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断裂往往会迫使国家重新定位。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此，拿破仑倒台之后如此，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是如此。那么今天呢？在很多人看来，德国再次迎来“时代转折”，甚至如弗里德里希·默茨所说，正经历一场“时代断裂”。
但柏林据此作出的回应，在不少观察者眼中，始终没有形成一幅清晰的图景。德国并不缺动作。默茨以一些前所未有的机制召集德国周边国家协调立场，试图重新处理与唐纳德·特朗普治下美国的关系，也推动联邦国防军大幅扩军。但这些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调整，本身充满矛盾。默茨今年1月在联邦议院表示，欧洲必须学会“强权政治的语言”；可到了2月，他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警告“大国政治的悲剧”。
波茨坦军事史学家泽恩克·奈策尔甚至怀疑，政府是否真的认真思考过这类问题。他认为，政府缺乏“思想上的高度”。“如果未来总理府档案解密，我们会找到一份真正的规划吗？”他这样发问，随后又自己作答：“我认为，没有。”
正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学的政治学者马克西米利安·特哈尔勒则要求政府，乃至整个德国政治阶层，拿出“终于以强权政治视角看待世界的意愿：谁站在我们这边，谁站在我们对立面？”在他看来，德国缺少的是“上位战略”和对不同情境的系统推演。
默茨经常前往白宫，但他的姿态并不稳定。有时他像是在提醒特朗普注意欧洲利益，有时又只是倾听者，甚至当西班牙这样的亲密伙伴遭到批评时也保持沉默。特朗普下令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后，默茨以国际法问题“复杂”为由，拒绝作出评价。
美国空袭伊朗时，他起初的反应也大致如此，之后才逐渐拉开距离。这又与他此前的一番表态形成反差：在以色列先前打击伊朗后，他曾说，以色列是在替西方“干脏活”。这种摇摆同样体现在他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表述上：一天说它已经终结，另一天又说要继续扩展它。
外交场合出现前后不一并不罕见，但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的这些矛盾，指向的可能是更深层的不安，甚至是某种战略空白。就连一些根本问题也彼此冲突。政府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构成威胁，甚至预判本十年结束前可能发生攻击，因此要打造“欧洲最大的常规军队”；但它又不恢复义务兵役制，不让民众为紧急局势作准备，日常施政也依旧像生活在正常时期。
由于欧洲一旦陷入战争，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目前仍无力自卫，柏林正竭力把美国“留在船上”，也就是继续留在北约框架内。但当特朗普希望盟友提供支持，例如在当前与德黑兰的冲突中，德国国防部长却断然回绝，称“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总理则在绍尔兰一次学校访问中，借机强调美国曾遭毛拉政权“羞辱”。
另一个难以解释的地方，是德国如何接近欧洲安全政策中也许最具决定性的一项任务：为欧洲建立一个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长期以来，这一议题一直被视为“伪命题”，如今政府却开始转向法国。可在专家看来，法国核威慑的实际效力有限，柏林也不可能掌握核按钮；更何况，爱丽舍宫不久后还可能迎来一位公开对德国持批评态度的总统。
也许眼下政府确实难以做得更多，毕竟它面前堆着一整座任务大山。但世界的变化，至少要求德国在方向上给出某种指引。随着美国不再充当以国际法秩序为基础的保障者，国家实力政治已经重新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新加坡战略思想家马凯硕对《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表示：“那个以价值观自居的旧西方，已经无法继续主导世界。”
原本应当发挥作用的，是争议已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仿照美国模式设立，任务是整合跨部门知识、制定战略并加以协调。但它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中枢，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专业部委并不信任这个设在总理府内的新机构。几个月来，安全委员会一直由临时负责人主持。一位熟悉幕后情况的人士说：“没有人真正关心它。”
很多事情仍沿着旧轨道运行。德国基民盟外交政策人士罗德里希·基泽韦特在《国际政治》杂志的一档播客中说，默茨曾激起外界对新外交政策的很高期待，但随后又“回到了朔尔茨政府的传统中”。这番话想必不会让总理高兴，但从基本路线看，变化确实不大。默茨身边的人说，他的核心原则是：“不单独行动，与欧洲同行。”这听起来并不陌生，今后的德国总理大概也仍会把它视为德国历史经验的一条教训。问题只在于：德国究竟想如何做到“既不单独行动，又与欧洲同行”？而今天的“欧洲”，到底又意味着什么？
默茨已经接受了欧洲民众对一体化的疲惫情绪。没有公众支持，欧盟条约就无法修改，因此他不会为建立一个拥有自身政府和军队的欧洲国家而全力一搏。相反，他试图在民族国家层面继续推进事务，通过所谓的三国机制、五国机制，或其他“志愿者联盟”来落实欧洲利益。远方国家对此并非毫无兴趣。印度地缘战略学者拉贾·莫汉认为，欧洲几个大国首都之间加强协作，是一种合理做法。“像三国机制这样的组合，在国际政治中可以成为一股力量。”他说，“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以平衡欧亚大陆上的强权。”
但欧洲也应更充分利用这段过渡期，发展自己的核保护能力。“这将大幅提升欧洲的战略杠杆。”莫汉认为，柏林在尝试与法国或英国合作的同时，也应辅以本国层面的努力。至少在印度看来，他说，“德国成为核国家并不会遭到反对。”
在威胁判断上，默茨与北欧、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最有共识，也就是那些更靠近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学者特哈尔勒希望，这个“东北集团”未来能发展出更紧密的政治共同体，甚至在欧盟内部形成一个支持德国承担核领导角色的联盟。但那也意味着，德法关系将承受更大张力，甚至可能把欧盟推向分裂边缘。这样做值得吗？未来会不会变得不可避免？这些战略上的利弊，究竟在哪里被认真讨论？而政府内部，是否真的有勇气走上一些未知、甚至令人不适的道路？
军事史学家奈策尔提醒说，1945年之后，康拉德·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都曾推动实现一些与旧有信条相悖的愿景。即便在赫尔穆特·科尔时期，欧洲一体化也仍有过力度极大的推进。奈策尔说，如今的政策更像是“端着喷壶四处撒水”。就连建立共同军工市场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被真正有力地推进。“欧洲没有取得进展，而我们期待联邦政府拿出一个战略性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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