来，“我也打听过了，养个一两百只鸡，一年下来能挣不少。到时候不光能顾上我妈，还能攒下钱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速比平时快了不少，两只手比划着，像是已经在脑子里把一切都盘算好了。我看着她眉飞色舞的样子，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意。这个姑娘穷，但她从来没有被穷困压倒过，她的心里装着的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的打算。

“那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我说，“你养鸡，我修车，到时候房子翻新了，日子肯定比现在好。”

她歪着头看了看我，没有接话，但眼睛里的笑意更深了。

那天晚上我住在赵家，她把她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她去跟她妈挤一张床。躺在她的床上，我看着头顶的房梁，闻着被子上淡淡的皂角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山里的夜晚安静极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和夜鸟的啼鸣。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在泥地上画出一格一格的银白色光影。我盯着那些光影发呆，脑子里全是她笑起来的模样——眼睛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赵冬梅已经在灶房里忙活了。她给我煮了一碗面，面上卧了两个荷包蛋，旁边还搁了一碟她腌的酸豆角。我呼噜呼噜吃完了一大碗，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吃，满意地点了点头：“能吃是福，不挑食的人好养活。”

吃过早饭，我帮她看了看那辆坏了大半年的自行车。链条松了，牙盘也磨得差不多了，好在问题都不大。我蹲在院子里捣鼓了大半个钟头，调了链条，给轴承上了油，又把刹车紧了紧，那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居然又能骑了。她高兴得推着车在院里转了两圈，笑声清脆得像是铃铛响。

“你还真有两下子！”她停下车，竖起大拇指冲我比了个赞。

“这不算什么，就是混饭吃的手艺。”

“手艺不分高低，能挣钱的就是好手艺。”她说这话的时候特别认真，一点都不像是在客套。

临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两个人站在那棵核桃树下，都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你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要是觉得行，就来信说一声。”

“行。”我点了点头，“你呢？你觉得……行不行？”

她歪着头看着我，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一个带着狡黠的笑容：“还行吧，勉强及格。”

我知道她在说反话，也跟着笑了。推着车走出去好几步了，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棵核桃树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冲我摆了摆手，然后转身大步往回走了。

翻山回去的路依然很累，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来时心里装着的是忐忑和不安，回去时心里装着的却是一种踏实——像是走了很长的夜路，终于在前方看到了一盏灯。

到家后，我妈自然是一连串的问题。我把在赵家窑的经过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到赵冬梅一个人种五亩地的时候，我妈的眼圈红了，说了句“这姑娘苦”；说到她要做饭给我吃、还要养鸡创业的时候，我妈的眼圈又红了一次，说了句“这姑娘强”。

我爸照例是抽着旱烟不说话，等我和我妈都说完了，他才磕了磕烟袋锅子，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人品好比啥都强，我看这事能成。”

得到了爸妈的首肯，我第二天就给刘二婶写了封信，托赶集的人捎到柳河村。信写得很简单，无非是说我觉得赵冬梅人很好，希望两家能够继续走动走动，把事情定下来。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的时候，手是抖的，心跳得咚咚响。

三天后，刘二婶的回信来了。信上说赵冬梅那边也觉得我不错，愿意继续处一处。她还说，赵冬梅的原话是“人还算实诚，手艺也行，会修自行车”，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刘二婶在信的最后加了一句：“我这外甥女挑剔得很，她说行那就是真行，你小子有福气。”

就这么着，我和赵冬梅的亲事算是初步定了下来。那年头农村说亲虽然不像古时候那样讲究三媒六聘，但该走的礼数还是要走的。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家和赵冬梅家互相走了两趟，我妈去了一趟赵家窑，赵冬梅的妈妈也来了一趟陈庄。双方家长见了面，都挺满意，又请人看了个日子，把婚期定在了来年开春。

定亲那天，我骑了两个小时的车去镇上，用攒了大半年的修车钱给赵冬梅买了一件红色的呢子外套。她穿上试了试，在镜子前转了两圈，脸上的笑容藏都藏不住。她妈在旁边看着，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好看吗？”她转过身问我。

“好看。”我老老实实地说。

“又拍马屁。”她嘴上这么说，可穿上了就不肯脱下来，大热天的也不嫌热。

临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一双她纳的鞋垫，白布底子上用红线绣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望春。那两个字绣得不怎么好看，针脚也不均匀，可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是抖的。我把鞋垫揣进怀里，骑车回去的一路上，胸口那个位置一直是热的。

日子定在了来年的三月十八，说是开春的好日子。从定亲到婚期，中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盘算着趁这段时间多攒点钱，把房子稍微修整一下，总不能让人家姑娘嫁过来了还住漏雨的屋子。赵冬梅那边也开始张罗着养鸡的事，她说要先试试水，等嫁过来了再把鸡场搬到陈庄来。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几个月里，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在灯下给人修车，有时候忙到半夜三更才睡。累是真累，可心里头是甜的。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就想着来年开春，赵冬梅穿着红衣裳嫁过来，咱们一起种地、修车、养鸡，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可我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到开春，事情就出了变故。

第五章山雨欲来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霜降刚过没几天，天就冷下来了。山里更是冷得厉害，赵冬梅托人捎信来说，她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腿疼得下不了床，天一冷骨头就跟针扎一样。我听了心里着急，骑上车去镇上卫生院买了些膏药和止痛片，又翻山越岭地给她送了过去。

她妈躺在床上面色蜡黄，看见我来了还硬撑着要坐起来。赵冬梅扶着她妈，接过我手里的药，眼圈红红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眼睛里有泪光，之前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没在我面前红过眼眶。

“别着急，”我安慰她，“等开春天暖和了就好了。”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可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在忍着什么。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以为她只是心疼她妈。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她心里藏着一件事没告诉我——她妈看病吃药花了不少钱，家里那点积蓄已经快要见底了。她原本打算养鸡的钱，也拿去给她妈抓了药。

这些事她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她是那种人，天塌下来自己扛，不愿意让别人分担。可偏偏就是这种性格，让我后来知道真相的时候更心疼。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天。腊月里连着下了好几场雪，山里的积雪没过了脚踝，路彻底断了。我和赵冬梅将近一个月没能见面，只能靠偶尔趁赶集的人顺路带个口信互通消息。她让人带话说她妈好些了，让我别担心，安心张罗房子的事。

我也确实在忙房子的事。趁着冬天地里没活，我请了村里的几个叔伯帮忙，把三间土坯房重新整了整。屋顶换了新瓦，墙面重新抹了一遍泥，又垒了一圈院墙，还在院里搭了个鸡棚——那是给赵冬梅准备的，我知道她惦记着养鸡的事。

忙了一个多月，房子总算有了点模样。虽然还是土坯房，但至少不漏雨不透风了，看着也体面了不少。我妈高兴地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嘴里念叨着：“这还差不多，这还差不多，不能让人家姑娘来了受委屈。”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终于收到了赵冬梅托人送来的信。信封里装着一页纸和一双新纳的鞋垫——这次绣的是“平安”两个字，针脚比上次整齐多了，看得出她花了不少功夫。信上写着她妈身体已经好多了，让我别挂念，又说她已经把养鸡的计划重新盘算了一遍，等开春就要动手实施了。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话，那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望春哥，不管以后日子多难，咱们一起扛。”

