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十七分。
我其实没睡着,一直醒着。楼上那个脚步声从十二点过就开始,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像有人穿着铁底鞋在水泥地上拖。我已经忍了三个月了,找过物业,物业说人家没违规;报过警,警察来了站门口听,说人家正常走路,能怎么办?我想了想,也确实,总不能因为别人在自己家里走路就抓人吧。
但那个声音不正常。不是普通的走路。是拖着脚,每一步都像鞋底粘了胶水,抬起来的时候在地板上“嗤——”地一声,然后重重落下去。凌晨一点的小区,安静得像坟场,这个声音就从天花板上灌下来,穿过我的耳膜,钉进我的脑子里。
我推了推身边的丈夫陈旭。他翻了个身,含糊地哼了一声。
“又开始了。”我说。
他没应。
“楼上那个。”
他呼吸均匀,显然是醒了但不想理我。这种把戏我太熟了,结婚四年,他的每一个装睡细节我都烂熟于心。呼吸频率,眼皮的颤动,甚至翻身时的角度——真睡的人翻身是舒展的,装睡的人翻身永远是朝向远离你的方向,身体蜷起来,像一颗缩进壳里的螺。
我盯着他的后脑勺看了十几秒,忽然一股无名火蹿上来。这股火其实蓄了很久了,不只是今晚,不只是这个月的失眠,是三年零七个月的婚姻里所有说不出口的委屈、咽下去的愤怒、假装不在意的小事,在这一刻全部翻涌上来,像一口烧干了的锅,再也盖不住盖子。
楼上又走了一遍。从客厅到卧室那一段,正好经过我们主卧的正上方,脚步声由远及近,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太阳穴上。
“陈旭。”我坐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带着刃,“你能不能去跟楼上说一声?”
他终于回过头来,半张脸埋在枕头里,眼睛眯着,声音哑得不像话:“现在?凌晨两点?”
“对,就是现在。他吵了我们三个月,不是第一次了。”
“你去了几次物业?人家说了,他们家小孩生病,半夜哭闹要抱着走,这是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他说特殊情况了吗?他跟你说的是‘会注意’,结果呢?注意了三天又开始了。今天周六,明天你们都不上班,你去敲个门怎么了?”
“明天我爸手术,我要早起去医院。”他的声音开始带上一丝不耐烦,就是那种“你不可理喻”的语气,我知道的,每一次争论的前奏都是这个调子,“你让我凌晨两点去跟一个可能比我高一个头的男人吵架?”
“我没让你吵架,我让你跟他沟通。”
“沟通什么?他要是能改早改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物业去他家,那男的直接说了‘我儿子生病,你要不习惯就搬走’。”
“那我们搬走。”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陈旭也愣了,彻底转过头来看我,眼睛终于完全睁开了。卧室里很暗,窗帘没拉严实,外面路灯的光漏进来一道,正好横在他脸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在打量我,在判断我是说着玩的还是认真的。
“苏晚,”他叫我名字的时候,语气忽然放软了,这是他的策略,每次硬碰硬碰不过就用软的,“我知道你睡不好,很辛苦,我也心疼你。但搬家不是小事,咱们这房子刚装修完两年,你当时花那么多心思选的家具,窗帘是你跑了好几趟轻纺城才定下来的,你说走就走?”
