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叫刘建国，今年六十一了，说起四十一年前那桩事，到现在心里还跟揣了只兔子似的，砰砰跳。那会儿我才二十岁，在村里算是个愣头青，爹娘走得早，就剩我一个人守着三间土坯房，种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紧巴，但好歹能糊口。村里人都说我憨，说我老实，可谁也不知道，我那颗看似木讷的心底下，藏着一股子谁都拦不住的犟劲儿。
要不是那年腊月二十三去赶了那趟集，我这辈子可能就这么平平淡淡过去了，娶个歪瓜裂枣的媳妇，生几个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死也就是个庄稼汉。可老天爷偏不让我消停，偏偏让我在那天遇见了她，偏偏让我喊出了那声“媳妇”，也偏偏让我的人生从此拐了个大弯。
这个故事，得从头说起。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西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腊月二十三，小年，按我们这儿的规矩，家家户户都得去镇上赶集办年货。我头天晚上就把攒了大半年的三十块钱揣进贴身的衣兜里，又用别针别住口子，生怕丢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了床，就着一碗红薯稀饭吃了个窝窝头，穿上那件补了又补的棉袄，把脑袋缩进领子里，蹬上自行车就往镇上赶。
从我们刘家坳到镇上，骑车得一个多钟头。一路上到处都是赶集的人，有挑担子的，有赶驴车的，也有跟我一样骑自行车的。天冷得厉害，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可我骑得浑身冒汗，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买点啥：二斤猪肉包饺子，一挂鞭炮，再来几张红纸写春联，对了，还得买点糖果，虽说就我一个人过年，可这年味儿不能少。
到了镇上，我的天，那人多得跟下饺子似的，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卖年画的、卖对联的、卖炮仗的、卖冻梨冻柿子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把自行车锁在街口老槐树下，顺着人流往里挤。
就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看见了她。
她站在卖花布的摊子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意扎着，脸蛋冻得红扑扑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嘴唇紧紧地抿着，像是在跟摊主讨价还价。说实话，我们村里长的好看的姑娘也不是没有，可她那种好看不一样，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干净劲儿。
我多看两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心想这样的姑娘肯定是大户人家的闺女，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两条腿偏不听使唤，明明买肉的地方在东头，我却鬼使神差地往卖布的方向挪。
刚挪了没几步，就听见前面一阵骚动。有人扯着嗓子喊：“让开让开！马惊了！”我探头一看，好家伙，一辆骡马拉的大车从街那头冲了过来，赶车的老头儿脸都白了，死死拽着缰绳，可那骡子跟疯了似的，横冲直撞，把人撞得东倒西歪。
街上的人顿时炸了锅，四处乱窜。我被人流裹挟着往边上挤，眼睛却一直盯着那个姑娘的方向。她也吓坏了，想往路边跑，可人太多，根本挤不过去。眼看那匹骡子直直地朝她那个方向冲过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那一刻，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被撞着。我拼命地挤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使劲往边上一拽。她脚下一个趔趄，整个人朝我扑了过来，我顺势抱住她，两个人一起摔倒在路边的干水沟里。
她的身子软软的，带着一股好闻的皂角味儿。我的后脑勺磕在沟沿上，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可我顾不上那么多，两只手紧紧护着她的头，嘴里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媳妇，别怕！”
那声“媳妇”喊得又急又响，周围好些人都听见了。
骡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带起一阵狂风，把摊子上的东西刮得满天飞。我顾不上疼，先问她：“你没事吧？”她抬起头来，那张白净的脸离我不过一巴掌远，眼睛里全是惊恐，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一个字：“没……”
这时候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着：“这小伙子英勇啊！”“姑娘你命大，要不是这小伙子，你可就遭殃了！”也有年纪大的婶子笑着说：“哎哟，刚才听见没？这小伙子喊的是‘媳妇’呢，人家小两口感情可真好。”
她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从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她慌忙从我身上爬起来，低着头拍打身上的土，一句话也不说。我也赶紧站起来，后脑勺疼得厉害，一摸，好大的一个包。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那眼神又惊慌又感激，还带着一点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她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可旁边的人太多，她终究没说出口，低头转身就走了，走得很快，像只受惊的兔子。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心里头空落落的。这时旁边一个卖瓜子的大婶凑过来，用胳膊肘捅了捅我，挤眉弄眼地说：“小伙子，那姑娘不是你媳妇啊？那你刚才喊啥‘媳妇’？这下可好，满街的人都当你们是一对了！”
我这才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刚才干了什么蠢事。臊得我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赶紧挤出人群，找了个没人的墙角蹲着，使劲捶自己的脑袋。
刘建国啊刘建国，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人家姑娘跟你不认不识的，你咋就能喊出“媳妇”来呢？这下可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坏了人家的名声，别说人家姑娘记恨你，就是她家里人知道了，还不得找上门来跟你算账？
我蹲在那儿后悔了半天，也没想出个补救的法子。这时候天都快黑了，集也快散了，我这才想起年货还没买。赶紧去买了二斤肉和一挂鞭炮，又买了几张红纸，骑着自行车耷拉着脑袋往回赶。
一路上我都在想那姑娘。也不知道她是谁家的闺女，家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她长得可真好看，跟年画上的仙女似的，那双眼睛我怕是这辈子都忘不了。可我也知道，这样的姑娘跟我不是一路人，我就是一个庄稼汉，穷得叮当响，连件像样的衣裳都置办不起，凭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回到家，我把肉挂在房梁上，往床上一躺，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姑娘的脸老是在我眼前晃，还有那声脱口而出的“媳妇”，越想越臊得慌，恨不得把舌头咬下来。
第二天就是腊月二十四，扫房子的日子。我起了个大早，拿竹竿绑了扫帚，把屋里屋外扫了个遍。正忙活着，隔壁的王大娘来串门，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建国啊建国，你昨天去镇上赶集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应着：“去了，咋了？”
王大娘笑得一脸褶子都开了花：“我就说嘛！刚才我听我娘家兄弟媳妇说，昨天镇上出了个事儿，一个年轻人英雄救美，当着满街人的面喊人家姑娘‘媳妇’，那年轻人骑着辆破自行车，穿着打补丁的棉袄，左耳朵后面有颗痣，我一听这不就是你嘛！”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耳朵后面的那颗痣，心里暗暗叫苦。这王大娘的嘴是出了名的广播站，什么事到了她嘴里，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半个村子都能知道。
果然，到了下午，村里就传遍了。有人来跟我打听，说那姑娘长啥样，是哪家的，我是不是早就认识人家。我解释说根本不认识，就是情急之下喊错了，可没人信。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借这个机会跟人家姑娘搭讪。
我也懒得解释了，反正越描越黑，由他们去吧。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忽然听见院门被人敲响了。
“咚咚咚”三声，不轻不重。
