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初夏，我才八岁。
那天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皮。
我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舔着半块融化的水果糖，盯着路口的方向。
堂姐程宝英，就背着一个竹编的枇杷筐，从那个方向走了过来。
堂姐比我大十五岁，那时候已经二十五了。
她结婚三年，有个一岁多的儿子，就是我的小外甥。
堂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会埋头种地，嘴笨，不会来事。
堂姐不一样，她是我们村最利索的姑娘，说话快，办事急，眼里有活，心里有数。
那时候，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种枇杷。
坡上、地头、院子里，到处都是枇杷树。
每到初夏，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摘下来咬一口，甜中带点微酸，能解一整个夏天的热。
80年代的农村，没什么赚钱的路子。
农户们种的枇杷，要么自己吃，要么挑到乡里的集市去卖，换点油盐钱。
堂姐脑子活，不甘心只守着几亩薄田。
她跟堂姐夫商量，挨家挨户收枇杷，再挑到县城去卖，赚个差价。
堂姐夫一开始不同意，怕赔本，怕辛苦。
堂姐拍着胸脯说：“怕什么？咱们收的价格低，县城里人爱吃这个，肯定能卖上好价钱。”
就这么定了。
从五月初开始，堂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背着一个大大的竹筐，踩着露水，挨村挨户去收枇杷。
她收枇杷很讲究，只挑个头大、颜色黄、没有虫眼的。
给的价钱也公道，比乡里集市上高一分钱，农户们都愿意卖给她。
收满一筐，她就背回家，交给堂姐夫，再接着去收。
到了下午，堂姐夫就骑着自行车，把枇杷运到县城去卖。
一开始，确实辛苦。
堂姐每天走几十里路，脚底板磨出了水泡，肩膀也被竹筐压得通红。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没几天，他们就赚了不少钱。
堂姐笑得合不拢嘴，给我买了水果糖，给小外甥买了花布，还给堂姐夫买了一双新布鞋。
村里人都羡慕，说程宝英有本事，嫁对了人，日子以后肯定越过越红火。
堂姐听了，只是笑着摆手：“都是瞎忙活，能赚点零花钱就不错了。”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瞎忙活”，会让她彻底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
出事那天，是1986年5月18日。
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小雨，第二天早上天阴沉沉的，不热，很舒服。
堂姐早早地就起来了，比平时还要早。
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换上一双旧布鞋，背着竹筐，跟堂姐夫交代了几句，就出门了。
“我去北坡那边的村子收枇杷，那边的枇杷甜，好卖。”
堂姐夫正在给小外甥换尿布，头也没抬地应着：“路上小心点，早点回来，下午咱们一起去县城。”
堂姐“嗯”了一声，摸了摸小外甥的头，转身就出了门。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堂姐。
她的背影很轻快，背着空竹筐，一步步走出了村口，朝着北坡的方向去了。
北坡那边，有三个村子，分别是北头堡、西洼、东沟。
这三个村子离我们村不远，也就五六里路，但都是山路，不好走。
尤其是前一天下过雨，山路泥泞，很容易滑倒。
堂姐以前也去过北头堡收枇杷，那边有几户人家，跟她很熟，每次都能收不少。
那天上午，有人在北头堡的村口见过堂姐。
是北头堡的王老太，她那天早上在村口捡柴，看到堂姐背着竹筐，打听刘春贵家在哪里。
刘春贵，是北头堡的“经纪”，也叫交易员。
那时候，不管是收枇杷还是收棉花，只要到村里收东西，都得找经纪。
经纪是村里人，知道谁家有货，谁家想卖，能省不少功夫。
而且，经纪还能当中间人，万一买卖双方闹矛盾，他们能调和。
当然，经纪也不白干，收完货，得给他们一点报酬，一般是每斤枇杷给一分钱。
堂姐以前收枇杷，也找过刘春贵，两人算是半熟人。
王老太告诉堂姐，刘春贵家在村子最里面，挨着山根。
堂姐道了谢，就背着竹筐，朝着村子里面走去了。
后来，有人在刘春贵家附近见过堂姐。
是刘春贵的邻居，李大爷。
李大爷说，那天上午，他在院子里晒枇杷干，看到堂姐跟着刘春贵，进了刘春贵家的院子。
两人在院子里说了几句话，具体说的什么，他没听清。
只看到刘春贵指着堂姐的竹筐，好像在说枇杷的价钱。
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堂姐背着竹筐，从刘春贵家出来了。
竹筐已经满了，沉甸甸的，看得出来，收了不少枇杷。
堂姐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扶一下竹筐，好像很累。
李大爷还跟她打了个招呼：“宝英，收这么多枇杷啊？”
堂姐笑了笑，点了点头：“是啊，李大爷，这边的枇杷好，多收点。”
然后，她就背着竹筐，朝着村子南边的方向走去了。
李大爷以为，她是要回我们村，没太在意。
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堂姐最后一次出现在有人的地方。
那天下午，堂姐夫一直等着堂姐回来。
从中午等到下午，从下午等到傍晚，始终没等到堂姐的身影。
小外甥饿了，哭着要妈妈，堂姐夫急得团团转。
他一开始以为，堂姐收枇杷收得晚，或者在哪个农户家耽搁了。
可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还是没见堂姐回来。
堂姐夫再也坐不住了，把小外甥托付给邻居，自己骑着自行车，朝着北坡的方向去找。
他先去了北头堡，找到了刘春贵。
刘春贵说，堂姐上午确实来他家里收过枇杷，收了大概二十斤，给了他两毛钱的报酬。
然后，堂姐就走了，说是要去西洼村收枇杷。
堂姐夫又马不停蹄地去了西洼村。
西洼村不大，也就十几户人家。
堂姐夫挨家挨户地问，有没有人见过一个背着枇杷筐的女人。
可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见过堂姐。
有人说，那天下午，根本就没人来村里收枇杷。