这句话像一把软刀子,恰好捅在最要命的地方。是的,装修的时候我多上心啊,光是那个窗帘我就跑了四趟,第一趟选面料,第二趟定尺寸,第三趟看样品,第四趟才最终敲定。陈旭当时嫌烦,说一个窗帘至于吗,我说这是我们的家,每一寸我都要亲手摸过才放心。现在他说这些话,是在提醒我我有多爱这个家,有多舍不得那些心血。他太会了。
但是。
但是凌晨两点的脚步声不会因为装修的心血就不响。那盆绿萝我最喜欢了,就放在阳台那个我亲手刷了白漆的花架上,每个周末早上我都给它们浇水,看它们在阳光里伸展叶子的样子,觉得生活还能过下去。可脚步声从头顶碾过去的时候,绿萝救不了我。那些精挑细选的墙纸救不了我。我在淘宝上翻了几百个页面才买到的吊灯救不了我。
我没有说话。陈旭可能以为我默认了,翻了个身,这次是真的要睡了。
他的呼吸很快变得沉重均匀,真正的睡眠。我在黑暗里坐着,忽然觉得特别孤独。不是那种需要人陪的孤独,是全世界都在睡觉而我醒着的孤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而我在为此发疯的孤独。
楼上的脚步声还在继续。脚步声终于停了,大约过了几十秒,我正要松一口气,突然什么东西砸在地板上——“砰”的一声巨响,像是重物摔落,紧接着是小孩嚎啕大哭的声音。那个小孩的哭声尖利得不像人类能发出的声音,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猫,又像某种报警器,持续不断地、毫无节奏地尖叫。
我被那声巨响吓得浑身一抖,心脏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呼吸都停了半拍。整个人僵在那里,后背全是冷汗。黑暗中我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断裂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啪”地断了。
我掀开被子下了床。
“苏晚?”陈旭被我的动静弄醒了,含混地问了一句。
我没理他。赤着脚踩在地板上,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那把美工刀。那是之前拆快递用的,刀片只推出来一小截,生了点锈,但刀刃还是锋利。我攥着它,感觉到金属的凉意从掌心渗进骨头里,手指攥得发白,指节咯咯作响。
我走到客厅,在玄关处停下来。
对面就是大门,出了这道门,上十二级台阶,就是楼上那家的门。我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物业说过,是那个三十出头的壮年男人,一米八几,北方口音。他老婆在客厅哄孩子,他在卧室睡觉。孩子半夜哭,都是他妈抱着在屋里走,一趟又一趟,从客厅到卧室,再从卧室到客厅。
我要去敲门。我要站在他面前,把美工刀亮出来,告诉他——随便你长多高,随便你多壮,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门把手冰凉的,我的手放在上面,还没拧,忽然被人从身后按住了。
陈旭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出来了,他赤着上身,只穿了一条睡裤,手很大,一把攥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我有点疼。他低头看见我手里的美工刀,瞳孔猛地一缩,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然后一把把刀夺了过去。
“你疯了?”他的声音在发抖,不是害怕那种发抖,是那种又气又怕又不敢大声说话的发抖。他把刀攥在自己手里,另一只手还死死箍着我的手腕,“你拿刀?你拿刀去敲人家的门?苏晚你看看你自己,你还认得你自己吗?”
我不认得。
确实不认得。
镜子就在玄关旁边,我借着走廊昏暗的小夜灯看清了自己的脸。头发散着,乱成一团,眼睛下面两团青黑,嘴唇干裂起皮。我看起来像四十岁,但我今年才三十一。
我忽然想哭,但是没有眼泪。干嚎了两声,像是嗓子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来。
陈旭把我拉回卧室,按在床上坐着,自己在床边蹲下来,抬头看我。他的动作很轻很慢,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猫,甚至伸手帮我把散在脸上的头发拨到耳后。这样的温柔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了,一下子喉头涌上一股酸涩。
“苏晚,你听我说。”他的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语速也慢了,像是在哄小孩,“你最近太累了,睡眠不足会把人逼疯的,这个我知道。明天我爸手术,等忙完这几天,我亲自去找楼上谈,好不好?”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有一些东西是我很少见到的,不只是关心,还有一丝恐惧——不是面对楼上那个壮汉的恐惧,是对我的恐惧,对我手里那把刀的恐惧,对他妻子忽然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恐惧。
他害怕了。
这个发现让我心里猛地一酸。
陈旭这个人,从来不害怕任何事。他爸第一次心梗住院的时候他没怕,我被公司裁员的时候他没怕,我们存款只剩几千块钱的时候他也没怕。他永远是一副“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的淡定模样,有时候淡定得让我想抽他。但现在他怕了,怕我手里那把生了锈的美工刀。
我看着他蹲在床边的样子,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可怜,是那种意识到这个男人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却还要装作一切尽在掌握的可怜。他明天要去医院陪他爸做手术,他妈去年走了,他爸是他唯一的直系亲属了,签字的时候只能他来签。他压力大不大?当然大。但他从来不说,从来不抱怨,只是一件一件地把事情做完,像一头沉默的牛。
而此时凌晨两点多,他老婆拿着美工刀要去跟人拼命。
我忽然就哭出来了。不是干嚎,是真的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砸在他手背上。我哭得很丑,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身体一抽一抽的,像小时候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家扑到妈妈怀里那种哭法,毫无形象可言。
陈旭慌了,站起来坐在我旁边,把我整个人搂进怀里,手掌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他的手掌很热,拍打的动作有点笨拙,力度时轻时重的,但他的胸膛很宽阔,靠上去能听到心跳声,咚咚咚地很有力。
我就在那个心跳声里哭了很久,哭到喉咙都哑了,浑身发软。
楼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安静了,小孩大概哭累了也睡过去了。整栋楼都沉在睡眠里,只有我们家,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个崩溃的妻子和一个手足无措的丈夫,在凌晨两点多的黑暗里抱在一起。
“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我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玻璃,“不是因为楼上。”
陈旭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拍,没有说话。
“你记不记得,”我说,“上个月你答应过我,周末带我去看那场电影?”