我放下斧头去开门，门一开，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门口站着个姑娘，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蛋红扑扑的，站在寒风中微微喘着气，像是赶了很远的路。我定睛一看，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这不就是昨天在集上救的那个姑娘吗？
我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个鸡蛋，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她也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了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
“你那天喊了那声媳妇，我爹我娘都知道了，村里人也都听见了。我爹说，男人的话得算数，你既然喊了，就不能当没这回事。我叫林月娥，今年十九，家住林家沟，你看着办吧。”
说完这番话，她的脸更红了，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她低下头去，两只手绞在一起，露出一截手腕，白得像刚剥了壳的鸡蛋。
我站在门槛上，脑子里嗡嗡的，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滚水，又像是被人兜头泼了一桶冰水，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地方是自在的。我想说点什么，可舌头跟打了结似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天已经黑透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叫，院子里的老槐树被风吹得哗哗响。她就那么站在我家门口，站在腊月的寒风中，等着我给她一个回答。
我深吸了一口气，寒凉的空气灌进肺里，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她冻得发白的指尖，心里忽然涌上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
不是慌张，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沉甸甸的、让人想哭又想笑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觉，叫做责任。
那天晚上，月娥在我家门口站着，我傻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让人进屋。我赶紧把门槛上的凳子搬开，侧身让她进来。她犹豫了一下，抬脚迈过了门槛，进了我家的院子。
我家的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坐北朝南，东边是灶房，西边是柴房，院子里堆着一垛劈好的柴火，墙角还有几只老母鸡在鸡窝里咕咕叫。月亮从云层后头露出一角，照在院子里，把一切都照得朦朦胧胧的。
月娥站在院子里四下看了看，什么也没说，脸上也没什么表情。我赶紧去灶房倒了一碗热水，递给她暖手。她接过去，两只手捧着碗，低头喝了一小口，又抬起头来看我。
那个眼神我记了一辈子。不是嫌弃，不是挑剔，更像是在打量一个她将要托付终身的人，认认真真地、仔仔细细地看，从我的脸看到我的肩膀，又看到我的手，最后目光落在我的眼睛上，像是要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搓着手说：“进屋说吧，外头冷。”
她点了点头，跟在我身后进了堂屋。堂屋不大，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墙上糊着旧报纸，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火苗被门口灌进来的风吹得忽明忽暗。我把她让到椅子上坐了，自己站在一旁，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等着大人发落。
月娥把碗放在桌上，抬起头来看着我，直截了当地说：“你坐吧，站着怪累的。”
我应了一声，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屁股只沾了半边椅子沿，腰板挺得笔直。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她到底要说什么，更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茬。
月娥倒是不慌不忙的，她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语气平静得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我爹让我来问问你，你那天在集上说那句话，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
这个问题问得太直接了，直接得我根本没法打马虎眼。我张了张嘴，想说“无意”，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看着月娥那副认真的样子，心里忽然明白了，如果我回答说“无意”，那等于说她今天来找我就是多此一举，她一个姑娘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她爹娘的脸面往哪儿搁？
可不能昧着良心说“有心”吧？我跟她非亲非故，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就因为救了她一命，喊了一声“媳妇”，就要她嫁给我？这跟趁火打劫有什么区别？
我憋了半天，憋出一句：“我也不知道。”
月娥听完这句话，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春天里第一朵迎春花，还没完全绽开就匆匆收了回去。她垂下眼皮，盯着桌面上的木纹，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沉默了大概有一分钟，她才又开口：“你叫刘建国，今年二十，爹娘前两年都没了，一个人住在刘家坳，种着五亩地，家里养着几只鸡，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相好的姑娘。我说得对不对？”
我惊得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这些东西她是从哪儿打听来的？从镇上到刘家坳，少说也有二十里路，她昨晚才在集上见到我，今天就把我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
“你……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问。
月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继续说下去：“我家的情况我也跟你说一说。我爹叫林德厚，我娘叫王秀英，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老大。我们家在林家沟，离你们刘家坳十五里路，翻过两座山就到了。我家种着八亩地，还养了两头猪，日子比你家里好过一些，但也强不到哪儿去。”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声音轻了一些，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我今天来，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我爹让我来的。我爹说，人家在那么多人面前喊了你媳妇，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人家的名声已经坏了。你一个姑娘家，坏了名声，以后还怎么嫁人？与其嫁给一个不知根底的外村人，不如就嫁给这个救了你命的年轻人，好歹人家心眼不坏，是个老实人。”
她说完这些，端起碗来又喝了一口水，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翻江倒海。我爹活着的时候常跟我说，做人要厚道，不能占人家便宜，更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可眼下这不是占不占便宜的事，这是要娶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当媳妇的事，这么大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答应？
可要是不答应，月娥的名声就真的坏了。一个姑娘家在集上被一个陌生男人当众喊了“媳妇”，这事儿传出去，谁还敢娶她？就算有人不嫌弃，心里也会有疙瘩，一辈子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我心里像是有两个人在打架，一个说：“答应吧，你不一直想要个媳妇吗？这姑娘长得好看，人也老实，你不吃亏。”另一个说：“不能答应！你这是趁人之危！你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养活人家？让人家跟着你喝西北风？”
月娥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她把碗放下，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我说：“刘建国，你不用为难。我今天来，也没指望你一口答应。我爹说了，给你三天时间考虑，你要是愿意，就去林家沟找媒人提亲；你要是不愿意，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我林月娥也不会死皮赖脸缠着你。”