堂姐夫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他又去了东沟村，结果跟西洼村一样，没人见过堂姐。
山路崎岖，晚上又没有路灯，伸手不见五指。
堂姐夫骑着自行车，在山路上来来回回地找，喊着堂姐的名字。
“宝英！程宝英！你在哪里？”
喊声在山谷里回荡，却没有一点回应。
直到后半夜，堂姐夫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
他浑身是泥，脸上都是汗水和泪水，眼神空洞。
邻居看到他这个样子，就知道，堂姐可能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堂姐夫就召集了我们本家的人，还有村里的几个壮汉，一起去北坡找堂姐。
我们分成了好几路，沿着堂姐可能走的路线，一点点地排查。
我也跟着去了，被我爹拉着，走在队伍的后面。
山路还是很泥泞，每走一步，都要陷下去半只脚。
我们找了整整一上午，什么都没找到。
没有堂姐的身影，没有枇杷筐，甚至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有人说，堂姐可能是不小心滑倒，摔下山坡了。
我们就沿着山坡，一点点地往下找。
山坡很陡，长满了杂草和荆棘，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
我们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把北坡的几个山坡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堂姐。
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有人在北头堡村南边的一条小路上，发现了一个东西。
是一枚发夹。
那是一枚塑料的发夹，粉色的，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梅花。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堂姐的发夹。
堂姐很喜欢这个发夹，每天都戴着，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发夹掉在路边的泥坑里，上面沾满了泥土，已经看不清原本的颜色。
堂姐夫看到发夹，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抱着头，失声痛哭。
我们都知道，堂姐肯定在这条路上出了事。
可发夹旁边，没有脚印，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
仿佛堂姐就是在这一瞬间，凭空消失了一样。
有人提议，报警吧。
那时候，农村很少有人报警，遇到事，都是自己解决。
但这次，堂姐失踪了，生死未卜，只能报警。
堂姐夫骑着自行车，飞快地赶到了乡里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一共来了两个人，带着相机和笔记本。
他们先去了发现发夹的地方，拍了照，然后又去了北头堡村，找刘春贵和李大爷了解情况。
刘春贵还是那句话，堂姐在他家里收完枇杷，就去西洼村了。
李大爷也说，他看到堂姐从刘春贵家出来，朝着南边的方向走了。
民警又去了西洼村和东沟村，挨家挨户地询问，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他们又排查了北坡的所有山坡和小路，甚至还找了村里的水井和地窖，都没有找到堂姐的身影。
民警说，现在没有任何线索，只能先回去，等有消息了再通知我们。
堂姐夫不甘心，拉着民警的手，苦苦哀求：“同志，你们一定要找到我媳妇，她不能有事啊！”
民警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们会尽力的，你也别太着急，再想想，你媳妇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堂姐夫摇了摇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媳妇为人老实，没得罪过任何人，她每天就想着收枇杷，赚钱养家，能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民警走后，我们并没有放弃寻找。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的人，还有我们本家的人，每天都去北坡找堂姐。
有的人甚至去了更远的村子，打听堂姐的消息。
可不管我们怎么找，都没有任何收获。
堂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村里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有人说，堂姐收了不少枇杷，身上可能带了不少钱，被人抢劫了，然后被人害了，尸体被扔到了山里。
有人说，堂姐可能是被人拐走了，毕竟她长得漂亮，又能干，被人盯上了。
还有人说，堂姐可能是不想跟堂姐夫过了，故意躲起来，跑去别的地方了。
但这种说法，没人相信。
堂姐很爱堂姐夫，更爱她的儿子，她不可能丢下自己的孩子，偷偷跑走。
而且，堂姐身上带的钱，都是收枇杷的钱，也不多，也就几十块，不值得有人为此害她。
最让人怀疑的，还是刘春贵。
他是最后一个跟堂姐有长时间接触的人。
有人说，刘春贵可能是见堂姐身上有钱，临时起意，害了堂姐。
还有人说，刘春贵和堂姐之间，可能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堂姐要揭发他，他就把堂姐害了。
这些猜测，越传越凶。
刘春贵的日子，也不好过。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怀疑和敌意。
有人故意在他家门口骂他，说他是凶手。
刘春贵百口莫辩，只能闭门不出。
后来，民警又来过几次，对刘春贵家进行了排查。
他们翻遍了刘春贵家的院子、房子，甚至还挖了院子里的土地，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没有血迹，没有枇杷的痕迹，也没有堂姐的任何物品。
刘春贵也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害堂姐，堂姐确实是从他家里走了，去了西洼村。