就这一句话，我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新垒的院墙和新搭的鸡棚，我心里头热乎乎的，觉得这日子有奔头，再苦再累都值。

可就在小年过后的第三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刚从镇上赶集回来，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些年货——两挂鞭炮、几张红纸、几斤糖果，都是准备过年用的。刚进村口，就看见我弟弟望秋急冲冲地跑过来，脸色煞白，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哥！哥！不好了！赵家窑那边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扔，抓住他的肩膀：“出什么事了？你慢慢说！”

“赵冬梅她妈……昨晚摔了一跤，摔得不轻，现在人起不来了！”望秋喘着粗气说，“她二婶刚让人捎的话，说赵冬梅一个人在家急得不行，让你赶紧去一趟！”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像是炸开了。转身就要走，我妈追出来喊：“天都快黑了，你明天再去吧！山里夜路不好走！”

“等不了明天！”我甩下一句话，骑上车就奔西边的山路去了。

那天傍晚的天气阴沉沉的，北风刮得呼呼响，天气预报说晚上还有雪。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拼了命地往赵家窑蹬。骑到山脚下推车爬山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山路上的积雪被踩实了变成冰，滑得不行，我一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磕在石头上钻心地疼，可我爬起来继续走，一步都没停。

冬天的天黑得早，等我翻过山头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好在山里的雪地反着一点白幽幽的光，勉强能看清路。风灌进领子里像刀子割一样，我的手脚都冻麻了，可心里那股火烧得我根本顾不上冷。

到了赵家窑村口，远远就看见赵冬梅家的窗户亮着灯，橘黄色的光在寒夜里显得格外孤单。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院子，推开门的时候，赵冬梅正蹲在她妈的床前，手里端着一碗粥，一勺一勺地喂。

她听见门响，转过头来，我看见她的脸在灯光下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眼睛红肿着，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她看见我的那一瞬间，眼眶里蓄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滚了下来。

“望春哥……”她叫了我一声，声音哑得厉害，“我妈她……摔到腰了，动不了了。”

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看着她妈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脸上的痛苦纹路清晰可见。赵冬梅的二姨——就是刘二婶——也在屋里，坐在床尾的凳子上，也是一脸愁容。她跟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赵冬梅的妈妈半夜起来上厕所，地上结了冰没站稳，一跤摔下去就起不来了。村里卫生所的大夫来看过，说可能是腰椎出了问题，但村里条件有限看不了，得去镇上医院。

“那就赶紧送医院啊！”我说。

“去不了。”赵冬梅的声音带着哭腔，“下雪封了路，村里的拖拉机都开不出去。我二姨找了好几个人，都说山路太滑，不敢走。我一个人……又背不动我妈。”

她说到最后，声音碎得不成样子。我看着她抱着粥碗蹲在地上的样子，忽然觉得喉头发紧，像是有人掐住了我的脖子。这个姑娘，她一个人撑了那么多年，再苦再累都没掉过眼泪，可这会儿她实在是撑不住了。

“我来背。”我站起来说，“现在就背，我背她翻山过去。”

“你疯了？”刘二婶一下子站起来，“黑灯瞎火的走山路，还在下雪，你不要命了？”

“婶子，等不到天亮了。”我看着她说，“摔伤了腰不能拖，拖一晚上，万一出了什么事，冬梅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赵冬梅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我冲她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别怕，我力气大，背得动。”

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大夫借了一副简易担架——其实就是两块木板拼在一起，两头绑了绳子。我知道靠我一个人背一个大人翻山不现实，背到半路万一我也摔了，那就全完了。用担架的话，至少可以两个人抬。刘二婶去找了村里唯一一个愿意帮忙的壮劳力——赵冬梅的远房堂哥赵大壮，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人如其名，五大三粗的，平时跟赵冬梅家走动不多，但遇到这种事，还是站了出来。

我和赵大壮一前一后抬着担架，赵冬梅打着手电筒在前面照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外走。北风裹着雪粒子扑打在我们脸上，疼得像针扎。山路本来就窄，下了雪更是滑得站不稳，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连人带担架摔倒，全凭一口气硬撑住了。

赵冬梅走在前面，每隔几步就回头看一眼，手电筒的光在风雪中晃来晃去。她没有哭，眼角却一直是湿的，不知道是雪水还是泪水。她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往前走，那倔强的样子让我心里又酸又疼。

翻过山头的时候，最难的一段路到了。下山的路又陡又滑，空手走都危险，更别说抬着担架了。我和赵大壮一前一后，一步一步地往下挪，每一步都踩稳了才敢走下一步，生怕一个闪失把担架上的老人摔着了。

赵冬梅的妈妈在担架上断断续续地呻吟，声音微弱得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散。赵冬梅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她妈身上，自己只穿着一件薄毛衣，在风雪里冻得瑟瑟发抖。我想让她把棉袄穿上，可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我知道说了也白说。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我们终于走出了山路，到了平坦的大路上。赵大壮回村去找拖拉机，我和赵冬梅守着她妈在路边等。雪还在下，我把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下来披在赵冬梅肩上，她不肯要，我硬给她裹上了。

“你冻坏了怎么办？”她抬头看我，嘴唇冻得发紫。

“我皮厚，没事。”我蹲在她旁边，搓着她冻僵的手给她取暖。

她看着我，忽然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没有哭出声，但肩膀在抖。我伸出胳膊揽住了她，两人就这么在风雪里相互依偎着，等着天亮。

天蒙蒙亮的时候，赵大壮开着拖拉机来了。我们把担架抬上车斗，一路颠簸着往镇卫生院赶。到了卫生院，医生检查后说是腰椎压缩性骨折，好在送来及时，再拖下去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听到这句话，赵冬梅双腿一软，扶着墙才没有瘫倒在地上。

住院需要押金，三百块。在一九九二年的冬天，这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大半年的收入。赵冬梅翻了翻口袋，只掏出了几十块钱，脸色一下子白了。我没说话，转身出了医院，骑着那辆飞鸽自行车拼命往陈庄蹬。

回到家，我翻出了藏在床板底下的那个旧铁盒子——那是我攒了两年的修车钱，原本是准备结婚用的。铁盒子里零零整整加起来不到五百块钱，我数都没数全揣进兜里，又找我爸妈借了五十。我妈二话没说就把压在箱底的那卷手绢包着的钱拿出来了，那都是她一毛一毛攒下来的。

我爸蹲在门口抽着旱烟，看着我忙进忙出，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去吧。”

我揣着那几百块钱赶回卫生院，把钱交到收费窗口的时候，赵冬梅站在旁边看着，一句话都没说。等办完住院手续，她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里，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却没有哭。

“这钱……我会还你的。”她说。

“说什么傻话。”我摆摆手。

“我说真的。”她一字一顿地说，“每一分钱，我都会还。”