他想了想,点了头。
“后来呢?你爸一个电话,说老家亲戚来了一趟,你马上就去了。”
“那是亲戚,大老远来的,总不能不见——”
“我知道。”我打断他,“我知道。你爸一个电话你就要去,你爸说东你绝不往西,你爸说这个周末回老家你就回老家。陈旭我问你,上次咱俩单独在外面吃顿饭是什么时候?不是跟你爸一起的那种,就咱们两个人?”
他沉默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我感觉到他拍我背的手不自然地收了回去,整条胳膊僵在我肩膀上,像一个忘记了动作的雕塑。
“你记不记得上周我发烧?”我又问。
“记得。三十八度五,我那天——”
“那天你爸叫你回去修水管。”
他又沉默了。
“你走了。”
“可我给你叫了外卖。”他说,语气里有一丝辩解的味道,但很快就弱下去了,“而且我问过你了,你说不用我陪——”
“我说不用你就真不用?”我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从陈旭怀里挣出来,直直地看着他,“陈旭,我哪天说过需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行?我加班到十点回家,你问我要不要接,我说不用,你就真不来接了。我搬家那天搬得腰都直不起来,你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你就真的在楼下等着了。我说不用你就真的不用吗?你到底是不懂还是不想懂?”
他没说话,低着头,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刚才还握着我的美工刀,现在空落落地搁在膝盖上,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是一双很好看的手。
“还有那辆自行车。”我说。
他的肩膀动了一下。
“你答应过我,再也不会提那件事。”
“我本来可以不提的,”我说,“如果你没有再提起那个女人。”
他抬起头来看我,眼睛里有了别的东西,不再是心疼和恐惧,而是紧张和戒备。像一只夜行动物忽然感觉到了危险的光。
“我跟她没有联系了。”他说。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
“因为你说谎。”
空气忽然凝滞了。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上个月说过,你路过她公司附近的时候碰巧遇见了她,就站着聊了两句。但你的手机导航记录显示你当时在导航去她公司的路上,根本不是碰巧,是你专门绕路去找她的。你为什么要绕路?你为什么要跟我撒谎说是碰巧?”
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睫毛颤了几下,像蝴蝶扇动翅膀,然后慢慢地垂下去,垂下去,最后变成了一个很长的沉默。
窗外的路灯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房间陷入彻底的黑暗。我听见陈旭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他大概在想怎么解释,或者在想还有没有解释的必要。我就是这种时候最恨他,不是恨他去找那个女人,是恨他到这种地步都还在权衡利弊,都在想什么样的回答成本最低。
“我就是想看看她过得好不好。”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怕惊醒什么,“她之前给我发过消息,说她最近状态不太好。我就是想去看看,没有别的意思。”
“她给你发消息?”我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八度,连自己都觉得刺耳,“你们不是说好不发消息了吗?你们不是说好彻底断了吗?她给你发消息你就去看她,那下次她再发消息你是不是还要去?你把我当什么了?把你和她的——”
“苏晚!”他忽然提高了声音,两只手按住了我的肩膀,拇指用力按进我的肩窝里,力气大得我有点疼,但那种痛感在一瞬间让我无比清醒,像是从一场漫长的噩梦里被生生拽了出来。“你冷静一点,行不行?现在是凌晨两点,我爸明天手术,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你爸来挡?”
他的嘴张着,但没有声音出来。
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他爸是我们婚姻里一个隐形但庞大的存在,像一座山,挡在他身后,也压在我们中间。我从来不敢越过这座山,因为我知道陈旭这个人,你要是碰他爸,他会跟你拼命。这是我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我感觉到一种奇怪的畅快,像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吐了出来。
陈旭脸上的表情变化了好几次,从震惊到受伤,从受伤到愤怒,从愤怒到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神色。他慢慢松开了我的肩膀,两只手垂下来,垂在身体两侧,肩膀微微塌下去,整个人像是忽然老了好几岁。
“是,我爸。”他说,声音干涩,“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只有他一个了。”
“可我也只有你一个啊。”我说,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掉得很安静,像断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砸在被子上没有任何声音,“你爸有亲戚,有朋友,你有我。可我有谁?陈旭,我有谁?”
