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的博弈：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美]大卫·I. 科泽著，王晨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664页，148.00元
2020年，梵蒂冈公开了一批上个世纪的档案文献，其内容关乎教廷在二战期间的外交政策和对犹太问题的态度，数量达到上百万件，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布朗大学意大利研究系教授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是首批目睹这批文献的国际学者之一。早在2015年，科泽便撰写了《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一书，并于同年获普利策奖。2022年，他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推出了《战时的博弈：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该书详细讲述了二战时期梵蒂冈与法西斯政权之间的关系。
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 1939-1958），原名尤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 Pacelli），意大利人。1901年，他进入教廷供职，很快便展露出色的外交才能。1917年，他晋升为主教，同年获得名誉总主教的殊荣，随后出任教廷驻巴伐利亚特使，三年后成为驻慕尼黑大使，并担任柏林外交使团的首席。一战期间，他以教宗调解人身份与德国谈判。庇护十一世时期，帕切利常以教宗私人代表的身份到访世界各地进行外交活动，不仅遍访欧洲多国，还罕见地出使美洲（段琦：《梵蒂冈的乱世抉择》，金城出版社，2009年，252页）。1929年，帕切利擢升为枢机主教，翌年接任教廷国务卿。1933年，他代表教廷与德国签订政教协定。1936年，他到访美国，其间得到罗斯福总统接待，改善了梵美关系。1937年，帕切利还代表教宗出席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然而，围绕庇护十二世的历史评价，尤其是他在二战期间对纳粹政权及犹太人命运的态度，至今仍充满争议，使这位复杂人物成为学界激烈辩论的焦点。
庇护十二世
本书作者大卫·科泽致力于意大利政治历史、梵蒂冈史和犹太研究，是《现代意大利研究》创刊人及主编之一，除获普利策奖外，他还曾两次荣获美国历史学会意大利历史研究会颁发的马拉罗奖。纵观科泽早年间的作品，他几乎梳理了整个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梵蒂冈—意大利政教关系史。《战时的博弈》分为四个部分，共三十九章，所披露的细节覆盖了从1939年庇护十二世上任到1945年意大利战争结束。整部作品延续了大卫·科泽的一贯风格，以珍贵、深厚的档案文献为支撑，运用小说笔法，将梵蒂冈与意、德法西斯政权的纠葛同二战进程巧妙融合，情节细致入微又波澜壮阔。
沉默的教宗
庇护十二世在二战期间与德国的关系，及其对纳粹屠犹的态度，是二十世纪教会史乃至二战史研究中争议最激烈、分化最严重的议题之一，这也是《战时的博弈》无法避免的核心问题。该议题的焦点在于庇护十二世对轴心国发动战争未作任何批评，尤其是对纳粹屠犹的沉默，未表达明确的谴责和抗议。教会领导层的立场似乎仅限于：只有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应免于迫害。关于这位教宗是沉默的旁观者，还是幕后的拯救者，史学界形成了“黑色传奇”（leggenda nera）与“粉色传奇”（leggenda rosa）两大对立叙事。
一派学者对庇护十二世予以猛烈而尖锐地谴责，以约翰·康威尔（John Cornwell）为代表，其专著《希特勒的教宗》（Hitler’s Pope: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I,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2008）引发了对庇护十二世战时角色的巨大分歧，即帕切利究竟是反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还是一位沉默的懦夫？这一派致力于推翻前人的“营救神话”，认为庇护十二世为希特勒的背书致命地削弱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并最终导致了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例如：Susan Zuccotti, Under His Very Windows: The Vatican and the Holocaust in Ital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niel Jonah Goldhagen, A Moral Reckoning: The Rol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Holocaust and Its Unfulfilled Duty of Repair, Knopf Doubleday, 2003）。
约翰·康威尔著《希特勒的教宗》
另一派教宗辩护者则认为，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是一种隐蔽策略，实际他从纳粹手中拯救了数百万犹太人。在非常态情况下，他担心贸然发声会失去德意志天主教民众的支持，招致希特勒对德国和波兰的天主教的打击报复（例如：Pierre Blet, Lawrence Johnson, Pius XII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Paulist Press, 1999; Ralph McInerny, The Defamation of Pius XII, St. Augustines Press, 2001; David G. Dalin, Myth of Hitler’s Pope: How Pope Pius XII Rescued Jews from the Nazis, Regnery History, 2005; Gordon Thomas, The Pope’s Jews: The Vatican’s Secret Plan to Save Jews from the Nazis, St. Martin’s Press, 2012）。
显然，大卫·科泽属于前者。他在早期作品中就已披露罗马天主教会可能对纳粹大屠杀负有责任。在《战时的博弈》中，他更以大量篇幅阐述庇护十二世在不同阶段对犹太人遭遇的沉默。虽然作者承认教宗一直将犹太人视为保护对象，但他无法理解“教宗在罗马犹太人走向死亡时的沉默”（360页）。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境内的“种族行动”，到希特勒对集中营犹太人的清洗，科泽笔下的庇护十二世始终沉默。即便在1943年9月德军占领罗马后，教宗依然“没有对驱逐罗马犹太人一事发表任何高调的言论”（359页）。
大卫·科泽
