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巩到临川一中：解码“文化帮扶”的千年传承|临川一中|文化帮扶|曾巩|欧阳修|汤显祖|进士

三天前，我写了一篇《文化帮扶，临川才子千年不衰的传承密码》，引发了众多读者的阅读与讨论。

有人留言说，“文化帮扶”这四个字虽是第一次听说，却感到亲切、易于理解；也有人指出，这种现象不只存在于临川，在其它文化沃土上同样能找到踪迹。这些反馈让我深受启发，也促使我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探寻临川文化现象背后那条绵延千年的隐脉。

事实上，“文化帮扶”自古有之，且有章可循，与我们所熟知的商业帮扶异曲同工。如果说潮汕人的特质是“抱团经商”，那么临川人的底色便是“抱团成材”。

前文中那位“京爷”说得对，也不全对——临川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一套将文化帮扶付诸实践的古老智慧：办一所书院，聚一群同窗，传几代文章，惠一州百姓。

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上“临川”与“抚州”两个名字经常互换，古代的临川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抚州市所辖区域。

以下，我们就透过几个历史切面，看看“文化帮扶”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

一、曾巩与兴鲁书院：困境中的文化接力。

帮扶形式：创办书院、延请名师、惠及乡里。

曾巩12岁即能作文，才华早露，却两次科举落第。父亲被罢官后不久去世，29岁的他不得不放弃学业，承担起养家重担，一度遭到乡人嘲讽。然而贫寒并未消磨他的志向。在家耕读期间，曾巩创办了“兴鲁书院”，取名“兴鲁”，意在“上承曾子之家学，以继周公孔子之传者”。

更可贵的是，他并非独自支撑。凭借早年游学积累的人脉，他延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大儒前来讲学。这些文坛巨擘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抚州学风的兴盛。

曾巩自己的命运也因这种文化互助而改变。嘉祐二年（1057年），年近四旬的他第三次参加科举，不仅自己高中进士，还带领南丰曾氏创造了“一门六进士”的奇迹，轰动朝野。

曾巩创办书院，既是为自己谋出路，更是为乡里开风气——这是文化帮扶的“双向奔赴”。而欧阳修、王安石甘愿为家乡书院站台讲学，体现的则是文人间超越利益的道义互持。兴鲁书院犹如一个“文化孵化器”，不仅成就了个人，更催生了一个群体的崛起。这与潮汕商会“抱团参展”“资源共享”的逻辑如出一辙——搭建平台、汇聚资源、共同成长。

二、崇仁陈氏家族：“诗书传家”的文化联盟。

帮扶形式：家族内部教育传承、书院办学、跨家族联姻与学术网络。

南宋崇仁人陈元晋（1186年生），嘉定四年进士，官至广南西路邕管安抚使。致仕后归隐故里，创办渔墅书院（又称文溪书院），捐出学田以资运营。

陈元晋的父亲陈凯，虽多次科举不第，却“开门授徒，咿唔终日”，对乡里学子一视同仁，不分贫富。其品格深深影响了下一代——“一生从不钻营富贵、趋炎附势，对待同乡绅贵，除婚丧嫁娶之事外别无往来”。母亲黄氏治家以礼法为纲，“岁时尚享祀，必躬必亲”“或急难匄贷，时随力周之”——既维持家族礼仪，又在乡邻有难时伸出援手。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氏构建的跨家族文化网络。陈氏与同样从蜀地迁居崇仁的虞集家族渊源深厚，早有姻亲关系。虞集祖父途经临川时，便因陈元晋出嫁的妹妹盛情邀请，留居崇仁，两家从此相互滋养，在学术上彼此砥砺。

陈元晋兄弟二人——一个登进士第，一个入太学为官。元晋本人“嗜学好义，为德于乡人者甚多”，其弟元白“好学不辍，亦乐施与”。后世百姓感念其德行，修建“平罗祠”以祭。

这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内部文化帮扶”样本：父辈躬耕讲学 + 母辈持家施济 + 子辈反哺乡里。陈、虞两家的联姻与学术往来，则体现了临川望族之间的“文化联盟”。这与潮汕商帮以家族为核心向外辐射的路径惊人相似——先“亲帮亲”，再“邻帮邻”，最后形成跨地域的网络。只不过，陈氏的“姻亲+学术”网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社会化运作”。

三、黎川中田陈氏：“陈道文化世家”的七代接力。

帮扶形式：族内教育传承、科举辅导、藏书楼共享、跨代际学术反哺。

这是一个跨越七代、延绵百年的文化世家传奇。

第一代：陈世爵（商业奠基）。弃儒从商，“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诸镇地”，凭诚信与才干富甲一方，同时热心公益，是县邑有名的慈善家。