说完这些话，她就站了起来，拉了拉棉袄的衣襟，朝门口走去。
我赶紧跟上去，开门送她。月亮已经从云层后面完全露了出来，照得院子亮堂堂的。月娥走到院门口，忽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里像是盛了一汪清水，亮晶晶的。
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出来：“刘建国，我其实……不怕日子苦。我从小就跟着我爹下地干活，什么苦都吃过。你要是觉得你养不起我，那你就想错了，我林月娥不是那种吃闲饭的人。”
说完这话，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夜色里。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心里头五味杂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房梁上挂着的腊肉，脑子里全是月娥说的那些话。她说她不怕苦，说她不是吃闲饭的人。这话里头的分量，比千斤还重。
一个姑娘家，能说出这种话来，说明她心里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她是认真的，不是来跟我开玩笑的。
我又想起我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的话。我爹说：“建国啊，爹这辈子没啥本事，就盼着你能娶个好媳妇，生几个娃，把咱们刘家的香火传下去。你别嫌爹唠叨，这事儿你可得上心，不能马虎。”
我爹说完这话，当天晚上就走了。那时候我刚满十八，站在娘的坟旁边，跟我爹的棺材一起下了葬，哭得死去活来。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不是没有媒人来说过亲，可人家一打听，我们家一穷二白，三间土坯房还漏雨，种的那几亩地也就勉强糊口，谁愿意把姑娘嫁过来受苦？后来媒人也懒得来了，我也死了这条心，心想这辈子打光棍就打光棍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挺好。
可现在，月娥来了。她不是媒人介绍的，不是相亲相来的，是她自己找上门来的。她见过我长的什么样，知道我家是什么条件，她没有嫌弃，甚至还说她“不怕苦”。
这让我怎么能不动心？
可动心归动心，我心里还有个疙瘩解不开。月娥说她爹让她来的，她爹说男人的话得算数。这句话让我觉得不舒服，就好像我欠了他们家什么似的，好像这事儿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而是我该不该负责的事。
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逼着做事。我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被人按着脑袋吃现成的。如果我娶月娥，那是因为我想娶她，而不是因为她爹说了什么，更不是因为全村人都知道了，我抹不开面子。
可我想娶她吗？
我想起她站在月光下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些话，心里忽然软了一下。她是个好姑娘，长得好看，人也懂事，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利索劲儿。这样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现在送上门来了，我还有什么可挑的？
可我拿什么养活她？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心里乱成一团麻。第二天一早，我起了床，脸也没洗，就去找隔壁的王大娘。
王大娘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来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建国，听说昨天有个姑娘来你家了？是不是那天你在集上救的那个？”
我点了点头，蹲下来帮她往鸡食盆里倒玉米面，一边倒一边说：“大娘，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
“你说。”
“林家沟的林德厚家，你认识不？”
王大娘手里的瓢差点掉在地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林德厚？你打听他家干啥？该不会……那姑娘就是林德厚家的闺女？”
我点了点头。
王大娘把瓢往地上一扔，拍着大腿说：“哎呀我的娘嘞，这可真是……这可真是……林家沟离咱们这儿十几里地呢，那姑娘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王大娘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你听大娘一句劝，这姑娘你要是觉得行，就赶紧去提亲。林家沟的姑娘，出了名的能干，尤其是林德厚家的闺女，我听说过，叫林月娥，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好姑娘，会做饭会绣花会种地，里里外外一把好手。这样的姑娘，你要是错过了，这辈子都找不到第二个。”
我心里一动，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可她爹让我去提亲，是因为我在集上喊了那声媳妇，坏了她的名声。我要是因为这个去提亲，那不是成了趁人之危吗？”
王大娘白了我一眼，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脑门：“你这孩子，脑子咋就不会转弯呢？人家姑娘找上门来，是不顾脸面的，一个黄花大闺女，大晚上的跑到一个陌生男人家里，你知道这要担多大的风险？她要是对你没点意思，她能来？”
我被王大娘这话点醒了，猛地抬起头来。对啊，月娥要是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她爹再怎么逼她，她也不会亲自跑这一趟。她来，说明她心里是愿意的，至少是不反感的。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的心跳得砰砰的，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在王大娘家坐了一上午，跟她仔细打听了林德厚家的情况。王大娘说，林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年轻的时候当过兵，为人正派，说话算话，在村里人缘不错。他媳妇王秀英是个能干的女人，就是脾气有点急，但心肠不坏。他们家三个孩子，林月娥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我家强一些。
“建国，”王大娘临了又嘱咐我，“你要去提亲，得找个媒人。你爹娘都不在了，这事儿大娘帮你张罗。你也别太实诚，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别说。林德厚那人我虽然没见过面，但听说是个要面子的人，你去了之后，礼数得周到，不能让人挑理。”
我点了点头，心里头已经有了主意。
从王大娘家出来，我把院子里的柴火劈完了，又把屋里屋外打扫了一遍，最后蹲在院子里，盯着那几只老母鸡发呆。我想了又想，拿定了主意：这事儿不能拖，明天一早，我就去林家沟。
当天晚上，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找出了我爹活着时候穿过的一件蓝布中山装，虽然旧了点，但洗得干干净净，没有补丁。我又把攒了大半年的那点积蓄拿出来数了数，一共三十二块六毛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换上那件中山装，蹬上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这都是王大娘帮我准备的，她说第一次上门不能空着手，这是规矩。
腊月二十五，天还没亮透，我就出发了。
从刘家坳到林家沟，骑车得大半个小时，翻过两座山梁，路过一个水库，再穿过一片杨树林就到了。冬天的清晨，田野里白茫茫一片霜，麦苗在地里缩着脑袋，路边的杨树光秃秃的，像一排排伸向天空的手臂。
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把自行车把都打湿了。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排练着见到林德厚该说什么，该怎么称呼，该坐哪儿，该喝什么茶。越想越紧张，腿都开始发软了。
到了林家沟村口，我停下车，问了一个挑水的大爷，才知道林德厚家在东头第三家。我推着自行车走过去，远远就看见一座青砖瓦房，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门楣上贴着红纸对联，院墙上搭着豆角架子，虽然冬天枯了，但能看出来夏天的光景。
我把自行车停在院门外，整了整衣领，深吸了一口气，伸手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围着蓝布围裙，手里还拿着一个擀面杖，一看就是正在做饭。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从我的中山装滑到我的脸上，又从我的脸上滑到后座上挂着的烟酒上，眼睛里露出一丝了然的神色。
“你是刘家坳的那个刘建国？”她问。
我点了点头，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婶子好。”
这妇女就是月娥的娘，王秀英。她“嗯”了一声，侧身让我进了院子，朝屋里喊了一声：“德厚，来人了。”
