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九九三年夏天发生的那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因为我记性好，而是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会想起那个傍晚车间里弥漫的机油味，想起她趴在我背上时湿润的呼吸打在我耳根上的感觉，想起那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如水的生活，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荡漾开去，直到把我整个人都卷了进去。
我叫李建国，那年二十三岁，在县城纺织厂当机修工。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个被山围着的小地方，从城东走到城西用不了半个钟头。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夏天的时候树荫能把整条街都盖住。我们厂子是全县最大的单位，有一千多号人，三班倒地织布纺纱，机器的声音从早响到晚，连空气里都飘着棉絮。
厂里的生活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我们这些年轻人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屋子，上下铺，冬天冷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最开心的，几个人凑钱去街上的小饭馆炒两个菜，喝几瓶啤酒，吹吹牛，骂骂领导，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我是顶替我爸的职进来的。我爸在这厂里干了一辈子机修工，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退休前跟厂长说了多少好话，才让我进了厂。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家里晃荡了两年，整日跟几个狐朋狗友打台球看录像，我爸看我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进厂那天他跟我说，建国，好好干，别给我丢人。
我确实没给他丢人。我脑瓜子好使，手脚也灵巧，跟着师傅学了半年就能独当一面了。机器出了什么毛病，我听听声音就知道哪儿不对劲。车间主任姓王，四十多岁，膀大腰圆，嗓门比机器还大，但对我还算客气，因为我干活从不含糊。
那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毒辣辣地晒着，车间的铁皮屋顶被晒得发烫，里面像个蒸笼。女工们穿着短袖工作服，脖子上搭条毛巾，脸上全是汗。我每天背着工具箱在车间里转悠，哪台机器坏了就往哪跑，工装后背总是湿透的。
她就是那年夏天调到我们车间的。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车间的考勤栏前面。那天早上我刚上班，路过考勤栏插卡，看见一个姑娘正踮着脚尖往上面插考勤卡。她个子不高，扎着一条马尾辫，穿着崭新的工作服，领口系得紧紧的，不像其他老工人那样松松垮垮。她插了好几次都没插进去，急得脸都红了。
我看不下去了，走过去说，我帮你。她转过头来看我，我这才看清她的脸。她长得算不上多好看，但是皮肤很白，眼睛很亮，嘴唇抿着的时候带着一股倔强劲儿。她说了声谢谢，声音很低，有点像蚊子叫。
我把她的考勤卡插好，瞟了一眼上面的名字：林秀兰。车间，三车间。旁边有人写着一行小字：新工，借调学习。
三车间，就是我这个车间。我说，咱们一个车间的，新来的？她点点头，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嗯了一声就低头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车间门口，心里头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
那时候我年轻，还没谈过恋爱。不是我不想谈，是我们厂里男多女少，好看的姑娘早就被人盯上了。我这个人吧，长得还算周正，一米七八的个头，不胖不瘦，就是嘴笨，不会说好听的话。厂里几个爱撮合的大姐给我介绍过对象，见了两三个，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没下文了。
林秀兰来了之后，我发现她在一组，离我修机器的工位不远。她干的是挡车工，就是看着织布机，纱断了要接上，布满了要落布。这活看着简单，其实累人，要在机器前走来走去，一刻不得闲。新来的手脚慢，常常顾此失彼。
我修机器的时候会从她那边过，有时候看她手忙脚乱的，就顺便帮她看看机器有没有毛病。她总是很客气地道谢，但不怎么跟我说话。我注意过她的手，刚开始几天还是白白净净的，没过一个星期就被纱线磨得起了泡，有的泡破了，红通通的，看着都疼。
有一天我路过她工位，看见她蹲在地上接线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心里一紧，蹲下来问她咋了。她赶紧用手背擦眼泪，说没事没事，就是手疼。我看了看她的手，手指头上缠着胶布，胶布都被血浸透了。
我心里忽然就难受起来了。我跑去找车间王主任，说人家小姑娘手都成那样了，你给换副手套啊。王主任瞪了我一眼，说厂里发的手套就那种，你要嫌不好你自己买去。我二话没说，下班骑车去供销社买了两副好手套，第二天塞给林秀兰。她推辞了半天才收下，眼睛里全是感激。
从那以后，我们慢慢就熟了。我知道她家在农村，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她爸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她妈一个人种地养活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先在镇上的小厂干了两年，今年托了人才进了我们县纺织厂。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她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颗小虎牙，酒窝浅浅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不笑的时候就显得有点忧郁，眉头总是微微皱着，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去找她。机器没坏我也去她那边转一圈，帮她搬搬纱锭，递递工具。有时候带个苹果或者橘子，趁没人看见的时候塞给她。她开始不要，后来拗不过我，就收了，很小口很小口地吃，吃得特别珍惜。
宿舍里的工友看出了苗头，老张笑话我说，建国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我说你别瞎说。老张说，你别装了，你那点心思全写在脸上呢。我嘴上不承认，心里头却像揣了只兔子，扑通扑通乱跳。
说实话我自己也闹不清那是不是喜欢。我就是觉得看见她心里就踏实，看不见她心里就空落落的。她值夜班的时候，我也跟车间主任申请值夜班，说要熟悉机器性能。王主任骂了我一句神经病，但还是批了。
夜班的时候车间里安静些，机器的声音显得特别大。她忙完了手里的活会靠在机器旁边歇口气，我就拎着工具箱过去，装作在修机器，实际上是陪她说话。有时候也不说话，就那么待着，听着机器的咔嗒声，闻着棉纱的味道，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又好快。
七月下旬的一天，厂里安排检修设备，我跟几个机修工爬上爬下地拆机器。那天热得邪乎，车间里的温度计显示三十八度，人站着不动都一身汗。我干了一上午活，工装湿了干干了湿，后背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林秀兰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碗白饭和一份炒青菜。她吃得很少，每次都只打一个素菜，米饭也只打二两。我知道她是在省钱，往家里寄钱。我看了一眼自己盘里的红烧肉，犹豫了一下，端着盘子坐到了她对面，把肉夹了一半到她碗里。
她抬起头看我，脸一下子红了，说不用不用。我说我正减肥呢，吃不了这么多。她看了看我精瘦的胳膊，忍不住笑了，没再说什么，低头把那几块肉吃了。她吃饭的样子很好看，小口小口的，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吃完饭回车间的路上，我跟她并排走着。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白得几乎透明，耳边的碎发被风吹起来，轻轻拂过我的肩膀。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她忽然偏过头来看我，眼睛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嘴角微微上扬，像是知道我的心事又装作不知道。