她的眼神执拗而坚定，里面有一种我不太看得懂的东西。那是一种山里姑娘骨子里的倔强，也是一种不愿意亏欠任何人的自尊心。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第六章谷底

赵冬梅的妈妈在医院住了十来天，病情稳定后回了家，但医生说她的腰伤需要长期休养，短时间内不能再干重活了。这对赵冬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心里很清楚——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婚期定在三月十八，可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如期举行都成了未知数。我想跟赵冬梅好好谈谈这件事，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妈刚出院，家里一摊子事等着她料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她添乱。

过完年，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冰雪消融，山路也通了。我隔三差五就往赵家窑跑一趟，帮着赵冬梅干些地里的活、劈劈柴、挑挑水。能帮她分担一点是一点，我嘴笨不会说话，能干点实在的也好。

赵冬梅瘦了很多。原本圆润的脸颊凹下去了，眼睛底下常年挂着两个黑眼圈，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一股精气神。可她从来不喊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喂鸡、伺候她妈、下地干活，忙得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

我心疼，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的性格我了解，说多了她会觉得我在同情她，她最不需要的就是同情。

正月十五那天，我带着我妈包的汤圆去赵家窑。到了她家，院子里冷冷清清的，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赵冬梅她妈半靠在床上，气色倒是好了不少，看见我来就笑着招呼我坐。赵冬梅在灶房里忙活，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淡淡的，像是早春时节还没化尽的残雪。

吃完汤圆，赵冬梅说要跟我出去走走。我们沿着村后那条山路往上走，一直走到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站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赵家窑的全貌。正月的山风还很冷，吹得人脸生疼，可她站在风里一动不动的，像是在想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望春哥，”她终于开口了，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忽，“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我心里一紧，预感到她要说什么了，嘴上却说：“你说。”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积攒勇气。山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把头发掖到耳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水在打转，可她的声音却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我想把婚期往后推一推。”

虽然已经隐约猜到了，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猛地沉了一下。我没有急着说话，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妈现在这个样子，身边离不开人。我要是嫁过去了，她在赵家窑一个人怎么办？让她搬过去住我倒是想，可她不愿意，说不想拖累咱们。我跟她吵了好几次了，她就是不听。”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要是硬把她接过去，她心里不痛快，身体更养不回来。我要是把她留在赵家窑隔三差五跑回来照顾，陈庄到赵家窑翻山越岭的，根本不现实。”

“还有一个办法，”她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就是……先不成亲。等过个一年半载，我妈身体好些了，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咱们再说。”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一直攥着自己的衣角，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我知道她心里也难受，这件事对她来说一样是个艰难的选择。可是知道归知道，心里那股憋闷劲儿还是一阵一阵地往上涌。

我和她站在山腰上相对无言，风从山谷里灌上来，呜呜地响，像是有人在哭。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灰蒙蒙的一片，看不到一丝春意。

“你说了不算。”我忽然开口，声音硬邦邦的。

她愣住了，抬起头看着我。

“推迟不推迟的，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我看着她，“你妈身体不好，咱们一起想办法。你说推迟就推迟，问过我吗？咱俩的事是咱俩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眼睛里的泪水终于滚落下来。她没有擦，任由泪水淌过脸颊，滴在脚下的黄土上。

“我……我怕拖累你。”她哽咽着说，“你家条件本来就不好，翻修房子花了钱，我妈住院你又花了钱——那笔钱我还没还你呢。现在又要往后拖，你家那边怎么交代？你爸妈怎么想？村里的闲言碎语你怎么挡？”

“你管别人怎么想干什么？”我往前走了一步，站在她面前，“我陈望春找媳妇，又不是给村里人找的。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她的情绪忽然激动起来，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吗？说我是你的累赘，说你上辈子欠了我的，说我家就是个无底洞，你怎么填都填不满！我二姨前天来，偷偷跟我说的，说你们陈庄那边已经有人在传闲话了，说这门亲事早晚得黄——”

“谁说的？你告诉我是谁？”我打断了她。

“重要吗？”她红着眼眶看着我，“人家说的难道不是实话？我妈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你那几百块钱填进去了，接下来还有多少要填——以后的日子你算过吗？”

“我没算过。”我直直地看着她，“我也不想算。”

她愣住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那句在肚子里憋了好久的话说了出来：“冬梅，我一个人过了二十二年穷日子，不在乎再多吃几年苦。你说要推迟婚期，那就推迟——但不是你拖累我，是咱们一起熬。你听明白了没有？一起熬。熬到熬不动了，还有我替你顶着。”

她不说话了。山风呼呼地灌过来，她的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的，可她一动不动的，就那么含着泪看着我。过了很久，她忽然往前走了一小步，把头抵在我的胸口上，身体像筛糠一样抖了起来。

她不是那种会当着人面哭的姑娘，所以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只是肩膀在抖，抖得很厉害。我伸出手搂住她，下巴抵在她的头顶上，闻到她头发里那股皂角的味道——跟第一次见面时在她床上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

“那就推迟，”我说，“推到秋天也行，推到明年也行。反正你跑不了。”

她闷在我胸口“嗯”了一声，又哭又笑地锤了我一下。

回家后，我把赵冬梅想推迟婚期的事跟爸妈说了。我妈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一口气：“这孩子命苦，可她心里有分寸，不是那种只顾自己的人。推迟就推迟吧，好事多磨。”

我爸依然是老样子，抽着旱烟半天不说话，等烟抽完了才磕了磕烟袋锅子，说了一句：“日子是人过出来的，不急这一年半载的。”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下去。婚期推迟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果然各种闲言碎语就来了。有人替我惋惜，说我摊上了一个拖累；有人幸灾乐祸，说早就看出来这门亲事长不了；还有人说赵冬梅是在耍心眼，拿她妈的病当借口，其实就是嫌我家穷想反悔。

最难听的话是从柳河村传过来的。刘秀梅——就是当初没看上我的那个姑娘——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事，跟她那帮小姐妹说了句“我就知道，当初我没看走眼”。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面无表情地听完了，等传话的人走了，我蹲在院子里拿着扳手，把一个自行车的螺丝拧了又拧，差点把螺丝拧废了。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那些闲话，而是赵冬梅的变化。推迟婚期的事定下来之后，她跟我的联系明显少了。以前她隔三差五就会让人捎封信来，信里写些零零碎碎的小事——鸡下了几个蛋啦，我妈今天精神好点啦，山里的野花开了啦——字迹潦草却充满生气。可现在她十天半月才来一封信，信也很短，像是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抽空去了两趟赵家窑，她见了我还是那副样子，不冷不热的，说话也少了。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说没有，就是累了。可我知道她在说谎——她不是累了，她是在刻意跟我保持距离。

有一次我在她家吃饭，饭后我主动要帮她洗碗，她不让，自己端着碗去了灶房。我跟过去，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她弯着腰在盆里搓碗，忽然忍不住了：“冬梅，你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啊。”她头也不回。

“你别骗我。”我走进去站在她旁边，“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

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洗着碗，声音低低的：“没什么事，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你哪对不起我了？”