堂屋的门帘一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了出来。他身材高大，腰板挺得笔直，国字脸，浓眉毛，一双眼睛不大却很有神，穿着一件灰色的对襟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黑布棉鞋，整个人看着干净利落，透着一股子当过兵的人才有的精气神。
我赶紧把烟酒从车上解下来，双手递过去，嘴里说：“林叔，初次上门，不成敬意。”
林德厚接过烟酒，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客气话，往堂屋里一让：“进屋说话。”
我跟着他进了堂屋。堂屋比我家的敞亮多了，八仙桌上铺着塑料布，桌上摆着茶壶茶碗，墙上挂着年画和一面镜子，墙角有一台缝纫机，虽然旧但擦得锃亮。整个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看就知道是过日子的好手，跟他家比起来，我家简直就像个猪窝。
我心里头更虚了。
林德厚在八仙桌前坐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让我坐。王秀英倒了杯茶端过来，放在我面前，然后也在旁边坐下了，两手放在膝盖上，直直地盯着我看。
这阵势，比我当年参加征兵体检还紧张。我端着茶碗，手都在抖。
林德厚也不急着说话，先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慢慢喝了一口，这才抬眼看向我，开口问道：“你多大了？”
“回林叔，二十了。”
“家里还有啥人？”
“都没了，就我一个。”
“种几亩地？”
“五亩。”
“收成咋样？”
“还行，一年能打两千多斤粮食，够吃的。”
林德厚“嗯”了一声，又问：“你为啥来？”
这个问题问得直，直戳心窝子。我抬起头来，看着林德厚的眼睛，一五一十地说：“林叔，我来说亲的。我想娶月娥。”
这话一出口，王秀英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林德厚倒是面不改色，只是把茶碗放下，两只手交叉搭在桌上，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你拿啥娶？”林德厚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甸甸的，“你一个穷光蛋，三间破房子，五亩薄地，连个像样的家当都没有，你拿啥养活我闺女？”
这话说得难听，但句句在理，我无言以对。我低着头，两只手攥着膝盖，指节都发白了，心里头又羞又愧，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可我又想起月娥那天晚上说的话，她说她不怕苦，说她不是吃闲饭的人。这话给了我一股子勇气，我抬起头来，看着林德厚，一字一顿地说：“林叔，我家条件是不好，这个我不瞒你。可我刘建国是穷，不是懒。我爹娘在世的时候教过我，人穷志不能短。我现在是没啥家当，可我有一身力气，有两只手，我不怕吃苦，也不怕受累。月娥要是跟了我，我保证不会让她饿着冻着，我吃什么她就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我不敢说大话，说以后让她过上好日子，但我敢保证，我会拼了命地对她好。”
我说完这番话，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窗外有人说话的声音，有人赶着牛车经过的声音，可都被这个安静的堂屋隔绝了。
王秀英眼眶红了，别过脸去擦了擦眼角。
林德厚还是那副表情，不喜不怒，看不出在想什么。他把手收回去，端起茶碗又喝了一口，沉默了很久，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倒是实诚。”
他又问我：“你在集上喊我闺女那声媳妇，是有心还是无意？”
这个问题月娥也问过，我没答上来。可今天不一样了，我既然来了，就已经拿定了主意。我看着林德厚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林叔，不瞒你说，当时是嘴比脑子快，脱口而出的，按理说算无意。可后来我想明白了，月娥来找我，我要是拿‘无意’搪塞过去，那不就是不认账吗？我一个男人，要是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认，那还算什么男人？”
“所以我现在回答你，是有心的。我喊了那声媳妇，我就认这个账。”
林德厚听完这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也不知道是满意还是不滿意。他转头看了王秀英一眼，王秀英冲他点了点头，他的手在桌子上轻轻叩了两下，像是在心里做决定。
这时候，堂屋的门帘忽然被人从外面掀开了，月娥端着两碗面走了进来，一碗放在林德厚面前，一碗放在我面前。
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一截白嫩的小臂，头发用两根橡皮筋扎了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她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做饭热的还是听见了我说的那些话。她放下碗，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头有千言万语，可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出去了。
那碗面是手擀面，细细的，匀匀的，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浇了一勺辣椒油，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我低头看着那碗面，心里忽然酸了一下，鼻子也跟着酸了。
从我爹娘走了以后，再没有人给我做过一碗热乎的手擀面。
我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很烫，烫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可我就是停不下来。林德厚也吃着面，吃得很慢，一根一根地挑起来，慢慢嚼，慢慢咽。
等我把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林德厚也放下了筷子。他擦了擦嘴，看着我，终于松了口：
“建国，我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们家月娥，不是我夸，确实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好姑娘。上门提亲的人不少，有公社干部家的，有供销社职工家的，条件都比你好。可月娥一个都没看上，唯独对你，她上了心。”
“那天从镇上回来，她就一直念叨你。我让月娥她娘去打听你是什么人家，回来一说你家的情况，我当时就不同意。一个没爹没娘的穷小子，拿什么养活我闺女？可月娥这孩子，犟得很，她跟我吵了一架，说她要是不嫁给你，名声坏了，以后更没人要了。我说那你去跟人家说说，让人家来提亲。她就真的自己去了。”
“昨天她从你家回来，一进门就哭了。我以为是你不答应，心里头松了一口气。可她跟我说，你是个好人，家里虽然穷，但收拾得干干净净，人也老实本分，对她客客气气的，没有半点架子。”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丫头是铁了心要嫁给你了。”
林德厚说到这里，叹了口气，端起茶碗来又喝了一口，才接着说：“我当爹的，啥都不图，就图闺女能找个靠谱的人，不让她受委屈。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你穷，这个我知道，但你实诚，不藏着掖着，这个我敬你。”
“这门亲事，我同意了。”
他说完这句话，王秀英在旁边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我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嗡嗡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同意了？就这么同意了？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一倒，哐当一声摔在地上。我顾不上扶椅子，对着林德厚深深地鞠了一躬，嘴里连声说：“谢谢林叔！谢谢婶子！我一定会对月娥好的！一定会的！”
林德厚摆了摆手，示意我坐下。王秀英把我扶起来的椅子放好，笑着说了一句：“这孩子，实在。”
我重新坐下来，心里头的那块大石头算是落了地，可紧接着又提了起来。林德厚虽然同意了，可这亲事还没完，接下来还有一大堆事要办：找媒人、下聘礼、选日子、办酒席，哪一样都得花钱。可我兜里就那三十二块六毛钱，连个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这可怎么办？
林德厚像是看出了我的难处，他站起来走到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红布包来，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是三百块钱，你拿去置办聘礼和酒席。别嫌少，就这些了。”
我看着那个红布包，愣住了。
三百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壮劳力在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三百块钱够一个四口之家吃大半年的。林德厚家也不是什么富裕人家，这三百块钱怕是他家全部的积蓄了。
我赶紧把红布包推回去，说：“林叔，这钱我不能要。亲事是我要结的，钱就该我出。你快收回去，我自己想办法。”
林德厚把脸一沉，声音也硬了几分：“你一个大小伙子，拿啥想办法？去借？借了不还？你当我是外人？月娥是我闺女，你以后就是我女婿，女婿有难处，当老丈人的能看着不管？”