那几天我心里像长了草一样，干什么都心不在焉。老张说我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傻笑。我知道自己完了，我这是真喜欢上她了，喜欢得不行。我琢磨着找个机会跟她表白，又怕被拒绝，怕连朋友都做不成，就这样纠结来纠结去，一天拖一天。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把所有的纠结都打破了。
出事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多，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三车间靠东边的几台织布机同时出了故障，我正蹲在机器前面换轴承，忽然听见一阵惊呼声从车间另一头传来。开始我没当回事，厂里机器多，出点小状况是常事。但惊呼声越来越大，有人在喊“出事了出事了”，语气很急。
我站起来往那边看，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不知道在看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跑过去。拨开人群一看，我整个人都傻了。
林秀兰躺在地上，脸色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汗，左腿以一个很奇怪的角度弯着，脚踝肿得像个馒头。她咬着嘴唇，眼睛里全是泪，但一声都没吭。旁边站着一个女工，脸都吓白了，结结巴巴地说她踩到地上的线管滑倒了，从台阶上摔了下来。
我蹲下去检查她的腿，手刚碰到她的脚踝，她猛地抽了一口气，整个人都绷紧了。我知道肯定是伤到骨头了，搞不好是骨折。我说赶紧送医院，旁边有人说是得要担架，去喊人来抬。我说来不及了，说着就把工具箱往老张手里一塞，蹲下来对林秀兰说，我背你去。
她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犹豫，我知道她是觉得不好意思。我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这些。旁边几个女工也帮腔，说就是就是，赶紧上去吧。她就没再说什么，慢慢地把双手搭上我的肩膀。
我一手托着她的腿弯，一手扶着她的腰，把她背了起来。她真的很轻，轻得让我心疼。她的一条胳膊搂着我的脖子，头靠在我肩膀上，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又快又乱。
从车间到厂门口有三百多米，我走得很小心，怕颠着她的腿。太阳火辣辣地晒着，地上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走在上面有点黏脚。我的工装早就湿透了，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但我顾不上这些，只想着快点再快点。
走到厂门口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帮我们拦了一辆三轮车，我把她放上去，自己也翻身上去坐在旁边。三轮车师傅喊了一声坐好了，车子晃晃悠悠地往医院走。林秀兰靠在我肩膀上，疼得直吸气，但始终没哭没喊。我注意到她抓着我的胳膊的手在发抖，指节都发白了。
到了医院，我背着她冲进急诊室，大声喊医生。医生检查了一下，说胫骨骨裂，脚踝可能也有问题，要拍片子。我又背着她去拍片子，背着她上二楼，背着她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医院的走廊很长，我的腿走得发软，但不敢停下来。
拍完片子，医生说确实骨裂了，不算太严重，但需要打石膏，至少要养两三个月。护士给她打石膏的时候我在外面等着，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发抖。不知道是累的还是吓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她。
石膏打好之后，医生说她需要静养，最好不要走动，建议住院。林秀兰一听要住院，连忙摇头说不住不住，住不起。我知道她是在心疼钱。医生说那就回家养着，但一定要注意，不能乱动。她去拿药的时候，我偷偷把住院押金交了，跟医生说万一不行就来住院。
从医院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街上的路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马路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我问她住哪，她说了个地址，是厂后面的一个村子，走路得二十分钟。我说我送你回去，她又说不用，她自己能行。我没理她，蹲下来让她上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趴到了我背上。
七月底的傍晚还有一点风，吹在脸上不像白天那样滚烫了。路上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地过去。空气里有种煤烟味混着槐花味，说不清好闻不好闻，但就是那种七八线小县城特有的味道，闻着让人心里踏实。
她住的地方是城中村的民房，一排一排的平房挤在一起，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我跟她要了钥匙开了门，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放着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梳子，床单是淡蓝色的，叠得整整齐齐。
我把她放在床上，找了几个枕头垫在她的腿下面。她疼得脸色发白，但一直没哭。我在她屋里转了一圈，看见墙角有个煤油炉子，上面坐着一口小铝锅。桌上搁着半棵白菜和一小袋米。她的日子过得确实清苦。
我问她吃饭了没有，她摇摇头。我翻了翻她的柜子，什么吃的都没有。我让她等着，出去在小卖部买了一斤挂面、两个鸡蛋和一把小青菜。回来用她的煤油炉子煮了碗面，打进去一个荷包蛋。她端碗的时候手还在抖，但吃得很快，像是真的饿坏了。
我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看着她吃，心里五味杂陈。我说明天我就去厂里帮你请假，养伤这段时间你别操心，有我呢。她抬起头来看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低下头继续吃面。
那天晚上我在她屋里坐了很久，直到她吃完面，帮她把碗洗了，又把煤油炉子收好。临走的时候我跟她说，晚上有什么事就喊隔壁的人帮忙，明天一早我来看你。她点了点头，说了句建国谢谢你。
我出门走了几步，听见她在身后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转过身，她半靠在床上，屋里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她说，你路上小心。声音很轻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张打了一晚上呼噜，隔壁床上小刘说梦话，对面的老李磨牙，这些声音平时听着刺耳，但那晚我根本没在意。我脑子里全是今天下午的事，她趴在我背上时的感觉，她呼吸打在我耳根上的温度，她叫我建国时声音里的那种说不清的东西。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怎样。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他妈就是个胆小鬼。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她那儿。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趁热送过去。她还在睡，我敲门敲了好几下她才醒，披着衣服来开门，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枕头的压痕，看起来很累的样子。我赶紧让她回床上躺着，把包子豆浆放在床头柜上。
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她说腿没那么疼了，就是不能动，一动就疼。我说你别动，有什么事叫我，我今天请了假。她急了，说你怎么能请假，你们机修班那么忙。我说没事，今天检修，活不多，主任批了。
那几天我天天往她那儿跑。早上送早点，中午送午饭，晚上陪她说说话。帮她打水、洗衣裳、收拾屋子。我这个人从小被我妈训练得家务活样样拿手，洗衣做饭打扫卫生都不在话下。她开始很不习惯，老说你别忙了别忙了，我也不理她，该干啥干啥。
厂里的工友知道我天天伺候林秀兰，议论就来了。有人说李建国这小子可真会献殷勤，有人说他这是趁人之危，还有人说他就是个冤大头。老张私下里跟我说，建国你是不是傻，你这样天天往人家姑娘屋里跑，人家背后说你闲话呢。我说爱说啥说啥，我不在乎。
其实我不是不在乎，我是觉得我问心无愧。她摔伤了，身边没个人照顾，她家里离得远，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她妈要照顾她爸根本走不开。她在这城里举目无亲的，我要是不管她，她怎么办？