他没有回答。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猫叫,春天到了,小区里的野猫开始叫春了。那个声音跟楼上小孩的哭声不同,不是尖利的,是一种悠长的、凄厉的、像婴儿哭泣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
陈旭忽然站起来,走进厨房。我听见冰箱门打开的声音,然后是玻璃杯碰撞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流水声。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杯水回来了,递给我的时候杯壁上还在往下淌水珠,不知道是没擦干还是手抖了。
我没有接。
他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在床沿坐下,两只手撑在膝盖上,肩膀耸着,看起来特别疲惫。
“离婚吧。”他说。
我说了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知道他不是认真的,陈旭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在最崩溃的时候会说最决绝的话,但那些话从来不作数。就像上一次我们吵得很厉害的时候他说“你走”,我走了,他在小区门口站了一整夜等我回去。就像那一次他说“我受够了”,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做了早餐,煎糊了两个鸡蛋,跑出去重新买,回来的时候鸡蛋还是热的。
所以他说的离婚,和楼上那个男人的脚步声一样,是一种噪音,不会真的有什么结果。
但是那天晚上,在那个凌晨,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是认真的。因为他的声音不对,那个“离婚”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像一颗石头从很高的地方落下去,落到底了,没有回响。
我坐在床上,他坐在床沿,我们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那杯水放在我们之间,慢慢不冒热气了,变成了一杯凉水。
楼上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
这一次我听着那个声音,忽然觉得不刺耳了。不是因为习惯了,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楼上的那个男人不是故意要吵我们,他只是没有别的办法。他儿子生病,他老婆崩溃,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陈旭不是故意要忽略我,他只是被他自己的世界裹挟着,一步一步往前挪,挪到后来,连回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像我,不是故意要变成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拿着生锈的美工刀要去做一件蠢事。我们都没有故意要变成这样,但我们就是这样了。
陈旭忽然动了一下,伸手去拿那杯水。我以为他要喝,结果他只是把水杯推近了我一点,然后慢慢地站起来,绕过床尾,走到我这一边,在我面前站定。
“苏晚,”他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我不想离婚。”
我没说话。
“我刚才说错了。”他说,“我不想。”
然后他在我面前蹲下来,就像之前那个动作,蹲在床边,抬头看我。他的眼眶红了,有眼泪在里面转,但没有掉下来。这个男人三十四岁了,从不在人前哭,即使是在他妈葬礼上,他也只是红着眼眶,一滴眼泪都没掉。但现在,他的眼眶红得像要滴血。
“等爸手术做完,”他说,一字一顿地,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我们搬家。”
我看着他。
“不是哄你的。”他说,“我们搬家,找一个顶楼的房子,楼上再也没有人能吵到你。阳台要大,你的绿萝需要阳光。窗帘可以拆下来带走,你如果嫌麻烦,我帮你拆。”
我的眼泪又涌上来了,但这次不是委屈,不是愤怒,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什么堵了很久的堰塞湖终于找到了出口,湖水涌出来的时候不是毁灭,而是灌溉。
“还有那个电影,”他说,“明天——不对,今天下午,等爸那边安顿好了,我跟你去看。下半夜的场子人少,你嫌吵,我们看下半夜的。”
“你爸——”
“我爸,”他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我长大了,有些事可以让我自己拿主意了。”
他握着我的手,在黑暗里把那只手握了很久。我感觉到他的手心有一层薄薄的汗,有点潮,有点烫,骨节硌着我的手背,是一种真实的、不完美的、活生生的触感。
楼上的脚步声终于停了。这一次是真的停了,不知道是因为孩子终于睡着了,还是因为那个抱着孩子在屋里来回走了一夜的母亲,也终于筋疲力尽地坐下了。
窗外天快亮了,远远的地方有一线鱼肚白,薄薄的,像一道细弱的伤口,里面透出一点点光来。
那道光很弱,但足够让我看清眼前这个人的脸。
他老了,比刚结婚的时候老了。眼角有细纹,下巴有青色的胡茬,头发乱得不像样。但他的手还是热的,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他看着我的样子,和四年前在婚礼上看着我朝他走过来的样子,是一样的。
我忽然想起婚礼上他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所有人都笑了,觉得他在开玩笑。他说:“苏晚,我这辈子最怕的事,不是死,是你不高兴。”
我当时笑了,笑得很开心,觉得自己嫁了一个特别会说话的人。
现在我想起来这句话,没笑。但我的手在他掌心里轻轻翻了一下,五指穿过他的指缝,扣住了他。
他握紧了我的手。
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楼上再也没有传来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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