他把红布包又推过来，按在我手心里，粗糙的大手把我瘦小的手整个包住了，那手又大又热，像一盆炭火。
那温度烫得我心头一热，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从小没了爹娘，十几年了，再也没有人这样为我着想过，这样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攥着那个红布包，使劲点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林家沟回来的路上，我骑车骑得飞快，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可我心里头热乎乎的，像是揣了一个火炉子。我一边骑一边想，林德厚这个人，虽然是庄稼人，可真是个明事理的好人。他不嫌我穷，不嫌我没本事，还倒贴钱帮我把亲事办下来，这份恩情，我刘建国这辈子都还不完。
我也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不能让林德厚失望，不能让月娥跟着我吃苦。
回到村里，我第一个去找了王大娘，把林德厚同意亲事的事儿跟她说了。王大娘高兴得直拍大腿，说这事儿包在她身上了。她连夜帮我找了媒人，又帮我张罗聘礼的事。
我们这儿的规矩，男方下聘礼要有“四色礼”：两只鸡、两条鱼、两瓶酒、两匹布，外加一份礼钱。礼钱多少没定数，就看男方家的条件。我把林德厚给的三百块钱拿出来，留出一百办酒席用，剩下两百块钱当礼钱，又按规矩备了鸡鱼肉酒布，腊月二十八那天，由媒人领着，浩浩荡荡地去了林家沟下聘。
林德厚接聘礼的时候，打开红包一看是二百块钱，眉头皱了一下，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不是让你留着用吗？怎么拿这么多？”
我说：“林叔，这是规矩，我不能让人笑话您家闺女嫁了个穷光蛋，连聘礼都拿不出手。”
林德厚瞪了我一眼，嘴上骂了我一句“死心眼”，可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聘礼下完了，亲事算是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选日子。媒人拿着我和月娥的生辰八字去找人合了，说是腊月二十八是个好日子，宜嫁娶，就是第二天。这也太快了，快得我措手不及。可转念一想，都快过年了，要是不在年前把婚事办了，就得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正月里不兴办喜事，这是老规矩，只能赶在年前。
于是，腊月二十八，我刘建国娶媳妇了。
婚礼办得简单，甚至可以说是寒碜。我家的三间土坯房，东间做了新房，西间放了张桌子摆酒席，堂屋摆了两桌。来的人不多，村里的街坊邻居来了十几个，林家沟那边来了月娥的娘和弟弟妹妹，林德厚没来，说是家里走不开，可我知道，他是怕来了看到闺女嫁到这么个穷地方，心里不好受。
我穿上了我爹留下的那件中山装，月娥穿了一件红棉袄，头上别了一朵红花，辫子上系了两根红头绳。她低着头坐在新房里，盖头也没盖，就那么大大方方地坐在床沿上，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脸红得像那件红棉袄。
婚礼没有吹鼓手，没有花轿，没有鞭炮齐鸣，只在堂屋桌上点了一对红蜡烛，烛光摇摇曳曳的，把屋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
主持婚礼的是村里的老支书，他让我和月娥给堂屋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鞠了三个躬，又让我俩互相鞠了一个躬，然后大声宣布：“刘建国和林月娥，结为夫妻！”
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我就把媳妇娶回家了。
闹洞房的人走了以后，屋里安静下来，只剩下我和月娥两个人。她坐在床沿上，我站在窗户前，谁都不说话，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轻轻跳动，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脸还是红扑扑的，睫毛很长，垂下来遮住了眼睛，看不出她在想什么。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动着，像是在弹什么曲子，又像是有点紧张。
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饿不饿？我给你下碗面。”
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那双眼睛里头有光，亮闪闪的，像是刚才那对红蜡烛的光芒都落进了她的眼睛里。她轻轻笑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建国，从今天起，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你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咱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不管以后日子多苦，我都跟着你。”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转过身去，假装擦窗户，把眼泪擦在袖子上，可袖子湿透了，眼泪还是止不住。我活了二十年，头一回有人跟我说这种话，头一回有人愿意跟我绑在一条绳上，不管苦不苦都跟着我。
月娥从床沿上站起来，走到我身后，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袖子。我回过头去，她踮起脚尖，抬手帮我擦了擦脸上的眼泪，她的手又凉又软，像是一片叶子落在我的脸上，痒痒的，麻麻的。
她嘘了一声，小声说：“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让人听见笑话。”
我吸了吸鼻子，使劲点了点头，把眼泪憋回去，咧嘴冲她笑了一下。月娥看着我那个傻样，也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很亮，照在我家院子的老槐树上，在窗户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和月娥并肩坐在床沿上，肩并着肩，谁也没有先躺下。我们说了很多话，说她小时候的事，说我在集上第一次见到她的感觉，说那些有的没的，说到最后两个人都困了，她才靠在床头的被子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上被子，自己坐在床边的板凳上，就这么看着她睡着了的样子，看了整整一个晚上。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姑娘，将会陪我从穷困潦倒走到儿孙满堂，从一个懵懂的庄稼汉变成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我只知道，从今天起，我不是一个人了。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有多好，但也不像外人想的那么糟。
月娥确实是个能干的媳妇，这一点王大娘没有骗我。她嫁过来的第二天，就把我那三间土坯房从头到尾收拾了一遍。该洗的洗，该晒的晒，该补的补，角角落落都擦得干干净净，连常年没动过的灶台都让她刷得露出了青砖的本色。她又去镇上扯了几尺花布，做了两床新被子，把新房布置得像个样子了。
我在旁边打下手，帮她搬东西递东西，看着她忙忙碌碌的背影，心里头说不出的踏实。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好像一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忽然住进了人，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有了人气，有了生机。
腊月二十九，我们俩一起包了饺子。月娥擀皮儿，我包馅儿。她的手艺真好，擀出来的饺子皮圆圆的，薄厚均匀，包出来的饺子胖乎乎的，像一个个小元宝。我包的饺子就不行了，不是露馅就是歪歪扭扭的，放在盖帘上东倒西歪，跟喝醉了酒似的。
月娥看着我包的饺子，笑得直不起腰来，笑了好一会儿才直起身子说：“你这包的是饺子还是馄饨啊？”
我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辈子头一回包饺子，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能吃个饱饭就不错了，哪还有心思包饺子。”
月娥听了这话，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回去，眼睛里多了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神色。她没再说什么，低下头去继续擀皮儿，可擀皮儿的速度慢了下来，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轻声说了一句：“建国，以后每年过年，我都给你包饺子。”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差点又让我掉眼泪。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在堂屋里摆了一桌子菜，虽然都是些家常菜，可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像样的一个年。月娥还特意炸了一盘丸子，炒了一盘鸡蛋，炖了一只鸡，这些都是我以前过年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中间点着一盏煤油灯。月娥给我倒了一碗酒，自己也倒了一碗，举起碗来说：“建国，过年好。”