但我心里清楚，我对她的好，早就超过了普通同事的范畴。我只是不敢说破，我怕一说破，一切都变了。
照顾她大概过了十天，一切都很平静。她的腿恢复得还行，脚踝的肿消了一些，偶尔能拄着拐杖在屋里走两步。我每天下班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去她那儿做饭，陪她吃完了再回宿舍。我们像两个搭伙过日子的人，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她那儿吃完饭，洗了碗，收拾了桌子。夏天的夜晚闷热，我把窗户推开，一点风都没有。她在床上靠着，手里拿着一本旧小说在翻，是我从厂图书馆借来的，她休息的时候看看打发时间。
我说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了。她嗯了一声，眼睛没离开书本。我走到门口，手刚搭上门把手，她忽然叫住了我。
建国，你来一下。
我转过身，看见她把书合上放在一旁，抬头看着我。她的表情有点奇怪，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又像是很害怕。她的脸在灯光下显得特别白，鼻尖上有细细的汗珠。
我走回到床边，站在她面前，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慢慢地坐直了身子，伸手拉住我的手腕，她的手很凉，指腹上有粗糙的茧子，那是接纱线磨出来的。
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来。我就在床边坐下来，膝盖挨着床沿，能闻到她身上的肥皂味和一点点药膏的味道。房间里很安静，外面巷子里有人在说话，声音远远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她低下头，像是在组织语言。我等着，心跳得越来越快，咚咚咚的，我觉得她一定能听见。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
她说的那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她说的是，建国，你是不是傻，我就是一个农村丫头，家里穷得要死，你对我这么好，你图什么？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我怕害了你。我这辈子没能耐还你的人情，你要是嫌弃我，现在就走，我绝不怪你。
我愣住了，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混在一起，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惶恐，有期待，有害怕，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坚定。
我还什么都没说，她又加了一句，这句话说得更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做最后的试探。
我到现在都觉得那句话像一颗种子，在那个闷热的夏夜里，被风吹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大树。那棵树上有花开，有果实，有风雨，有阳光，有我们后来一起走过的所有岁月。
那句话之后是什么，你们应该也能猜到。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像有一万只蜜蜂在嗡嗡叫。我张了张嘴，发现嗓子干得要命，什么都说不出来。她的手还握着我的手腕，手心出了汗，黏黏的，但我舍不得松开。
我愣了好半天，才干巴巴地说了一句，秀兰，我......我不走。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无声地流泪，眼泪一颗一颗地顺着脸颊往下滚，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床单上。她哭的样子让我心里像被人揪住了一样疼，我伸出手去擦她的眼泪，她的脸很烫，眼泪却是凉的。
我们都沉默了很久。屋里只听见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还有外面不知谁家收音机里放的歌，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唱什么。窗外的夜风吹进来，把桌上的书页吹得哗哗响。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肚子里憋了几个月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我跟她说，我从你第一天来厂里就注意到你了，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可怜你，也不是图你什么，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喜欢你干活时的认真劲儿，喜欢你吃饭时小口小口的样子，喜欢你笑起来露出的那颗虎牙。我嘴笨不会说话，但我说的是真话。
她听着听着，哭得更凶了，肩膀一抖一抖的。我等她哭够了，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泪，鼻音很重地说，你这个傻子，你知道跟我在一起会有多难吗？我家里的事你都看到了，我一个月工资大半都要寄回去，我弟我妹还小，我爸看病要花钱，你要是跟我在一起，你这辈子都别想轻松。
我说我不怕。她说你会后悔的。我说我不会。她看着我，好像在判断我是不是在说大话。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笑了，带着眼泪的笑，比哭还让人心疼。她说，你这个傻子，你怎么这么傻。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不是说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就是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说了大半夜的话。说到后来她困了，靠着床头睡着了，我把她放平，给她盖好毯子，关了灯，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睡着的样子像个孩子，嘴巴微微张着，睫毛很长。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李建国，这辈子就她了。
那个夏天过得飞快。林秀兰的腿恢复得比医生预想的快，大概一个半月就能自己走路了，但还不能干重活。厂里那边王主任批了她两个月的病假，工资照发，这点我还是挺感激他的。
八月底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了。有一天傍晚，我去她那儿，发现她站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不太好看。我进屋一看，是她家里来的信，说她爸的病又重了，在镇上的卫生院住了好几天，医药费还没凑够，她妈让她想办法借点钱。
她坐在床边，低着头不说话。我翻了翻口袋，把刚发的工资和攒的一点积蓄拿出来，凑了三百块钱，塞到她手里。她不要，说这是你的钱。我说我现在也是你的人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她瞪了我一眼，说谁是你的人，但最后还是把钱收下了。
那段时间我们的事慢慢就传开了。厂里的人都说李建国找了一个农村姑娘，有的说好，说他找了一个踏实肯干的，有的说不好，说他自讨苦吃，以后有他受的。我妈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气得够呛，打电话到厂里找我，让我周末回家一趟。
我知道回去肯定是一顿批。我爸退休后跟老妈住在厂里的家属院，两间平房一个小院，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我妈平时就爱在树下打毛线。那天我到家，我妈正坐在石榴树下择菜，看我进门，头都没抬。
我喊了声妈，她没应声。我又喊了声爸，我爸从屋里出来，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转身又进屋了。冷战的氛围让我心里发毛。
我在院子里站了半天，我妈才开口，一开口就是一句狠的，说李建国你翅膀硬了，找对象这么大的事都不跟家里商量了？我说妈，我不是不商量，我是还没来得及说。她说听说你找的是个农村的，家里还穷得叮当响？我说妈，人穷志不穷，她是个好姑娘。
我妈把菜往盆里一摔，抬起头来瞪着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当年就是在农村找了对象，吃了多少苦？你姥姥家那边一年到头伸手要钱，你爸那点工资全填了那个无底洞。你现在也要走你爸的老路？
我爸从屋里探出头来，说你别扯我身上。我妈说怎么不能扯，当年要不是你那个穷亲戚，我们至于......我爸说行了行了，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做主。