“婚期推迟了，你家的钱花在我妈身上了，你天天往我家跑，自己的活都耽误了。”她越说越快，像是要把压在心底的话一口气全倒出来，“我越想越觉得，你说不定……说不定找别人会更好。你家条件虽然不好，但你人品好、有手艺，总能找到比我更好的——”

“你再说一遍？”我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

她吓了一跳，转头看着我。我平时不怎么发脾气，所以她看见我脸色变了，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赵冬梅，你给我听好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再说这种话，我真的生气了。”

她没有说话，低着头，水滴从她的指间滑落，一滴一滴地砸在水盆里。

“我当初为什么答应这门亲事？”我盯着她问。

她不吭声。

“因为刘秀梅没看上我，她嫌我穷。”我说，“可你没有。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我家穷，你只是担心你妈没人照顾。你一个人撑一个家撑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在谁面前低过头，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低了？”

“我没有。”她闷闷地说。

“你有。”我走到她面前，伸手把她湿漉漉的手从水盆里捞出来，攥在我手里，“你觉得欠了我的是不是？那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欠我的。婚期是你一个人要推的吗？是你妈摔了没办法，咱们一起商量的，别把错都揽到你自己头上。”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我打断她，“你要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那就记住今天我说的话——我陈望春不找别人，就你了。你往后不准再躲着我，也不准再提什么别人比我好之类的话。听见没有？”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在打转，可嘴角却慢慢地翘了起来。她笑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眼角弯弯的，像两弯月牙。

“听见了。”她小声说。

那天从赵家窑回来，我骑车骑到半路，在一棵大树下停下来歇脚。春天的风已经有了暖意，路边的野草冒出了嫩绿的芽尖儿，远处的山峦也染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新绿。我靠在树干上，把赵冬梅纳的那双绣着“望春”的鞋垫从兜里掏出来，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针脚，忽然一个人笑出了声。

路还长着呢，我想。可不管多长，总得走下去。

第七章撑伞的人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来得晚，可一旦来了就来得迅猛。仿佛一夜之间，山就绿了，漫山遍野的野花一茬接一茬地开，赵家窑村口那条小溪也涨了水，哗啦啦地流得欢快。整个山坳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清香，深吸一口气，肺里都是甜的。

婚期最终还是往后推了半年，定在了秋天。我妈说秋天是好时候，地里收了庄稼，日子宽裕些，办喜事也体面。赵冬梅她妈恢复得不错，虽然还是不能干重活，但已经能在院子里慢慢走动了，扶着墙还能做顿饭。赵冬梅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虽然还是瘦，但精气神回来了，眼睛里那股亮光又重新燃了起来。

她那只从冬天就开始提的养鸡计划，终于在开春后正式启动了。我帮她在她家院后的山坡上圈了一块地，用木桩和铁丝网围了一个简陋的鸡舍，又去镇上赊了一百只鸡苗回来。赊账是我去说的，镇上的鸡苗贩子老周跟我有几分交情——这些年他的自行车坏了好几回都是我修的，没收过他一分钱。老周倒也爽快，大手一挥说钱不急，等鸡下了蛋卖了钱再给。

赵冬梅高兴得跟个小孩似的，蹲在鸡舍旁边看那些黄绒绒的小鸡啄食，一看就能看大半个钟头。她给每只鸡都起了名字——芦花、小黄、黑妞、胖墩儿，叫得可亲了。我说你养一百只鸡每只都起名，记得住吗？她白了我一眼说当然记得住，我自己的鸡我当然认得。后来我看她喂鸡的时候挨个儿叫着名字，居然真的一只都不带记错的，心里暗暗佩服。

养鸡不是件轻松活。小鸡怕冷，头一个月里她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起来两三次，跑到鸡舍去看看温度够不够，有没有被黄鼠狼叼走。有一回半夜下大雨，她怕鸡舍进水，一个人披着雨衣跑到山坡上折腾了大半夜，第二天就发起了烧。她妈急得不行，让人捎话给我，我骑上车就往赵家窑跑。到了她家，她裹着被子缩在床上，脸红扑扑地发着烧，看见我来了还逞强说没事。

“还没事呢，都烧成这样了！”我又心疼又生气，去灶房给她熬了一碗姜汤，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喂她喝。

她喝姜汤的时候乖得很，不像平时那样跟我斗嘴。喝完了一碗，她缩在被子里露出一双眼睛看着我，声音哑哑的：“鸡没事吧？”

我差点被她气笑了：“鸡没事，你倒是快被你那些鸡折腾死了。”

“那就行。”她放心地闭上眼睛，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呼吸声粗重而均匀。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睡着的脸，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姑娘，为了几只鸡都能豁出命去，以后的日子她想不富裕都难。

转眼到了五月，小鸡苗一个个长成了半大的鸡，扑腾着翅膀满山坡地跑。赵冬梅的辛苦也终于见到了回报——第一批母鸡开始下蛋了。虽然刚开始下的蛋不多，一天也就十来个，但她高兴得跟捡了金元宝似的，小心翼翼地用稻草把鸡蛋一个个裹好装进竹篮里，让我陪她去镇上赶集卖。

那天是五月里第一个大集，镇上的农贸市场人山人海。赵冬梅找了个角落的位置，把竹篮往地上一放，也不吆喝，就那么蹲在旁边守着。来来往往的人从她面前经过，偶尔有人停下来问价，她脸一红，小声说了个价，人家嫌贵就走了。

我在旁边看着着急，忍不住帮着她吆喝起来：“土鸡蛋！山里的散养土鸡蛋！吃过就知道不一样！”

我嗓门大，一嗓子喊出去，周围的人都看过来了。赵冬梅羞得直拽我的衣角，但很快就有人围了上来。其中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妇女拿起一个鸡蛋对着太阳照了照，又放在手里掂了掂，满意地点了点头：“这蛋不错，蛋黄颜色正，是正经土鸡蛋。多少钱一斤？”

赵冬梅报了个价，比普通鸡蛋贵了将近一倍。那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掏钱买了两斤，临走的时候说了句：“要是好吃，下回我还来买。”

这第一笔生意做成了，赵冬梅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兴奋得脸都红了。她扭头看着我，眼睛亮得吓人：“望春哥，真的卖出去了！”

“那当然，好东西不愁卖。”我心里也高兴，但嘴上还是装得挺淡定。

那天我们带去的三十多个鸡蛋全都卖出去了，总共卖了将近二十块钱——在一九九三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回村的路上，赵冬梅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两只手紧紧攥着装钱的布袋子，一路都在算账：“一天十五个蛋，一个月就是四百多个，按这个价钱的话，一个月能挣两三百块钱！两三百块钱！望春哥你听见了吗？比种地强多了！”

她说得眉飞色舞，我骑着车都能感觉到她在我身后手舞足蹈的劲儿。那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吱呀吱呀地响，像是在给我们伴奏。

“听见了听见了，你别晃，车要翻了！”