我端起碗跟她碰了一下，酒洒了一些出来，溅在桌上。我仰头喝了一大口，火辣辣的酒顺着喉咙下去，烧得胸口热乎乎的。
那是我过得最温暖的一个年。
开春之后，就开始忙了。
我们这儿是丘陵地带，地不多，但都分散在山坡上，种起来很费劲。我家那五亩地，种了三亩小麦，两亩玉米，另外还在房前屋后开了一小块菜地，种了些瓜果蔬菜。月娥又从她娘家抱来两头小猪崽，加上我家原来那几只鸡，倒也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
自从月娥来了，我感觉浑身都是劲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下地干两三个小时的活，回来吃早饭，吃了早饭又下地，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回来。月娥也没闲着，家里的活她全包了，喂猪喂鸡、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抽空帮我在菜地里除草浇水，里里外外一把好手。
村里人都说，刘建国这小子命好，捡了个宝。我也这么觉得，可我嘴上不这么说，我就是笑，笑得嘴都合不拢。
月娥有时候会跟我一起下地。她卷起裤腿，光着脚踩在水田里，弯着腰插秧，动作比我利索多了。我看她插秧，看得入迷，有时候会忘了自己手里的活，就那么直愣愣地看着她。她察觉了，直起腰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嗔怪地瞪我一眼：“看啥看？干活！”
我嘿嘿一笑，赶紧低下头晕头转向地插秧，可插着插着又忍不住偷看她。阳光打在她身上，她的皮肤晒黑了一些，可那种好看劲儿一分没减，反倒多了几分庄稼女人的结实和利落。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虽然苦，虽然累，可我心里头是甜的。
可好景不长，麻烦事接二连三地来了。
先是地里的庄稼遭了旱灾。那年春天雨水少，到了夏天更是连着一个月没下一滴雨，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筒，小麦抽穗也不齐，眼看着就要欠收。我急得嘴上起了泡，天天挑水浇地，可杯水车薪，根本不管用。
月娥比我更急，她天天看天，盼着下雨。有一次她站在院子里望了半天，忽然指着天边的一片云说：“建国你看，那片云要下雨了。”我抬头看了看，那是一小片薄薄的云，太阳一晒就散了，哪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可我不忍心泼她冷水，就顺着她的话说：“是是是，要下雨了。”
那天晚上，果然没有下雨。月娥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星星发了半天呆，忽然小声说了一句：“要是一直不下雨，今年的粮食就不够吃了。”
我没有接话，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五亩地，正常年景能打两千多斤粮食，够我们俩吃的，还能剩一些去换油盐。要是减产一半，那就勉强够吃，别的什么都干不了。要是绝收，那就真的揭不开锅了。
旱情越来越严重，到了七月中旬，地里的玉米已经干得能当柴烧了。我去地里转了一圈，心凉了半截，今年的收成，满打满算也就够吃三个月的。
回到家，月娥正在灶房里做饭，看我脸色不好，就问了一句：“咋了？”
我把情况说了，月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事，粮食不够吃，咱们就想别的办法。我去挖野菜，你去打零工，怎么着也能熬过去。”
她说得轻描淡写的，好像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有压力，不想让我觉得扛不住。可越是这样，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我第一次后悔了。
我后悔不该娶月娥。要是她没有嫁给我，她还是林家沟那个有人疼有人爱的姑娘，家里条件虽然一般，但至少吃喝不愁。可现在她跟着我，连饭都快吃不上了，让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去挖野菜充饥，我这个男人当得也太窝囊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觉得自己混蛋。月娥睡在旁边，呼吸均匀，她以为我睡着了，轻轻地翻了个身，把被子往我这边拉了拉，怕我着凉。
我闭上眼睛，眼泪顺着眼角流进了枕头里。
八月中旬，老天爷总算开眼，下了两场透雨。可这时候下已经晚了，玉米的秆子虽然返了青，但棒子已经长不大了，掰开一看，稀稀拉拉的几颗粒，跟老太太的牙似的。小麦倒是勉强收了，可亩产不到两百斤，五亩地加起来也就打了不到一千斤粮食。
一千斤粮食，我和月娥两个人吃，省着点能撑到明年开春，可那之后呢？青黄不接的时候，拿什么填肚子？
我把粮食过了秤，装在粮囤里，看着那一小堆粮食，心里头沉甸甸的，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
月娥倒是想得开，她安慰我说：“没事，明年咱们多种几亩地，多养两头猪，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说：“大队的机动地倒是能承包，可要交承包费，咱们哪有那个钱？”
月娥想了想，说：“我去找我爹借点。”
我摇了摇头，说：“不能再借你家的了。上次办婚事就花了你爹三百块钱，这钱我还没还上呢，咋好意思再借？”
月娥看了我一眼，也没再说什么。
可我知道，她背着我去找了她爹。第二天她从娘家回来，偷偷地拿了一个信封塞给我，里头是二百块钱。我看了看那信封，上头写着“德厚”两个字，就知道是林德厚的笔迹。
我把信封攥在手里，心里像被人拿刀子剜了一下。
我还不起这笔钱，但我不能不要这笔钱，因为日子得过，地得种，猪得喂，我不能让月娥跟着我喝西北风。
我把钱收下了，什么也没说，把月娥拉过来紧紧地抱在怀里，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月娥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像哄孩子一样说：“没事的，建国，都会过去的。”
可事情没这么容易过去。
那年秋天，更大的麻烦来了。
我们大队有个采购员叫王强，是镇上供销社主任的儿子，家里有钱有势，在方圆几十里都吃得开。这个王强，我一早就听说过，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家里的势力，欺男霸女，祸害了不少姑娘。可我没想到，他会盯上月娥。
事情是从中秋开始的。那年的中秋，镇上的供销社搞了个展销会，月娥想去买点针头线脑的东西，我陪着一起去了。在供销社门口，碰上了王强。这小子穿着一身的确良的军便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叼着一根烟，靠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上，派头十足。
他看到月娥，眼睛一下子就直了，烟头差点烧着手指头。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赶紧拉着月娥走了。可王强这小子不死心，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月娥的来历，三天两头往我们刘家坳跑，名义上是来收购农副产品，实际上就是来找月娥的。
一开始他还算收敛，见了月娥就点头哈腰地喊“嫂子”，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走了。可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趁我下地没回来，他拎了两瓶酒和一块布料来到我家，说是来看望看望。
月娥没让他进门，把东西挡回去，说建国不在家，不方便。王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把东西放在门槛上，说了句“嫂子别客气，改天再来”，转身就走了。
月娥把这事儿跟我一说，我当时就火冒三丈，拎起那两瓶酒就要摔。月娥拦住我，说：“你摔了不值当，明天给他们家送回去就是了。”
第二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把酒和布料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王强。王强不在，他爹王主任在，老头儿倒是个明白人，收了东西，连声说抱歉，还一个劲地夸月娥是个好姑娘，说王强不懂事，让我别往心里去。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我想错了。
王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从镇上调到了我们公社的供销社，天天在我们这一带晃悠。他不再直接去我家了，而是在村口等着，每次都当着村里人的面跟月娥打招呼，喊得热热乎乎的，好像跟我家很熟似的。
村里人开始嚼舌头了。有人说月娥跟王强不清不楚，有人说王强看上了月娥，早晚要出事。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像刀子一样扎心。我不是不相信月娥，我是受不了别人这样糟践她。
我找王强谈过一次，在公社供销社的后院。我压着火气，客客气气地跟他说，我跟月娥已经结了婚，让他以后别再来找她了。王强靠在墙上，翘着二郎腿，叼着烟，斜着眼睛看我，笑了一声，说：“刘建国，你一个穷种地的，凭什么娶那么好的媳妇？月娥跟了你，那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你识相点，早点放手，对大家都好。”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钻心。我死死地盯着王强，一字一顿地说：“你再说一遍。”