那天我在家待了一晚上，我妈说了我一晚上。从经济压力说到门当户对，从街坊邻居的看法说到以后孩子的户口问题。她说得口干舌燥，我听得头皮发麻。到最后我实在是熬不住了，说妈，我这辈子就认准她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结婚，但我也不会跟她分开。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要气死我。我爸在旁边抽烟，一句话不说，烟雾缭绕中他的脸看起来特别苍老。他年轻时候在厂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现在退休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整天就在院子里摆弄那几盆花。
那天晚上我睡在自己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上，熟透的石榴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红红的籽。我想起林秀兰，想起她那双满是茧子的手，想起她吃饭时心疼的样子，想起那天晚上她在耳边说的那句话。我攥紧了拳头，心里有了决定。
接下来的日子里，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林秀兰的腿好得差不多了，九月中旬就回去上班了。厂里照顾她，让她暂时干些轻省活，不用上机器。她干活比以前更卖力了，好像要把养伤这段时间欠的补回来。
我们的关系定了下来，但谁也没有正式跟家里说。我这边我妈还在气头上，我暂时不想跟她硬顶。她那边她妈倒是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催她带回去看看，她一直拖着，说等我腿好了再说。
十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差点把我们两个都打垮了。
那天是周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发工资。林秀兰拿到工资就去邮局汇了三百块钱回家，自己只留了五十块钱生活费。她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忽然放下筷子，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汗。我吓了一跳，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捂着肚子说不出话来。我赶紧背着她往医院跑，一路上她疼得直哼哼，我急得差点撞到电线杆上。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了半天，说是急性阑尾炎，要马上手术。我二话没说就去交钱，可是翻遍了口袋，加上刚发的工资，也才凑了两百多块钱。手术费要五百块，差了一半还多。
我急得团团转，跑去值班室求医生先做手术，我明天就凑钱送来。医生说必须交够押金才能手术。我差点给医生跪下了，我说我求求你了，她疼得受不了了，再拖会出人命的。
后来还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大夫心善，让我签了个字，说先做手术，钱明天再补。手术做了两个小时，我在手术室外面走来走去，腿都在发抖。我想起我妈说的话，她说你以后有你受的。我现在确实在受着，但不是因为她的家庭，而是因为我连五百块钱手术费都拿不出来。
我恨自己没本事。
手术很成功，林秀兰被推出来的时候还在麻醉中没有醒，脸色白得像纸。我跟在推车后面，看着她紧闭的眼睛和插在手上的吊针，心里像刀割一样。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手冰凉冰凉的，我不敢松开。
她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她说建国，我们咋又到医院来了。我忍了一晚上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说没事，切了阑尾，小手术，养几天就好了。
她哦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过了几秒又睁开，问我花了多少钱。我说不多，你别操心。她说你别骗我，我都听到了，要五百块。我心里一紧，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听到的。她说建国，要不你别管我了，我真的连累你了。
我握着她的手，说秀兰你别这么说，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就生气了。她看着我，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滴在枕头上。我帮她擦了眼泪，说好好养病，钱的事我想办法。
可是钱哪那么好想。我一个人在这城里，工资不高，之前还借了一些给她家里，手头本来就没剩几个。我跑去找老张借了一百，找小刘借了五十，又去找车间王主任预支了两个月工资，才把手术费和住院费凑齐。
王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钱的时候，说建国啊，我看你这孩子实诚，才预支给你。你那个对象的事我也听说了，你要是真心想跟她过，就得做好准备，这条路不好走。我当时点了点头，心想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林秀兰住院那几天，我白天上班，晚上陪床。一个礼拜下来，我瘦了一圈，眼圈黑得像熊猫。她看着心疼，说你别来了，我自己能行。我说不行，我不来谁给你端屎端尿。她脸红了，说你这个傻子，什么话都说。
出院的头一天，她妈从乡下赶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妈，一个瘦瘦小小的农村妇女，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裂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花衬衫。她提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只鸡和一兜子鸡蛋，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
她一进病房就抱着林秀兰哭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老进医院，是不是命不好。林秀兰也哭了，说妈我没事。她们娘俩哭了一阵，她妈才注意到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问我就是那个小李？
我赶紧说阿姨好，我叫李建国。她又打量了我一遍，点了点头，说长得挺周正，就是太瘦了。林秀兰在旁边擦着眼泪笑了，说你看看你，瘦得我妈都看出来了。
她妈在医院待了两天。我把宿舍让给她妈住，自己在机修房打了个地铺。走的那天她妈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两百块钱。她妈说这是你给秀兰治病的钱，我凑了一点先还你。我说不要不要，这都是我应该花的。她妈把钱硬塞到我口袋里，说拿着，俺们穷，但不能让人瞧不起。又说我闺女交给你了，你别欺负她。说完转身就走了，走路的姿势有点瘸，后来我才知道她妈腿也不好，一直忍着没去看。
我捏着那两百块钱，站在医院门口站了很久。
林秀兰出院后，我们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不同的是，她妈回去以后在村里逢人就说闺女找了个对象，城里的，在纺织厂上班，人可好了。我知道后哭笑不得，心想八字还没一撇呢。
日子一天天过，有些事情不是光有爱情就能解决的。现实就像一座大山，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十二月初，林秀兰的弟弟要交学费了，她给我看了学校的通知单，三百块钱。我说我手头也紧，这个月的工资已经花完了。她点点头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急。
那些日子我开始想办法挣点外快。下班以后我去街上摆摊，卖些袜子手套之类的小百货。刚开始不会做生意，进了些次品卖不出去，赔了二十块钱。后来学聪明了，去批发市场进了些质量好的，按进价加一成卖，薄利多销，一天也能挣个三五块钱。
晚上摆摊要冻着。十二月的小县城夜里零下好几度，我穿着一件军大衣，戴着雷锋帽，坐个小马扎在路边吆喝。有时候一晚上卖不出几双，手都冻僵了。回到家泡个热水脚，脚上的冻疮又痒又疼，一晚上睡不着。
这些事情我没跟林秀兰说，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让她觉得跟我在一起要受苦，但我确实给不了她好日子。有时候想想我妈说的话，觉得她说得对，我这是在走我爸的老路。可我又觉得自己不一样，我跟秀兰是真心相爱的，我爸那会儿是被家里逼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哪里不一样。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厂里放假了。我提着两瓶酒一条烟去了林秀兰家，算是正式上门。她家在离县城四十公里外的李家沟，先坐班车到镇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那天刚下过雪，山路又滑又难走，我摔了好几跤，把酒瓶都摔破了一瓶。