她没有停，反而晃得更厉害了，故意跟我闹。山路上回荡着她的笑声，清脆得像是一串银铃铛。我攥着车把，心里头暖洋洋的，觉得这山这水这天上的云，都比往日好看了几分。

接下来的几个月，赵冬梅的鸡蛋生意越来越好。她的鸡都是散养在山坡上的，吃虫子、草籽和菜叶子长大的，下的蛋蛋黄又大又黄，打在碗里能立起来，镇上的人吃了都回头再买。有了稳定的销路，她又赊了第二批鸡苗，鸡群从一百只扩大到了两百多只。

养鸡的收入不仅还清了之前欠鸡苗贩子的账，还攒下了一些积蓄。赵冬梅把她妈的药钱、营养费都打点得妥妥当当的，还时不时地塞给我几块钱让我补贴家用。我不肯要，她就偷偷塞到我自行车座垫底下，等我回家发现了，她已经人跑得没影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陈庄那边又出了麻烦事。

六月里，我妈的风湿病突然加重了。也许是那年冬天太冷，也许是春天雨水太多，她的膝盖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疼得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呻吟。我带她去镇卫生院看了好几次，打针吃药也只是暂时缓解，医生说这病根治不了，只能慢慢养着。

我妈这一病，家里的事情就乱了套。我弟弟妹妹还小，我爸一个人又得下地又得照顾我妈，实在是忙不过来。我不得不减少了去赵家窑的次数，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帮忙。我跟赵冬梅说了这个情况，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一个傍晚，赵冬梅骑着她那辆被我修好的旧自行车，驮着一个大包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陈庄村口。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看着她，她满头大汗，车后座上的包袱看着沉甸甸的。

“我来看看婶子。”她从车上跳下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冲我笑了一下，“包袱里是给我婶子带的鸡蛋和我自己腌的酸菜，还有两贴我们那边老中医配的膏药，专治风湿的，听说特别管用。”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已经推着车往我家走了。进了院子，她大大方方地喊了一声“叔，婶子”，然后拎着大包袱进了屋。我妈正躺在床上，看见赵冬梅来了，赶紧挣扎着要坐起来。赵冬梅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按住她：“婶子您躺着别动！”

她把包袱打开，一样一样地往外拿东西——鸡蛋、酸菜、膏药，还有一包红糖和一瓶自己泡的药酒。她蹲在床边，把膏药贴在手掌心里焐热了，小心翼翼地敷在我妈的膝盖上，动作轻得像是在碰一件易碎的瓷器。

“这膏药是我们那边老中医自己配的，我上回去抓药的时候特意帮您问了，他说贴三天换一贴，连着贴半个月就能见效。”她一边敷一边说，声音轻轻柔柔的，“这药酒也是我自己泡的，用三七和红花泡的，每天晚上临睡前擦一擦膝盖，揉到发热为止，能活血化瘀。”

我妈躺在那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攥着赵冬梅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来：“好孩子……你这大老远的跑过来……”

“婶子您别这么说，应该的。”赵冬梅笑了笑，那笑容温顺而自然，一点没有刻意讨好或刻意表现的意思，就像是在照顾自己亲妈一样理所当然。

敷完膏药，她又去灶房帮我爸做饭。我家的灶房她第一次来，锅碗瓢盆放在哪儿她都不知道，可她不慌不忙地摸索了一圈，很快就上了手。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端上桌的时候，我弟弟妹妹高兴得直拍手——自从我妈病倒后，家里就没正经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吃饭的时候，赵冬梅坐在我妈旁边，一会儿给她夹菜，一会儿帮她添汤。我妈吃一口夸一句，夸得赵冬梅脸都红了。我爸坐在对面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我注意到他嘴角那抹笑意一整晚都没消下去。

吃完饭，我送赵冬梅回去。天已经全黑了，山路不好走，可两个人都骑得很慢，谁都不想这段路太快走完。月光洒在山路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

“冬梅，”我在月光下叫她的名字，“谢谢你。”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一翘：“谢什么，你妈不就是我妈？”

这话说得我心头一热，差点没握住车把。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苍白，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安安静静地陪她骑完了那段山路。

从那以后，赵冬梅每半个月就来陈庄一趟，给我妈换膏药、送鸡蛋、帮忙做家务。有时候她太忙实在走不开，也会托赶集的人把膏药和鸡蛋捎过来。我妈的膝盖在她的照料下渐渐消了肿，虽然没有完全好，但至少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村里的闲言碎语也在赵冬梅一次又一次的登门中慢慢消散了。那些曾经说我被她拖累的人，看见她大老远跑来照顾我妈，也都闭上了嘴。倒是有个大婶子有一天在村口碰见我，感慨地说了一句：“望春啊，你这媳妇没找错，是个实在人。”

我听了一乐，嘴上谦虚了两句，心里却得意得不行——那当然，我陈望春看人什么时候走过眼？

转眼到了八月，地里的苞谷熟了，赵冬梅的鸡也养了大半年，从两百只扩大到了三百只。她的鸡蛋在镇上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户，每个月光卖鸡蛋就能挣三百多块钱。她攒下了一笔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之前我垫的那三百块住院费还给了我。

“说好了要还的。”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表情认真得不得了。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卷皱巴巴的钞票，又抬头看了看她。她瘦了整整一圈，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黝黑。为了这三百块钱，她这一年来从早忙到晚，没有一天歇过。

我把那卷钱又塞回了她手里：“这钱你拿着，当是我入股你的养鸡场。”

“入股？”她愣了一下。

“对啊，你那个养鸡场以后肯定越做越大，”我笑着说，“我先投三百块原始股，以后分红。”

她反应过来我在开玩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打了我一下：“想得美！我那鸡场还没正式开张呢，你就想当股东了？”

“那当然，我看好你的鸡场。”我一本正经地说，“赵场长，以后发了财可别忘了我。”

她笑得直不起腰，笑声在院子里回荡，惊得核桃树上的鸟扑棱棱飞了好几只。她妈坐在屋门口看着我们俩闹，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阳光透过核桃树的枝叶洒在院子里，一地斑驳的光影随风晃动，好看极了。

那年夏天的末尾，赵冬梅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轨迹。

她跟我说，她打算把鸡场从赵家窑搬到陈庄来。

“我妈现在身体好多了，基本能自理了。我二姨答应常来照看她，我也能隔三差五跑回去看看。”她坐在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枣树下，掰着手指跟我分析，“但是陈庄地势更开阔，离镇上更近，以后送鸡蛋什么的都方便。而且这边人多车多，销路会更好。最重要的是——”

她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声音不自觉地轻了下来：“离你近。”

就这三个字，让我在院子里坐不住了。我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圈，然后转过身看着她：“搬过来！明天就搬！不，今天就开始搬！”

她被我吓了一跳，然后笑了出来：“你那么激动干什么？鸡又不会飞了。”

“我不是怕鸡飞了，”我重新在她旁边坐下来，认真地看着她，“我是怕你跑了。”

她的笑容收了一收，眼神变得柔软而认真。她伸出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傻子，我往哪跑？”