王强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尖碾灭了，慢慢站起来，比我高半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轻蔑：“我说，你配不上她。”
那一瞬间，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我抡起拳头就朝他脸上砸了过去，王强没躲开，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鼻血当时就流了下来。他也不是吃素的，反手一拳打在我脸上，我们俩就在供销社的后院扭打在一起。
供销社的人听到动静跑过来，把我们俩拉开了。我脸上青了一块，嘴角破了，流了点血。王强比我惨，鼻子肿了，眼眶也乌了，像个熊猫。
这件事闹到了公社，公社书记出面调解，各打五十大板，批评我们俩都太冲动，让王强注意影响，让我注意方式方法。事情表面上解决了，可梁子是结下了。
王强从此恨我入骨，开始处处跟我作对。他知道我家的地缺水，就使绊子不让水库放水给我家浇地；他知道我想多承包几亩地，就找人托关系抢在我前面把地承包走了；他甚至找到大队支书，说我家不交公粮，让支书催我交粮，可我明明按时交了，收据都还在。
我知道这些都是王强在背后搞鬼，可我没有证据，也斗不过他。他爹是供销社主任，他舅舅是县里的干部，我一个穷农民，拿什么跟他斗？
月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天天跟我说：“建国，你忍忍，别跟他一般见识，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可我不甘心，凭什么我过自己的日子还要看别人的脸色？凭什么王强这种人可以为所欲为？我越想越气，越气越想，整个人变得暴躁起来，动不动就发脾气，有时候甚至对月娥也没了好脸色。
有一次，我喝了几口闷酒，回到家跟月娥吵了一架。我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大意是怪她长得太好看，招来了王强这只苍蝇，给家里惹了麻烦。月娥一句话也没说，就那么站在那儿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唇哆嗦着，可就是没掉下来一滴泪。
她说：“建国，你要是心里头有气，你就打我吧，别憋着。”
我看着她那副委屈的样子，忽然就泄了气，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哭了起来。我一边哭一边说：“月娥，我不是人，我不该怪你，我是恨我自己没本事，我保护不了你……”
月娥蹲下来，抱住了我的头，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像哄小孩一样说：“行了行了，别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让人听见笑话。”
从那天起，我变了。我不再暴躁，不再怨天尤人，而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日子过好上。我琢磨着，光靠种那几亩地，撑死了也就混个温饱，要想过好日子，得想别的门路。
我们大队有个养鱼的专业户，姓赵，人家承包了村里的水库，一年能收入好几千块钱。我找到赵师傅，跟他学养鱼的技术，白给他干了三个月的活，一分钱不要，就为了学那点本事。
赵师傅是个厚道人，看我真心诚意，就把养鱼的门道倾囊相授。怎么选鱼苗，怎么投喂饲料，怎么防治鱼病，什么时候该起网，他都教得仔仔细细。我把这些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生怕忘了。
学了技术，就差本钱了。养鱼要承包水库，要买鱼苗，要买饲料，没有个千把块钱根本转不起来。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去找了林德厚。
这次我没好意思当面开口，是月娥去说的。林德厚二话没说，把家里的一头大肥猪卖了，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凑了八百块钱送到我家。
他当着我的面，把钱放在桌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建国，爹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剩这点家底了。你拿去用，赔了算爹的，赚了是你自己的。”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叫了一声“爹”，这辈子头一回叫他爹，然后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给他磕了三个响头。
林德厚赶紧把我扶起来，眼圈也红了，嘴里念叨着：“这孩子，这孩子……”
那年开春，我承包了村里的水库，开始养鱼。
养鱼是个辛苦活，也是个技术活。我天天泡在水库边上，天不亮就起来喂鱼，半夜还要去巡塘，生怕鱼浮头缺氧。夏天热得要命，我光着膀子在水库里捞浮萍，后背晒得脱了几层皮。冬天寒风刺骨，我还要砸开冰面给鱼增氧，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裂了一道道血口子。
月娥也跟着我吃苦。她每天把饭送到水库边上，看我吃完了又回去干活。有时候我会留她一起在水库边上吃饭，两个人坐在草棚子里，就着咸菜啃窝窝头，看着水面上不时跃起的鱼，心里头美滋滋的。
第一年，鱼苗长得不好，死了不少，没赚到什么钱，但也没赔。第二年，我吸取教训，改良了养殖方法，鱼苗长得壮实，到了秋天起网的时候，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最大的一条草鱼有七八斤重。
赵师傅帮我找的销路，鱼拉到县城去卖，一抢而空。我站在鱼摊后面，看着箩筐里的鱼一条条被买走，手里数着钱，心里像是打翻了蜜罐子，甜得发腻。
那一年，我靠养鱼赚了两千多块钱。
我还了林德厚的八百块钱，又还了之前借的那些零碎账，手里还剩下一千多。我拿着这钱，在月娥面前转了一圈，得意洋洋地说：“月娥，你看，咱们有钱了！”
月娥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有钱了了不起啊？赶紧把钱收好，别让人看见。”
可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因为她的嘴角翘起来了，眼角也有笑意了。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第三年，我扩大了养殖规模，承包了两个水库，收入翻了一番。我用赚来的钱把家里的三间土坯房翻盖成了五间砖瓦房，又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的村里可是稀罕物件，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我家看电视，院子里坐得满满当当的。
王强也消停了。他爹退下来以后，他在供销社待不下去了，调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从此再没来骚扰过月娥。后来听人说，他因为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关进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感慨，只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不能走歪路，走歪了，早晚要栽跟头。
日子好了，可新的矛盾又来了。
随着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月娥的娘家那边开始有人眼红了。林德厚是个厚道人，不说什么，可王秀英的嘴就有点不好听了。她常在月娥面前念叨：“你看你们家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也不说拉巴拉巴你弟弟妹妹。你弟弟都二十了，还没对象，你妹妹才十七，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们当哥哥嫂子的，就不能帮衬帮衬？”
月娥每次回来都跟我说这些，我心里头不太舒服，但也没有反对。我拿出钱来给小舅子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小姨子买了一身新衣服，逢年过节还给林德厚家送烟送酒送鱼，比亲儿子还亲。
可人的胃口是会变大的。小舅子要娶媳妇了，女方要的彩礼高得离谱，两千块钱，外加三间瓦房、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林德厚家哪拿得出这么多？王秀英又来找月娥，开口就要借一千块钱。
月娥跟我说了，我心里头不太愿意。不是我不愿意帮衬，而是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开了口子，这次借一千，下次就要借两千，我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总不能全填了娘家的窟窿。
我跟月娥商量，说能不能借五百，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月娥当时没说什么，可第二天她就自己拿了一千块钱，骑着自行车回了娘家。
我知道以后，跟她大吵了一架。
我说：“林月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男人？我说借五百，你偏借一千，你这是什么意思？”