林秀兰在村口等我，看见我一身泥水的样子，又好笑又心疼，说你是不是傻，走这么远的路不会叫个摩托车。我说没事，锻炼身体。
到了她家，我被眼前的光景镇住了。三间土坯房，墙皮都掉了，屋顶上长着草。院子里拴着一头瘦驴，几只鸡在刨食。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四条腿有一条垫着砖头。她爸坐在炕上，脸色蜡黄，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弟她妹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喊了声叔叔阿姨，把烟酒递上去。她爸接过去，点了点头，没说啥。她妈招呼我坐下，倒了碗热水，说小李你先暖和暖和。
那顿饭吃得我心里不是滋味。她妈杀了一只鸡，炒了两个菜，还特意去镇上买了瓶白酒。菜端上来，她弟她妹眼巴巴地看着，但等到客人都动筷子了才敢吃。她爸吃了几口就说没胃口，回炕上躺着了。
吃完饭她妈把我拉到里屋，关了门，神色严肃地说小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真想跟秀兰过吗？我说阿姨，我是真心的。她妈说那好，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秀兰她爸这个病，每年光吃药就要上千块，她弟她妹还要上学，你要是娶了秀兰，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你想好了没有。
我想说我做好了准备，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不是我没想好，是我怕一旦说出口，就真的没有退路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阿姨，我跟秀兰在一起不怕吃苦，只要两个人齐心，日子总能过好的。
她妈看了我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行吧，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也管不了，只要你不嫌弃我们穷，不嫌弃秀兰，你们就好生处着。
从李家沟回来之后，我的心里更沉了。以前只是知道她家穷，亲眼看了才知道穷成什么样。那种穷不是缺吃少穿，而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看不到尽头的穷，像山里的雾气一样，把人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透不过气来。
林秀兰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回来之后一直不太敢跟我说话。她以为我后悔了，其实我没有后悔，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日子过好。我不是一个有多大本事的人，高中毕业，没有文凭，一个月工资满打满算也就三百来块，养活两个人勉强够，可还有她家里的窟窿要填，我怎么填？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笑嘻嘻的了。林秀兰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累了。她不放心，晚上有时候会来宿舍找我，给我带两个自己做的包子或者一碗热汤。老张他们起哄，说你们两口子能不能别在宿舍楼里秀恩爱。林秀兰脸一红，放下东西就走了。我追出去，在楼道里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凉的，我说你别介意，他们就那样。她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嗯了一声。
腊月二十八，我硬着头皮回了家。我妈见了我，脸色还是不好看，但比上次好了一点。她把一碗饺子端到我面前，说你瘦了，在外面是不是吃不好。我说我在外面吃得挺好的。她又说你那个对象是不是天天让你花钱。我说妈你别这么说，人家姑娘自己也在挣钱，谁花谁的还不一定呢。
我妈哼了一声，说挣的那点钱全寄回家了，哪有钱花在你身上。我说妈，她的钱寄回家了，我的钱没寄回家，还不是都花在我们两个人身上了。我妈被噎住了，瞪了我一眼，转身进了厨房。
我爸在院子里修剪石榴树的枯枝，我凑过去递了根烟给他。他接过去夹在耳朵上，说建国，你妈说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点点头，说我知道。他看了看我，说那个姑娘咋样，人好不。我说好。他说那就行，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你认准了就行。
我爸这个人话少，一辈子跟机器打交道，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但那天他说的这句话，让我心里暖和了不少。我抬头看了看院子里的石榴树，虽然叶子都落了，但枝条修剪得整整齐齐，到了春天一定会重新发芽的。
我一直相信，人就跟树一样，只要根还在，总能熬过冬天。
春节过后回到厂里，一切如常。机器的声音还是那样轰隆隆地响，棉絮还是那样满车间飞。我每天背着工具箱穿梭在织布机之间，林秀兰在她那一排机器前面忙碌。我们各自干着各自的活，偶尔目光交汇，她冲我笑一下，我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生活虽然紧巴巴的，但也有温暖的时候。周末我们会一起去街上逛逛，不买东西，就是走走。她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们沿着县城唯一的那条大街慢慢走。路边有卖烤红薯的，她会停下来闻闻香味，我说买一个吧，她说不要，太贵了。我买一个掰成两半，一人一半，她吃得满嘴都是，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春天的风吹过来，法国梧桐开始冒新芽了，阳光透过树枝洒下来，地上全是斑驳的光影。我看着她，觉得这一刻真好，好得不像真的。
但好景不长。三月份刚过，一个麻烦找上门来，比钱的问题更棘手。
那天我正在车间修一台出了故障的整经机，老张跑过来神神秘秘地跟我说，建国，你对象的那个亲戚来了，在外面等你。我问谁啊，老张说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走到车间外面，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靠在自行车上抽烟。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服，头发抹得油光锃亮，皮鞋上全是灰。他看见我，把烟头一扔，笑呵呵地走过来，伸出右手说你就是小李吧，我叫赵志强，是秀兰的表哥。
我跟他握了握手，问他找我啥事。他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也没啥大事，就是我开的那个建材店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想跟你借点钱，不多，就五百块，应应急。
五百块？我一愣。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百多块，上次林秀兰做手术借的钱还没还完，手头哪来五百块。我说赵哥，不是我不借，我确实没钱，你看我一个月就那点工资，还要养家。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说我听秀兰说你挺能干的啊，五百块都拿不出来？我说真的拿不出来。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说行吧，那我去找秀兰借。说完骑上自行车就走了。我站在原地，心里觉得不对劲，这人说话的语气和做派，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做生意的。
晚上我去找林秀兰，问她这个赵志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一听这个名字脸色就变了，说你见到他了？我说是，他来厂里找我借钱。她咬着嘴唇，好半天才说，你别借给他，他不老实，借了不会还的。
我问她这人到底干啥的，林秀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了实话。原来赵志强是她大姨家的儿子，早年在镇上开过饭馆，赔了，后来搞过运输，也赔了，现在号称在县城开建材店，其实就是个空壳子，整天东挪西借过日子。他之前就跟她借过钱，借了三百块到现在都没还，她也不敢催，怕亲戚面上不好看。
我说他要是再来找我咋办。林秀兰说你别理他，我去跟大姨说。我说你别去，你这一说，亲戚们还以为我们小气。她急了，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把钱往水里扔吧。