九月初，赵冬梅的鸡场正式从赵家窑搬到了陈庄。我在我家地头给她圈了一块更大的场地，搭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鸡舍。搬家那天，村里好多人来帮忙，热热闹闹地忙了一整天。夕阳西下的时候，三百多只鸡终于全部安顿好了，赵冬梅站在新鸡舍门口，看着满山坡跑的山鸡，脸上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夕阳把整座山染成金红色，忽然觉得这一幕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

“望春哥，”她忽然开口，声音被晚风吹得有些飘忽，“你说咱们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好？”

“当然会。”我说。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被夕阳照得亮晶晶的，嘴角的笑意一点一点地漾开，像春风吹皱了一池水。晚霞在她身后铺展开来，绚烂得像一幅油彩画。

那一刻我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绝不负她。

第八章秋日的婚事

一九九三年的秋天来得从容而丰盛。

地里的苞谷收成不错，陈庄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堆满了金灿灿的苞谷棒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粮食晒干后特有的清香。赵冬梅的鸡场也迎来了产蛋的高峰期，三百多只鸡每天能收两百多个蛋，她的鸡蛋在镇上已经小有名气，每次赶集都是一抢而空。镇上的供销社甚至主动找上门来，想跟她签长期供货合同。

她拿着那份合同来找我，兴奋得脸都红了，一个劲儿地问我应该怎么签、价格定多少合适、要不要再扩大规模。我在镇上修车的时候认识几个做买卖的朋友，帮她参谋了一下，最后合同顺顺利利地签了下来。签完合同那天，她站在供销社门口，攥着那份盖了红章的合同，忽然转过身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望春哥，咱们真的要好起来了！”她在我耳边大声说，声音里有抑制不住的激动。

我被她在供销社门口当众抱了一下，脸红得跟什么似的，赶紧把她拉开：“大街上呢，注意点形象，你现在可是赵场长了。”

“赵场长怎么啦？赵场长就不能抱一下自己男人了？”她理直气壮地白了我一眼，那模样又恢复了第一次见面时的泼辣和调皮。

婚期定在了九月二十六，中秋节过后的第一个好日子。

随着婚期的临近，两家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张罗。我妈的风湿病在赵冬梅的照料下好转了不少，已经能围着院子走动了。老人家一好起来就闲不住，非要亲自张罗婚事，从喜糖的包装到酒席的菜单，事无巨细地操心。赵冬梅她妈也专程从赵家窑搬过来住了一阵子，两个亲家母凑在一起商量婚礼的事，叽叽咕咕地能说上一整天，偶尔还要拌两句嘴，但转头又好了，亲热得跟老姐妹似的。

最忙的是赵冬梅。她白天要管鸡场的事，晚上还要准备嫁妆。她手巧，自己绣了两床鸳鸯被面，又用碎布头拼了一个门帘，上面的图案是一对喜鹊站在梅花枝头上。我说你这个门帘也太花心思了，她头也不抬地说，一辈子就结一次婚，不花心思什么时候花心思？

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的心情也从最初的期待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有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在院子里转悠。月光下，新修整过的院墙和新搭的鸡舍都镀上了一层银色，看着踏实又安心。我站在枣树下，想起去年夏天第一次去赵家窑时的情景——那时候我是推着自行车翻山过去的，路上摔了好几跤，满头大汗，狼狈得很。谁能想到呢，那个在山里摘核桃的姑娘，就要成为我的媳妇了。

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卷好的旱烟。我平时不怎么抽烟，但那天晚上接过来点了，爷儿俩就站在月光底下安安静静地抽完了一支烟。

“爸，你当年娶我妈的时候紧张不？”我问。

我爸看着月亮，慢悠悠地说：“紧张，腿肚子打颤。结完婚就好了，日子一天天过，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

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难得地多说了一句：“冬梅这姑娘好，你要好好待人家。人家从山里头嫁过来，你要是让人家受委屈，我第一个不答应。”

“知道了，爸。”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九月二十六那天，天公作美，晴得万里无云。一大早，太阳还没升起来，村子里的鸡就叫成了一片。我换上了那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是我妈托人从镇上裁缝铺定做的，布料虽然不算好，但剪裁合身，穿上之后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我弟弟望秋帮我整理衣领，人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比我还紧张。我妹妹望春蹲在一旁擦我的皮鞋，擦了一遍又一遍，擦得鞋头能照出人影来。

接亲的队伍不算大，两辆拖拉机，一辆农用三轮车，几个吹唢呐的，还有一群看热闹的小孩跟在后面跑。我从陈庄出发，沿着那条最熟悉不过的山路往赵家窑去。这条路我走过不知道多少遍了——相亲那天推着自行车走过，雪夜抬着担架走过，后来送膏药送鸡蛋更是不计其数。可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去赵家窑”的名义走这条路了，以后再去的时候，身份就不一样了。从今往后，赵冬梅就是陈庄的人了。

到了赵家窑，村口已经围了好多人。赵冬梅家那棵核桃树下挂满了红绸带，院子里摆了五六桌酒席，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味飘得满村都是。刘二婶站在院门口张望，一看见接亲的队伍来了，赶紧朝屋里喊：“来了来了！新姑爷来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新郎官进门要先叫岳母一声妈，然后再接新娘子出门。我大步走进院子，赵冬梅的妈妈穿着一身新衣裳坐在堂屋正中的椅子上，气色比之前好了许多，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走到她面前，膝盖一弯就要跪，她赶紧伸手扶住我，连声说不用跪不用跪。

“妈，我来接冬梅了。”我恭恭敬敬地说。

她听着我叫了她一声“妈”，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拉着我的手半天才说出来一句话：“好孩子……好孩子……冬梅以后就交给你了。”

说完她朝里屋喊了一声：“冬梅，出来吧。”

里屋的门帘挑开了。

赵冬梅穿着一身大红衣裳，头上插着一朵红绢花，脸上薄薄地搽了一层胭脂，被伴娘——她在赵家窑最要好的一个小姐妹——搀着走了出来。她平时很少打扮，最多就是洗把脸扎个辫子，可那天她穿了红、戴了花、脸上有了颜色，整个人的气质全变了。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羞涩、有欢喜，还有一点点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后来我才想明白，那是定下来了、不走了、一辈子跟定眼前这个人的决心。

我们的眼光在堂屋里交汇的那一刻，周围的一切声音好像都消失了，唢呐声、笑声、起哄声，都变成了一片遥远的嗡鸣。我只看得见她，看得见她眼角那一点点湿润的水光，看得见她嘴角那道微微上扬的弧线。

“走吧。”她走过来，把手里的红绸带一头递给我。

我接过红绸带的那只手是抖的，可心里头是从未有过的踏实。就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终于走到了终点。

接亲的队伍在鞭炮声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赵冬梅坐着接亲的拖拉机，一路上回头看了三次——第一次看她家的核桃树，第二次看她妈站在村口的身影，第三次看她从小长大的赵家窑。每次回头的时间都不长，但每次转回来的时候，眼眶都比上一次更红一些。