月娥也不示弱，瞪着眼睛说：“那是我弟弟，我不帮他谁帮他？你穷的时候，我爹怎么帮你的？八百块钱，二话不说就给了你，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头又气又愧。我不说话了，转身出了门，在村子外面的田埂上坐了一夜，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家，月娥已经做好了早饭，坐在桌前等我。她的眼睛红红的，一看就知道昨晚哭了很久。她看到我进来，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可又没说出来。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说：“月娥，我想了一夜，是我不对。你爹帮咱们的时候，从来没计较过什么，咱们帮衬你弟弟，也不该计较。那一千块钱，就当是咱们还你爹的恩情。以后你弟弟妹妹的事，咱们能帮多少帮多少，我不拦你了。”
月娥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扑进我怀里，哭得身子一抖一抖的，一边哭一边说：“建国，我知道你是心疼我，怕我累着，可我爹我娘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不能不管他们……”
我拍着她的背，说：“我知道，我都知道。”
后来，小舅子的媳妇说成了，瓦房有三间，是林德厚家东拼西凑盖起来的，我们借的那一千块钱也没还。小姨子出嫁的时候，我们又添了五百块钱的嫁妆，给打了一对银镯子。
这些钱花出去的时候，说不心疼是假的。可看着月娥脸上露出笑容，看着她回娘家的时候腰杆挺得直直的，我就觉得这钱花得值。
日子在磕磕绊绊中往前走，新的矛盾又冒了头。
村里有一些长舌妇，开始嚼舌头说月娥的闲话。说什么呢？说月娥太强势，当家做主，把我这个老爷们儿管得死死的，说我刘建国就是个窝囊废，怕老婆。
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头不舒服了。我是个要面子的人，最怕别人说我怕老婆。回到家里，我开始故意跟月娥对着干。她让我往东，我偏往西；她说这个不能买，我偏要买。两个人三天两头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月娥气得摔了碗，我把桌子掀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又吵了一架，原因说起来都可笑。月娥说院子里的枣树该修剪了，我说不剪也没事，两个人就这么争了起来，越吵越凶，最后月娥气得回了娘家。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满地的碎碗碴子，忽然就后悔了。我这是怎么了？日子好不容易过好了，为啥要跟自己过不去？月娥对我好，对这个家好，我为什么要听那些长舌妇的话，跟自己最亲的人过不去？
我想起月娥嫁过来那天晚上说的话：“咱们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不管以后日子多苦，我都跟着你。”
这么多年了，日子从苦到甜，她一直跟在我身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我有什么资格跟她吵架？我有什么资格让她受委屈？
第二天一早，我骑上自行车，去林家沟接月娥。
到了林德厚家门口，我推门进去，月娥正坐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我来了，头也不抬，继续搓衣服。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说：“月娥，我来接你回家。”
她没理我。
我又说：“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听别人嚼舌头，不该跟你吵架，不该欺负你。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认了。只要你能消气，怎么都行。”
月娥抬起头来看着我，眼眶红了，说：“刘建国，你是不是个傻子？我嫁给你快十年了，你什么时候见我跟别人比过？我不怕人家说我强势，也不怕人家说你怕老婆，我怕的是你不信我，你跟我离心离德。”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一颗一颗掉在搓衣板上的衣服上，晕开一朵一朵的水花。
王秀英从屋里出来，看着我们俩，叹了口气，说：“行了行了，两口子哪有隔夜仇的，有什么话回去说，别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月娥擦了擦眼泪，站起来，进屋收拾了东西，跟我回了家。
从那以后，我不再听那些闲言碎语了。月娥还是那个月娥，能干、泼辣、当家做主。可我不再觉得她是强势，不再觉得她骑在我头上，我明白了，她是在帮我把这个家撑起来。
一个女人，嫁到你家里来，里里外外一把抓，不是因为她想当家，而是因为她有这个本事，也因为她心疼你，不想让你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情。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头一下子敞亮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转眼间我和月娥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们有了一儿一女，儿子叫刘磊，女儿叫刘娟。两个孩子都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在城里找了工作，安了家。我和月娥在村里住着，种点地，养点鱼，日子过得舒坦。
孩子们要接我们去城里住，我们不去。我说城里太吵闹，住不惯，还是村里好，空气新鲜，地方宽敞，左邻右舍都熟悉。月娥也说不去，她说她舍不得这个院子，舍不得那棵老槐树，舍不得那些鸡啊鸭啊的。
其实我知道，她舍不得的，是这个我们一起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家。
那年冬天，我六十一，月娥六十。我们的头发都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可在我眼里，她还是当年那个站在卖花布摊子前的姑娘，脸蛋红扑扑的，眼睛亮亮的，抿着嘴唇跟人讨价还价。
腊月二十三，又是小年。月娥说要包饺子，让我去镇上买肉。我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走在当年走过的那条街上，东看看西看看，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那个卖花布的摊位前。
那个摊位还在，卖花布的换成了一个年轻姑娘，也不知道是当年那个摊主的什么人。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心里头忽然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四十一年了。
四十一年前，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见月娥，在这里救了她，在这里脱口喊出了那声“媳妇”。
四十一年后，我还是那个刘建国，可又不是那个刘建国了。当年那个穷得叮当响的愣头青，现在是村里的养鱼大户，儿孙满堂，衣食无忧。当年那个让我看一眼就忘不了的姑娘，现在是我的老伴，陪着我从青丝走到了白发。
我在街上买了肉，又买了一对红蜡烛，特意绕了个远路，从当年月娥从我家的那条路骑过去。
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路。两边的杨树粗了好几圈，当年光秃秃的山坡现在种满了果树，一片一片的，虽然冬天树叶落了，但能看出来春天的繁茂。
我骑着车，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可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回到家，月娥已经在和面了。她围着围裙，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有些松弛却依然白净的皮肤，头发花白了，用一根黑皮筋扎着，脸上有了皱纹，可眉眼还是当年的模样。
我把肉放在案板上，她让我去剥葱，我乖乖地去剥葱。剥着剥着，我忽然说了一句：“月娥，你记不记得，今天是啥日子？”
月娥头也没抬，一边擀皮儿一边说：“腊月二十三，小年呗。”
“不是，我是说，四十一年前的今天，我在集上头一回看见你。”
月娥擀皮儿的手顿了一下，抬起眼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笑意，也有感慨，她轻轻“哼”了一声，说：“你还说呢，那天你把我吓得够呛，我到现在想起来腿还发软。”
“那你后来为啥去找我？”我问。
月娥低下头去继续擀皮儿，慢悠悠地说：“我不是说了嘛，是我爹让我去的。”
“不对，”我说，“你爹让你去，你就去啊？你心里要是不同意，谁让你去你也不会去。”
月娥没接话，擀了一会儿皮儿，忽然抬起头来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的心都化了的话：
“刘建国，你知道不？那天你在集上喊我媳妇的时候，我心里头其实……是愿意的。”
我拿着葱，愣在了原地。
窗外，开始飘起了雪花，一片一片的，落在老槐树的枝丫上，落在院里的鸡窝顶上，落在那辆早就锈迹斑斑、却一直舍不得扔的自行车上。
我和月娥面对面坐着，隔着四十一年岁月酿成的默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再说话。
可我们的眼睛里，藏着太多太多的话了。
那年腊月二十三，我赶集救了她，喊了她一声媳妇。
第三天晚上，她来敲我家的门，说：“男人说话要算数。”
四十一年后，我想对她说，当年那个承诺，我刘建国这辈子，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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