我想了想说，他要再来我就说手头紧，等发了工资再说，拖一拖就过去了。林秀兰叹了口气，说建国，你说我们怎么这么难，过个安生日子都那么难。我说会好的，日子总会好的。
可日子眼看着好不起来。过了两天赵志强又来了，这次直接去的林秀兰的工位，当着好多人的面跟她借钱，弄得她很下不来台。林秀兰说现在真没有钱，他说你骗谁呢，你们俩都在上班，能没钱？旁边几个女工看不下去了，说了他几句，他骂骂咧咧地走了。
走之前他撂下一句话：秀兰，你大姨对你可不薄，当年你妈做手术的钱还是我爸妈借的，现在你表哥有难处了，你就不认人了？
这句话说得林秀兰眼圈都红了。我知道她这个人最重情义，最怕别人说她忘恩负义。所以她明知道赵志强不靠谱，还是跟我说，要不就借他一点吧，就当还当年的人情。
我说你别上了他的当，一码归一码，当年你大姨家借的钱，你妈早就还了，他没道理拿这事来要挟你。林秀兰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不踏实。
这件事闹了两三个星期，最后还是她妈出面解决的。她妈打电话到厂里来，让我们不要理赵志强，说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谁的钱都没还过。她妈在电话里骂了半天，说这个赵志强就是个败家子，别说是他，就是他爹来了也别借。
事情是解决了，但我心里多了个疙瘩。不是因为赵志强这人本身怎么样，而是我意识到，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只是跟这个人在一起，还要跟她的整个家庭、所有的亲戚、所有过往的牵扯搅在一起。这些关系像一张大网，把你牢牢地网在里面，你想挣脱都挣脱不了。
我开始理解我妈当初为什么那么反对了。不是我妈心狠，是她吃过这个苦，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她想让我走一条更轻松的路，嫁个城里姑娘，父母都有退休金的那种，两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不用为钱发愁，也不用被七大姑八大姨的琐事纠缠。
可是人活着，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路。你选了这个，就要放弃那个。你选了轻松，可能就没了真心。你选了真心，可能就要吃苦。我妈选了前者，她跟我爸过了一辈子，不能说不好，但她心里真的满意吗？我不知道。
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厂里搞文艺汇演，每个车间都要出节目。三车间的大姐们非让我和林秀兰出一个，说你们俩小年轻，唱个情歌多好。我脸红得不行，说你们别闹。林秀兰倒是大方，说那就唱个《心雨》吧。
演出那天，舞台是厂里食堂前面的水泥台子，拉了一块红布当背景，两个大喇叭挂在电线杆上。我们俩站在台上，我拿着话筒手都在抖，她倒是镇定得很。音乐响起，她先唱女声的部分，声音不大，但很干净，字字句句都唱到了人心里去。
我们唱到一半的时候，台下的人开始起哄，有人喊亲一个亲一个。我的脸烫得能煎鸡蛋，林秀兰的脸也红透了，但她没慌，对着话筒说了一句，好好听歌，别起哄。
台下哄堂大笑。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记得，昏黄的灯光，黑压压的人群，她站在我旁边，身体微微靠着我的肩膀，头发被风吹起来，扫过我的脖子。那一刻我觉得，就算前路再难，只要有她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但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有了爱情就对你手下留情。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林秀兰她弟打来的电话，说她爸病危了，让我们赶紧回去。
那天晚上没有班车了，我借了老张的摩托车，带着林秀兰连夜往李家沟赶。山路又黑又窄，摩托车的大灯照不远，路边就是悬崖。我开得很慢很小心，但她还是吓得紧紧搂着我的腰，把头埋在我背上。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李家沟，她爸已经被送到了镇卫生院。我们赶到卫生院的时候，她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哭得眼睛都肿了。她弟她妹站在旁边，小的那个才八岁，脸上挂着眼泪，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医生说情况不好，建议转到县医院，但县医院太远，怕路上出意外。最后还是我决定的，我说转，我送。我跑出去找了辆面包车，把她爸抬上车，一路颠簸着往县医院赶。
到了县医院，医生检查完说需要住院，至少要住一个月。林秀兰站在病房外面，眼泪止不住地流，说建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她搂在怀里，说别怕，有我呢。
可我心里也在打鼓。住院一个月，医药费少说要一千多块，我上哪弄这么多钱？上次的手术费还没还清，预支的工资还没扣完，手头连一百块钱都凑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想了很久。我想到周一到厂里再预支工资，但主任已经预支过两个月了，不知道还肯不肯。我想到找我爸借钱，但张不开那个口，我妈那关就过不了。我想到借钱，但朋友也都是普通工人，借不了多少。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我咬咬牙，第二天一早就把那个用了多年的工具箱打开，拿出了我攒了几年的家底。不是钱，是几样值点钱的东西：一块我爸给的上海牌手表，一个我过生日时老张送的小收音机，还有一个小金戒指，是我奶奶留给我的。
我把这些东西拿到当铺，当了四百块钱。当铺老板拿着那个金戒指在手里掂了掂，说不纯，只给你一百。我心都在滴血，那是奶奶留给我的念想，但我没办法。
拿着四百块钱去交医药费的时候，我的手一直抖。不是因为舍不得那些东西，而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多无能。一个二十三岁的男人，连自己心爱女人的爹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还要去当奶奶的遗物，我这算什么男人。
我蹲在医院的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终于忍不住哭了。成年以后我很少哭，上次哭还是高考落榜的时候。但那次的眼泪和这次的不一样，那次是少年的委屈，这次是男人的绝望。
哭完之后我擦干眼泪，去水房洗了把脸，然后走进病房，冲林秀兰笑了笑，说钱交上了，你放心。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了句谢谢。那声谢谢让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因为那语气不像是对爱人说的，更像是对一个债主说的。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不是吵架，不是冷战，而是多了一层东西，像是一层薄薄的冰，隔在我们中间，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
她变得更沉默了，话少了，笑也少了。有时候我说话她心不在焉地应一声，眼睛看着别处。我以为她是担心她爸的病，没多想。可后来她爸出院回了家养病，她依然那样，我就觉得不对劲了。
我问她是不是有心事，她说没有。我说你有事跟我说，咱们一起扛。她摇摇头，说建国，有些事不是扛就能扛过去的。
那段时间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着急上火，嘴上起了一圈燎泡。我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我们已经熬过了那么多难关，眼看着就要见到曙光了，怎么她就忽然变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
不是故意的，是我帮她换床单的时候，那张纸从枕头缝里掉出来的。我捡起来一看，是一封写好的信，没有信封，信纸折得整整齐齐，抬头写着四个字：建国亲启。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看了。
信不长，字写得很小，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她说建国，谢谢你这一年多对我的好，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是我想了好久，觉得我们还是算了吧。不是我不喜欢你，是我不能害你。你对我越好，我心里越难受。我家里的事太多太重了，这些担子不应该让你来扛。你条件不差，找个城里姑娘安安稳稳过日子，别跟着我受苦了。对不起，秀兰。
我攥着那张信纸，手抖得厉害，纸上的字都在晃。我坐在床边，心里像被人挖了一个洞，冷风呼呼地往里灌。我不信，我不信她是真心想分手，她写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刀子，一刀一刀地剜我的心。