我坐在她旁边，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没说话，手指却一根一根地扣紧了我的手。

到了陈庄，婚礼在中午正式举行。仪式很简单，没有司仪，没有花童，就是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了双方的亲朋好友来吃顿饭。证婚人是陈庄的老村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说话慢条斯理的，但分量很重。他站在众人面前，清了清嗓子说了几句祝福的话，然后让我们俩对着堂屋正中的天地牌位鞠了三个躬。

“一鞠躬——拜天地！”

“二鞠躬——拜高堂！”

“三鞠躬——夫妻对拜！”

我弯下腰的时候，偷偷瞥了一眼身旁的赵冬梅。她也在弯着腰，红衣裳在秋风中轻轻飘动着，头上的绢花微微颤动。我们的影子并排投在地上，被正午的太阳拉得短短的，像是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分开。

礼成之后，院子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我妈坐在堂屋里，从头到尾都在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赵冬梅她妈被刘二婶扶着，站在人群里看着我们，嘴唇抿得紧紧的，可眼角是湿的。我爸难得地端起了酒杯，挨个儿给客人敬酒，喝到第三杯的时候脸就红了，可他还是笑呵呵地逢人就点头。

酒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下午。赵冬梅做的那几样拿手菜——蒜薹炒腊肉、酸辣土豆丝——被特意端上了主桌，吃得老村长直竖大拇指，连声问这是谁做的。我骄傲地指了指新娘子，老村长哈哈大笑着说：“望春啊望春，你这媳妇不光人长得俊，手艺还好，你小子这辈子算是有口福了！”

赵冬梅被夸得红了脸，小声说了句“村长过奖了”，然后偷偷在桌子底下踩了我一脚，意思是让我别得意。可我哪能不得意，我陈望春娶了这么好的媳妇，凭什么不能得意？

傍晚的时候，酒席散了，宾客们陆续告辞。刘二婶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当年我要是不追出去喊住你，哪有今天这场喜酒？”我笑着给她鞠了一个躬，真心实意地说了句“谢谢二婶”。这个性格爽朗的中年女人，我那一次相亲最大的意外，她改变了我和赵冬梅的一生。

等到最后一拨客人走远，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又圆又亮，挂在枣树梢上像一盏明灯。秋天的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和稻谷秸秆的焦香，吹在脸上舒服极了。

我和赵冬梅并肩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都不怎么说话，安安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月亮。地上铺了一地的月光，银亮银亮的，偶尔有一片枣树叶子被风吹落，在空中打着旋儿飘下来。

“累不累？”我问她。

“还行。”她靠在我肩膀上，声音轻轻的，“就是脚有点疼，新鞋穿不惯。”

我想了想，起身去打了一盆热水端过来，放在她面前。她愣了一下，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惊讶也有不解。我蹲下去把她脚上的新布鞋脱了，把她那双穿了一天新鞋已经有些发红的脚泡进了热水里。

赵冬梅“嘶”了一声，然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肩膀不再紧绷着了。她低着头看着盆里自己那双脚，看了很久，久到泡脚水都快凉了。

“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没人给我洗过脚。”她忽然说了一句，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抬起头看着她：“那以后我帮你洗。”

她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出来。她把头扭到一边去，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然后再转过头来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答应嫁给你吗？”她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因为我实诚？人品好？会修自行车？”我把她二姨当初夸我的话又搬了出来。

“不全是。”她看着院子里新搭的那个鸡舍，月光下鸡舍安安静静的，偶尔传来一两声鸡的咕咕声，“那天你来赵家窑，翻山越岭推着自行车走了一上午，满头大汗，衣服湿透了，进门的时候连口水都没喝。我一看你那个样子，就知道你这人靠得住——不是因为你能吃苦，而是因为你在那之前已经被好几个姑娘拒绝过了，却还是愿意认真对待每一次见面。”

她转过头看着我，月光下她的脸柔和而真诚：“一个被生活拒绝了很多次、却还愿意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一定不会差。”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酸酸涨涨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想说些什么来回应她的话，可我的嘴太笨了，什么都说不出来。最后我只是又把她那盆快要凉了的水倒掉，重新换了一盆热的。

秋夜的月光底下，我们两双泡在盆里的脚挨在一起，盆里的水被搅得荡起一圈一圈细细碎碎的波纹，好看极了。

第九章越来越好

婚后的日子过得飞快，像春天的溪水，哗啦啦地往前淌，抓都抓不住。

我和赵冬梅没有去度什么蜜月，那个年代的农村人压根没有蜜月这个概念，领了证拜了堂就是夫妻了，接下来就该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婚后的第三天，她就拎着饲料桶上了山坡，跟往常一样喂鸡、捡蛋、打扫鸡舍。我说你才过门几天，好歹歇一歇，她头也不回地说鸡又不管你过不过门，该饿的时候照样饿，该下蛋的时候照样下蛋。

她就是这样的性格，闲不住。有时候我在院里修自行车，她在山坡上喂鸡，隔着半片山坡我也能听见她的声音——她跟那些鸡说话，用那种哄小孩的语气，芦花你少吃点你都胖成啥样了，小黑你别欺负小黄，胖墩儿你跑快点虫子都被它们抢光了。我听着听着就忍不住笑出声来，觉得我的媳妇大概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跟鸡都能聊得这么热闹。

一九九四年的春节，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年。赵冬梅早早就开始准备了，腌了腊肉、灌了香肠、蒸了好几笼屉的馍馍，还特意去镇上买了两挂最大号的鞭炮和一沓红底金字的春联。年三十那天，她把两家人——我爸妈和我弟弟妹妹，还有她妈——都接到了一起。一大家子九口人围着一张圆桌吃年夜饭，虽然挤是挤了点，可热闹。桌上的菜摆了满满一桌子，中间是一大盆红烧鲤鱼，赵冬梅说年年有余，这条鱼必须放在最中间。

我妈和她妈坐在一起，两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说到高兴处还抹起了眼泪。我爸端着酒杯，跟赵冬梅她妈碰了一下，说了句“亲家母，这一年辛苦你了”。赵冬梅她妈笑着说：“不辛苦不辛苦，我闺女嫁了个好人家，我心里踏实。”

吃完年夜饭，赵冬梅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看见她偷偷在灶房里抹了一下眼角。我跟进去小声问她怎么了，她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就是高兴。我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她眼睛里是笑着的，跟我第一次在赵家窑见她时那个带着一点倔强和防备的眼神完全不同了。那层坚硬的外壳，在婚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地卸了下来，露出了里面那个柔软的她。

春天的时候，赵冬梅的鸡场迎来了真正的扩张。供销社的订单量翻了一倍，原有的三百只鸡已经供不应求了。我们咬咬牙，又赊了五百只鸡苗，把山坡上的鸡舍扩大了两倍。扩建那几天，村里好多人来帮忙，有我之前帮过他们修车不要钱的，有跟赵冬梅一起赶集卖鸡蛋认识的，还有纯粹就是热心肠的乡亲邻居。大家搬木头、钉铁丝网、搭顶棚，热火朝天地忙了三天。鸡舍建好那天，赵冬梅站在山坡上看着新扩建的鸡场，五百多只大大小小的鸡在山坡上扑腾着觅食，场面颇为壮观。