第二代：陈道（文化转型）。乾隆十三年进士，却候选知县不就，选择回乡教书。他修缮盱江书院，立学规曰“朝夕相与优游”；设立义田二千亩扶助贫苦，让族人“读书有赡，鳏寡孤独废疾有养”；捐白银二千两作书院讲学费。他还建桥修亭、施棺舍药，灾年购粮平价粜给饥民。

第三至七代：薪火相传。陈道之后，家族科举不衰：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全县之冠。代表人物陈用光（陈道之孙），师从桐城派大师姚鼐，官至内阁学士，成为清代桐城派重要学者，多次上书朝廷论水利、述民情，是“经世致用”的践行者。家族还建有藏书楼，藏书万卷，“楼旁即为子孙读书之舍”，这一藏书传统持续百年，滋养了数代人。

这是“文化帮扶”最极致的形态：跨代际的文化资本积累。第一代用商业利润反哺教育，第二代用教育成就回馈社会，形成良性循环。这正如潮汕商会所倡导的“抱团发展”——不是一代人的短期抱团，而是代代相传的“长期主义”。潮汕人经商讲究“父带子、兄带弟”，陈氏家族的“父办学、子读书、孙做官、曾孙再办学”，是同一逻辑在不同场域的精彩展开。

四、汤显祖与临川社：明代文人的“互助型社团”。

帮扶形式：文人结社、科举讲艺、诗文唱和、资源互通。

明代隆庆年间，汤显祖与帅机、姜鸿绪等人结社于家乡临川，史称“临川社”。这个社团的性质很特别：科举讲艺与诗歌唱和相结合——既要切磋八股文、交流科考心得，又要吟诗作赋、以文会友。

帅机长汤显祖十几岁，隆庆二年进士，却“除官不拜”，选择回乡与年轻人切磋学问。汤显祖自述：“二十，友帅惟审，讲古今文字声歌之学。”

这一社团催生了多个“才子群”并称：帅机与汤显祖、邱兆麟、祝徽称临川“前四大才子”；汤显祖与谢廷谅、曾粤祥、吴拾称“临川四俊”。

临川社的“科举辅导+文学交流”双轨制，是文化帮扶的典型模式。前辈（帅机）对后辈（汤显祖）的提携，不计个人仕途得失。这就像今天商会里的“老带新”——老会员分享经验、介绍资源、牵线搭桥。不同的是，临川社“老带新”的成果不是财富，而是传世的诗文与思想。

五、“临川四才子戏知府”：文化帮扶的民间叙事。

明代万历年间，抚州城里有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陈罗章艾”四大才子。传说新知府上任要过文昌桥进城，四才子袒胸露腹横卧桥上挡道，身旁放着一个陈旧的箩筐，筐里装着一束艾叶（谐音暗指“陈罗章艾”）。才子出上联：“上文章下文章，文章桥上晒文章。”知府苦思无对，原路退回，黄昏时分来到一个叫“黄昏渡”的渡口，触景生情对出“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前度黄昏。”

这虽是一个民间故事，却传递了一个真实信息：临川才子是以群体形象出现的，不是单打独斗。 “陈罗章艾”的并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和相互背书。这就像潮汕商人“集体议价”“联合参展”——你一个人可能籍籍无名，但一群人站在一起，就有了品牌效应。

千年文脉的当代回响：从临川一中到校友会。

纵观以上案例，临川文人的“文化帮扶”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色：书院传统、科举目标、文章传家的价值观。如果说浙江人、潮汕人抱团是为了“一起赚钱”，那么临川文人抱团就是为了“一起成才”——但“资源共享、提携后进、集体发声”的底层逻辑，别无二致。

这一传统并未随科举废止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态延续至今。临川一中，正是临川文化与临川才子在当代最鲜活的传承者和代表者，历年优异的高考成绩，是最好的证明。而遍布全国各地的临川一中校友之间的相互帮扶，则是“文化帮扶”精神最好的当代传承。

2025年，临川一中迎来建校70周年。全国各地校友踊跃捐款，为母校修缮足球场、篮球场等设施。早在2023年临川一中校友总会成立之前，临川一中锡常校友会会长全建国先生就已捐款三百万元，设立专项基金奖励在读的师弟师妹们。近几年的国庆、清明假期，优秀校友白勇院士、陈爱兰教授等回到母校，为在校师弟师妹们讲课、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