可她信里说的那些，我又没办法反驳。是啊，我对她越好，她心里越难受，因为她觉得欠我的太多了。她是一个要强的姑娘，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拖累别人。她觉得自己在拖累我，所以她想放手，想让我去过更好的日子。
她不知道的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日子就是跟她在一起。没有她的日子，条件再好又有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我去找她，她刚下班，正在屋里吃饭。我走进去，把那封信放在桌上，她一看见那封信脸色就变了。我说秀兰，这是什么意思。她低着头不说话，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米饭搅得稀烂。
我把椅子拉到她对面前，坐下来。我说秀兰，你听我说，你不要去想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跟你在一起是我自愿的，没有人逼我。你家里的情况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是今天才知道的。我没走，就代表我不怕。你要是因为我没钱跟我分手，我认了。你要是因为我没本事跟我分手，我也认了。你要是说你不喜欢我了，我转身就走，绝不纠缠。但你要说因为怕拖累我跟我分手，我不同意，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翕动了好几下，最终只说出一句话：建国，你太傻了。
我伸手去擦她的眼泪，说我已经傻了一年了，不在乎再傻一辈子。
她终于忍不住了，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哭得撕心裂肺，把这一年来所有的委屈和压力都哭了出来。我搂着她，像搂着一只受伤的小鸟，不敢用力，怕伤着她，也不敢松手，怕她飞走。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我告诉她，钱的事不用担心，我去想办法。她家的事不用担心，我们一起去扛。所有的困难都不用怕，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她说你知道我弟明年要上初中了，要住校，学费生活费一年要五六百。我说我知道，我暑假去工地上找活干，挣的钱够他上学。她说你知道我爸这个病要长期吃药，一个月要几十块。我说我知道，我去找厂里申请加班，加班费够买药。她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累死的。我说累死也比没有你强。
她被我说得哭笑不得，掐了我一把，说你这个傻子，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了。我说跟你学的，近朱者赤。
那晚之后，我们之间的那层薄冰裂了，化了，变作春水滋润了我们的感情。我们比从前更好了，好得让老张嫉妒，说你俩能不能别天天腻歪在一起，让我们这些光棍怎么活。
可现实依然是现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感情变好就手下留情。六月份，林秀兰她爸的病又犯了，这次更严重，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医生说可能是脑血栓，要长期住院治疗。林秀兰请了假回家照顾她爸，一走就是半个月。
那半个月我独自一个人在厂里上班下班，像丢了魂一样。白天修机器的时候老是走神，差点把手伸进运转的皮带里。老张一巴掌拍在我后脑勺上，说你小子不要命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了好几天。
那段时间我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起自己这二十多年的人生，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情是我真正做成的。高考落榜，进厂顶职，谈个恋爱都谈得这么磕磕绊绊。我是不是真的选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听我妈的话，找个门当户对的，过那种不咸不淡的日子？
可每次看到林秀兰的信，看到她上面写的那些话，我又觉得所有的犹豫都是懦弱。她一个姑娘家，面对着那样的家庭，都没说过放弃，我一个大男人凭什么先怂了？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年底之前，存够一千块钱。
从那之后我开始拼命省钱攒钱。早饭不吃了，午饭吃食堂最便宜的，晚饭就煮点挂面，有时候连挂面都不舍得吃，喝点开水对付过去。烟戒了，酒不喝了，连公交车都不坐了，厂里到她住的地方两里地，我每天走路来回。老张说我抠门抠得像个守财奴，我说你懂个屁。
周末我去工地上搬砖，一天十五块钱，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想到一天能挣十五块，就觉得值。晚上摆摊的日子也恢复了，夏天卖袜子卖背心，冬天卖手套卖围巾，什么东西好卖我就卖什么，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能挣十块八块。
林秀兰从乡下回来以后，看到我瘦得脱了相，心疼得直掉眼泪。她问我是不是没好好吃饭，我说吃了吃了，就是天气太热吃不下去。她又问你这手上的伤是哪来的，我说修机器蹭的。她看了看我的手指头，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手掌上全是新茧，她没说什么，转过身去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
我端着那碗面，热气蒙住了眼睛，不知道是热气还是眼泪。我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吃得很快，眼泪掉进碗里，咸咸的，我分不清是泪还是汤。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挨过去了。虽然苦，但因为身边有个人，那些苦就好像被稀释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跟林秀兰商量好了，等她爸的病情稳定一些，我们就去领证。不要彩礼，不办酒席，就两个人去民政局登个记，回来买二斤排骨炖了，就算是结婚了。
她笑着答应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说建国，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穷光蛋。我说你嫁的不是穷光蛋，你嫁的是一个潜力股，以后肯定发达。她破涕为笑，说你少做梦了，你就是个修机器的。
我说我这辈子就给你一个人修机器。
那时候我没想到的是，林秀兰的肚子里已经有了我们的孩子。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她突然吐得昏天黑地。我以为她吃坏了肚子，说要带她去医院，她红着脸不说话。我急了，说怎么不说话，到底哪里不舒服。她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有了。我问有啥了，她瞪了我一眼，说你傻啊，还能有啥。
我愣了三秒钟，然后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我又蹦又跳在屋里转圈，转得她眼都花了，说你能不能消停点。我哈哈大笑着把她抱起来转了好几个圈，吓得她直拍我的肩膀说放下放下别摔着了。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躺在床上想东想西。我想我们得赶紧把证领了，不能让孩子没名分。我想我们得换个房子住，现在这间太小了，孩子来了住不下。我想得给孩子攒点奶粉钱，听说奶粉不便宜。我想了很多很多，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第二天我跟林秀兰说要赶紧办婚事。她说你着什么急，还早呢。我说不早了，再拖肚子就大了。她脸一红骂我流氓，但还是同意下个月就去领证。
可是天不遂人愿，九月五号那天，我接到厂里的通知，说要在车间开展技术比武，全厂机修工都要参加，成绩好的有可能被推荐去市里培训。我犹豫了，因为培训要三个月，去了就不能照顾林秀兰，而且结婚的事也得往后推。
林秀兰知道以后坚决让我去。她说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去培训回来技术更好了，说不定能当上技术员，工资也涨了。我说那咱俩的事咋办。她说你人又跑不了，等你回来再说。我捏着她的脸说你可不准反悔。她说反悔的是小狗。
就这样，我背起行囊去了市里的工业学校参加培训。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不短，但对热恋中的人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白天上课还好，晚上回到宿舍就忍不住想她，想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怎么吃饭，想她怀了孩子会不会不舒服。那时候没有手机，我只能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她打电话，每次说不了几分钟就要挂，因为长途电话太贵了。