他还说，那天堂姐收枇杷的时候，他老婆也在旁边，他老婆可以作证。
民警找到了刘春贵的老婆，询问情况。
刘春贵的老婆，是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女人。
她低着头，小声地说，那天堂姐确实来家里收过枇杷，收完就走了，别的她不知道。
她的话，模棱两可，既不能证明刘春贵是无辜的，也不能证明他有罪。
因为没有证据，民警也不能把刘春贵抓起来。
这件事，就这么僵持住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还是没有堂姐的消息。
堂姐夫每天都魂不守舍，要么坐在家门口，盯着北坡的方向，要么就去北坡找堂姐。
小外甥渐渐长大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妈妈去哪里了，每天都哭着要妈妈。
堂姐夫就抱着他，一遍遍地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了，等你长大了，妈妈就回来了。”
我也常常想起堂姐。
想起她背着竹筐，笑着给我买水果糖的样子；想起她摸我的头，说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盯着北坡的方向，希望能看到堂姐的身影。
可每次，都失望而归。
大概过了半年，北头堡村发生了一件事，让这件失踪案，有了一丝转机。
刘春堂，北头堡村的一个村民，突然带着老婆和孩子，离开了村子，去了外地安家落户。
刘春堂，跟刘春贵是同村人，也是“春”字辈，年龄差不多大。
两人以前关系很好，后来因为一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相互之间不说话，成了仇人。
有人说，刘春堂之所以突然离开，是因为他跟堂姐的失踪有关。
还有人说，那天堂姐从刘春贵家出来后，并没有去西洼村，而是被刘春堂叫走了。
因为刘春堂跟刘春贵有仇，看到堂姐跟刘春贵做交易，心里不舒服，就故意叫走堂姐，然后害了她。
这些猜测，又让村里人沸腾了起来。
堂姐夫得知消息后，立刻就去了派出所，反映了这件事。
民警也觉得，刘春堂有嫌疑。
他们派人去查找刘春堂的下落，可刘春堂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有人说，他去了南方，有人说，他去了东北，还有人说，他去了国外。
不管民警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踪迹。
这件事，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时间过得很快，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堂姐的失踪案，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村里的老人，偶尔会在闲聊的时候，提起这件事，叹了口气，说一句“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堂姐夫，也慢慢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辛辛苦苦地把小外甥养大。
小外甥很争气，学习很好，后来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妈妈，每次放假回来，都会去北坡找妈妈，哪怕知道找不到。
我也长大了，离开了村子，去了城里工作。
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堂姐，忘记过1986年那个初夏，她背着竹筐，走出村口的背影。
我一直以为，这件事，会就这么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
可我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件事，突然又有了新的线索。
那是2010年的冬天，我回老家过年。
一天晚上，我跟堂姐夫、小外甥，还有几个本家的人，坐在院子里闲聊。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堂姐的身上。
小外甥叹了口气，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我妈妈，不管她是死是活，我都想知道真相。”
堂姐夫也红了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村里的一个老人，张老头，突然开口了。
张老头，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是村里年纪最大的人。
他说：“宝英失踪那天，我其实见过一个人，一直没敢说。”
我们所有人，都一下子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张老头。
堂姐夫连忙问道：“张大爷，您见过谁？您见过我媳妇吗？”
张老头喝了一口茶，缓缓地说：“那天下午，我去北头堡村南边的山上砍柴。”
“砍完柴，我就往回走，走到一条小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男人，背着一个东西，急匆匆地往山里走。”
“那个东西，裹得严严实实的，看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个人。”
“我当时觉得奇怪，就躲在树后面，偷偷地看。”
“那个男人，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看到他的衣服，是一件蓝色的劳动布褂子，跟刘春堂平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
“而且，他走路的姿势，也跟刘春堂很像，一瘸一拐的，因为刘春堂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左腿有点跛。”
我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认真地听着张老头的话。
堂姐夫的手，紧紧地攥着拳头，指节都泛白了。
小外甥也激动地问道：“张大爷，您确定是刘春堂吗？您看清楚了吗？”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