“你现在是真的赵场长了。”我站在她旁边感慨道。

“赵场长就赵场长，”她说着，忽然转头问了我一句话，“望春哥，你想不想把你的修车铺开到镇上去？”

我愣了一下。在镇上开修车铺这件事，我之前跟她提过一回，那还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这个念头就被我暂时搁下了。我没想到她一直记着，而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突然提了出来。

“开修车铺要租店面，要进零件，得花不少钱。”我实话实说。

“钱我有。”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存折，翻开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地打着存入的数字，最近一笔的余额是两千三百块。在一九九四年，这绝对算得上一笔可观的积蓄。

两千三百块。我盯着那串数字，半天说不出话来。从三年前第一次见面时那个穷得连她妈住院的三百块押金都掏不出来的姑娘，到现在有了两千三百块积蓄的养鸡场主，她用双手硬生生地把日子从泥里捞了出来，洗得干干净净的，摆在了太阳底下。

“这钱有一部分是你的。”她说，“当初那三百块你没让我还，就当是你入股了。现在鸡场挣钱了，你该分红了。”

我看着她的存折，又看着她的脸。她还是三年前那个爽利的山里姑娘，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手上还带着老茧和干裂的口子，可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芒，那是一种把生活攥在自己手里的笃定。

“行，”我点了点头，声音忍不住有点发颤，“那咱就开。”

一九九四年的秋天，我的修车铺在镇上正式开业了。铺面不大，但位置好，就在农贸市场旁边的一条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多，车子也多。开业那天赵冬梅给我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了老半天，把整条巷子的商户都惊动了。供销社的几个老熟人还送了花篮来，红纸上的贺词写着“望春修车行开业大吉”。

我的修车手艺是从我爸那里学的，虽然比不上正经的科班师傅，但贵在认真仔细。补胎就仔仔细细地补，不糊弄人；换零件就老老实实地换好的，不以次充好。镇上的人很快就认了我的手艺，再加上价格公道，回头客越来越多。两个月下来，铺子的收入就已经能稳定在每个月三四百块钱了，比在村口摆摊强出了好几倍。

赵冬梅的鸡场也在继续扩大。到了一九九五年，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一千只，她成了镇上最大的土鸡蛋供应商。供销社的经理老郑亲自跑到陈庄来，跟她谈长期合作的事，说要把她的土鸡蛋送到县城去卖。赵冬梅回来后跟我商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去镇上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正式把养鸡从副业变成了主业。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她拿着那张营业执照翻来覆去地看，脸上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骄傲，但不张扬；满足，但不止步于此。

“你想什么呢？”我问她。

她把执照小心翼翼地收好，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忽然来了一句：“我在想，咱家是不是也该盖新房了。”

那三间土坯房，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那儿。虽然结婚前翻修过一回，但毕竟还是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墙角就渗水，冬天冷夏天热。赵冬梅嫁过来之后从来没抱怨过，但她每次做饭的时候，灶房里的烟排不出去，呛得她直咳嗽，我在院子里看着心里就不是滋味。

“盖。”我拍了板，“明年就盖。”

一九九六年的春天，我们家的新房破土动工了。从地基到上梁，前前后后忙了两个多月。房子不大，四间砖瓦房带一个院子，比不上村里最有钱的人家，但已经是实打实的砖瓦房了——红砖墙、青瓦顶、水泥地面，再也不用怕下雨漏水了。搬进新房那天，我妈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摸摸这面墙，踩踩那块地，嘴里不停地说好好好。我爸坐在新房的门槛上，把那把用了半辈子的铜烟袋锅子磕了又磕，沉默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这辈子，没白活。”

赵冬梅她妈也来了。老人家的腰伤这些年好了不少，拄着拐杖能走挺远的路了。她站在新房门口，看看房子又看看女儿，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没人问她为什么哭，在场的所有人都懂，那不只是眼泪，是欣慰。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像村口那条小溪，看着不起眼，可日积月累地流着，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淌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

第十章最远的地方

二零零二年的一个傍晚，我和赵冬梅坐在院里的枣树下乘凉。这棵枣树是我们结婚那年，我爸亲手在院里种下的枣树苗，如今已经长成大树了，枝繁叶茂。每年秋天枣子熟的时候，满树红彤彤的，赵冬梅就会摘下来晒成干枣，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拿到镇上去卖。

晚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鸡场那边淡淡的稻草和泥土的气息。赵冬梅靠在竹椅上，手里慢慢地摇着一把蒲扇。她的头发比年轻时候短了一些，鬓角多了几根白头发，皮肤还是黑，但气色很好。她刚刚从鸡场忙完回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但眼神是放松的。

十年了。从一九九二年那个夏天我第一次翻山去赵家窑相亲开始，到如今整整十年了。十年间发生了太多事情——我妈的风湿病终于稳定了，虽然阴天下雨还是会疼，但已经能正常走路了；我爸的背驼了不少，烟也戒了，说抽烟对身体不好，他还要多活几年看着孙子孙女长大；我弟弟望秋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回镇上当了老师，娶了一个同校的女老师，小日子过得和美；我妹妹望春考上了大学，是我们老陈家第一个大学生，现在在县城里上班，每次回村都给她嫂子带县城里的新鲜玩意儿。

鸡场的生意蒸蒸日上，赵冬梅的土鸡蛋已经卖到了县城里，还上了县电视台的农业节目。她现在管着两千多只鸡，雇了村里三个婶子帮忙，每天光是捡蛋就得捡大半天。我在镇上的修车铺也早就不修自行车了——现在镇上骑摩托车的人多了，我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了半年，把摩托车修理的技术学到手，修车铺的业务范围扩了一大块。去年我还在铺子旁边又盘了一间店面，卖些摩托车配件和机油，生意越来越红火。

日子好了，什么都不一样了。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

“望春哥，”赵冬梅忽然开口，打断了我的思绪，“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那天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我笑了笑，“你在院里摘核桃，我就站在门口看着你，心里想这姑娘真好看。”

“又拍马屁。”她白了我一眼，可嘴角是翘着的，“说实话，那天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不太好。”

“啊？”我坐直了身子，“哪不好？”

“太瘦了，看着跟竹竿似的，感觉风一吹就能倒。”她拿蒲扇点了点我，“我当时还想呢，就这身板，能扛得起一个家吗？”

“那后来呢？怎么又看上我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蒲扇的节奏慢了下来。晚霞在天边烧得正旺，把半个院子都染成了橘红色。

“后来你跟我说我妈的事你来想办法，说咱俩一起熬。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人能靠得住。”她转过头看着我，目光里的温柔跟十年前一模一样，“你没让我看走眼。”

我心里头热热的，嘴上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嘴笨，说不出什么甜言蜜语来。我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上全是老茧，但握在手里踏实得很。

“冬梅，你说咱俩认识这些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我忽然问了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她想了想：“县城？还是那年去市里参加农产品展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