我们在电话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等我回来。
可我没能等到培训结束再回来。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看技术资料，传达室的大爷来敲门，说有我的电话，是老家打来的，很急。
我跑下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林秀兰她弟的声音，带着哭腔说姐夫，你快回来，我姐她，我姐她出事了。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问怎么了，他说不清楚，就说林秀兰在去医院路上的时候摔倒了，人现在在县医院，情况不太好。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请的假，怎么买的票，怎么坐上回县城的长途汽车的。一路上我什么都没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她不能有事，她不能有事。
到了县城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我下了车就往医院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推开病房门的时候，我看见了这辈子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林秀兰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像纸，手上扎着吊针，眼睛闭着，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她妈坐在床边，头发白了一大片，看见我进来，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我问阿姨她怎么了。她妈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只是摇头。我急了，又问了一遍，旁边一个护士拉住我说，你先别急，病人需要休息。
我站在床边，看着林秀兰的脸，她的眉头皱着，好像在梦里也在忍着疼。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冰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我的心也冰凉冰凉的，像掉进了冰窖里。
后来医生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跟我说了情况。林秀兰在来医院途中摔倒了，导致流产，孩子没保住。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加上这段时间劳累过度，恢复起来会比较慢。医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我坐在医生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窗外的天是灰的，县城的房子参差不齐地挤在一起，远处的烟囱冒着白烟，跟天上的云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
我的孩子没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或者她，是男是女，长什么样，以后会管我叫爸爸。这些念头像钝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割在我的心上，不见血，但疼得要命。
我站起身，扶着墙走出了医生办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擦干了眼泪，推开了病房的门。
她妈还在，看见我进来，站起身来。我冲她勉强笑了一下，说阿姨，你回去歇会儿吧，我来守。
她妈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叹了口气走了。
我在床边坐下来，握着林秀兰的手。她的手很小，骨节分明，手指上有老茧。我一根一根地抚摸着她的手指，想着这条命到底还要吃多少苦才能过上安稳日子。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她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虚弱的笑。
那个笑容让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失去了孩子，躺在病床上，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笑。她是不想让我担心，不想让我难过，她宁可自己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也要在我面前维持一个笑脸。
我握紧了她的手，放在嘴唇边亲了一下，说没事，你没事就好。
她眨了眨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无声无息地滑进耳朵里。她说建国，对不起。
我说你不许说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她哭出了声，把头埋进枕头里，双肩剧烈地抖动着。我俯下身抱着她，她的身体那么瘦那么小，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随时会被风吹散的云。
我们在病房里哭了很久，把这一年来所有的委屈、痛苦、不甘都哭了出来。哭完之后，我帮她擦干了眼泪，给她倒了杯水，看着她一口一口地喝下去。
她在县医院住了五天。那五天我白天回厂里上班，晚上来医院陪床，一天睡不到四个小时。我给她炖鸡汤，给她煮红枣粥，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想让她的身体快点好起来。她胃口不好，每次都只吃一点点，但我做多少她就吃多少，从来不浪费。
出院那天，我找了辆三轮车把她送回出租屋。屋子有一阵子没人住了，落了一层灰，墙角结了蜘蛛网。我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把屋子打扫干净，换了干净的床单被褥，把窗户打开通风。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忙前忙后，安静地不说话。
忙完了，我在她对面坐下来。我们四目相对，谁都没说话。冬天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我们之间的地板上，灰尘在光线里飞舞。空气中有种冰冷又清新的味道，像是某种东西结束了，又像是某种东西正要开始。
我伸出手，她也伸出手，我们在阳光里十指相扣。
我知道，属于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还会有很多困难和挫折等着我们。但我不怕了，我想她也不怕了。因为我们知道，不管遇到什么，两个人一起扛，总能扛过去。
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人。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刚进厂时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了，我学会了修机器，学会了摆摊，学会了在生活的重压下弯腰而不折断。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爱一个人，爱到愿意为她承担一切，也愿意让她为我承担一些。
这大概就是成长吧。它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在你每一次咬牙坚持的时候，在你每一次擦干眼泪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在你每一次对那个人说你没事就好、你辛苦了、有我在的时候，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窗外传来卖豆腐脑的吆喝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想起我第一次背她去医院的路上，她趴在我背上，呼吸打在我耳根上，那种温热潮湿的感觉现在想来恍如隔世。可那句话，那句话却越来越清晰，像刻在了骨头里一样，怎么也忘不掉。
那句话是：你别走，我疼。
我一直没走的，秀兰。从那个夏天到现在，从你摔伤腿到现在，从我们一无所有到现在，我从来没想过要走。以后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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