大卫·科泽也敏锐地察觉到战争进程对教宗行为的影响。1939年战争初期，庇护十二世基于对轴心国将赢得战争、主宰欧洲的信心，将保护教会视为首要职责，认为与法西斯政权合作能保证教会在意大利的持续影响力（456-457页）。1942年轴心国败相初现时，教宗出于现实考量，除偶尔提及少数群体和小国苦难外，始终保持沉默（457页）。然而科泽认为，如果教宗能高调谴责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那么他们发动战争就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其宣传主张也会遭到破坏。因为不少纳粹支持者都是在教堂中长大，自视为天主教徒（458页）。现实却是，随着德军的扩张，庇护十二世不得不在中立与支持法西斯之间寻求平衡。
二战中的意大利
1929年，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签署了《拉特兰协约》，这是二战时期庇护十二世与墨索里尼推进合作的基础。根据该协约，梵蒂冈承认世俗的意大利王国，解决了六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罗马问题”，结束了亚平宁半岛的政治分裂。该协约提高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的国内与国际威望，也为1933年德梵政教协定提供了范本。作为交换，罗马天主教获得了国教地位及教会在公共空间的社会政治职能，教宗也被赋予了完全独立与合法的政治外交权。因此，有学者将当时的意大利称为“教权法西斯政权”（Clerical Fascist Regime），视《拉特兰协约》为教廷与法西斯政权双方妥协的产物。实际上，政教协定无法完全化解双方的固有矛盾，教廷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天主教虽恢复了国教地位，但不再享有中世纪教皇国时期的特权。双方在青少年教育权力上存在争夺，墨索里尼曾对公教进行会（Azione Cattolica）发起攻击。对于教廷而言，意大利政府应确保民众对天主教会的追随，应由教会决定人民的道德准则；而法西斯政权既希望利用教宗的权威，又不愿看到其权威的彰显。科泽在《教宗与墨索里尼》中描绘的教廷与墨索里尼的博弈，延续至《战时的博弈》。他通过对墨索里尼私生活的描写，将其刻画为“法西斯的神圣三位一体：教会、君主和领袖”（273页）。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美]大卫·I. 科泽著，陶泽慧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6月出版
通常认为，二战始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而墨索里尼直到1940年6月才宣布参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处于战场边缘。随着意大利卷入战争并逐步成为战场，盟军对罗马的轰炸集中展现了意大利本土战事的严峻，以及各方势力对意大利政权的周旋与争夺。罗马不仅是教宗与墨索里尼的争夺之地，也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角逐目标。它位于亚平宁半岛中部，是铁路交通枢纽、空中航运中心，也是法西斯政府所在地。自意大利参战后，教宗最担心的就是罗马城遭受破坏。1943年盟军登陆西西里后，庇护十二世一直主张将罗马设为不设防城市。即便如此，罗马城仍遭到了盟军轰炸。在科泽看来，庇护十二世呼吁罗马为不设防城市的努力受到限制，原因在于他此前对德国袭击华沙、伦敦、鹿特丹的沉默。然而，从意大利境内的战况发展来看，罗马实为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必争之地。由于盟军增援不及时，希特勒抢先攻占了罗马。
罗马城遭轰炸加速了墨索里尼的倒台，教宗面临两个危机：其一，如何否认自身对推动民众支持法西斯政权负有责任（313页）；其二，如何在意大利两个政府间周旋，即如何看待意大利王国政府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以及这两个政权的合法性（345页）。庇护十二世既是罗马的教宗，也是意大利的教宗。问题的核心在于：意大利将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是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在政权真空的情况下，无论意大利选择哪一条路径，教廷始终是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由于教宗的存在，《拉特兰协约》的命运并未随法西斯政权的覆灭而终结，因为缔结条约的主体是教廷与意大利政府，该协约得以延续至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直至1984年，梵蒂冈与意大利共和国签署《玛达玛庄园协定》，作为对《拉特兰协约》的修订，正式结束了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国教地位。
除了法西斯意大利，庇护十二世还需应付德国纳粹政权。为了平衡与轴心国之间的关系，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元首和领袖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彼此利用，又相互怨怼，充满纠缠与张力。如果说庇护九世是“梵蒂冈的囚徒”，那么庇护十二世堪称“法西斯的囚徒”。自担任教宗起，庇护十二世便选择谨慎路线，始终保持中立，寻求“正义的和平”，致力于维持教会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互利合作。
教宗和群像人物的刻画
大卫·科泽将教宗庇护十二世塑造成一位胆怯、多虑、谨慎、保守的外交家，而非简单构建一个纯粹好的或坏的宗教领袖。科泽通过庇护十二世战时的讲话呈现其模糊形象，他的理解是，教宗的“晦涩的神学语言”和“道德主义的陈词滥调”，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中“穿插让双方都认为是支持他们的观点”（458页）。在本书的记叙中，庇护十二世上任之初曾梦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但其召开国际和平大会的意图仍需征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意见（51页）。1943年5月，教宗在其战时广播中重申主题，即“抚慰战争的苦难”与“对世界恢复真正和平的呼吁”（274页）。1944年，战争爆发五周年之际，教宗发表全球广播，表达对意大利和罗马遭遇的控诉（421页）。直至1945年圣诞演讲中，庇护十二世终于发表了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明确谴责（449页）。
《战时的博弈》的一大亮点是对重要事件参与者的群像刻画。这些人物包括：庇护十二世的国务卿路易吉·马利奥内；两位副国务卿多梅尼科·塔尔蒂尼和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后来的教宗保禄六世）；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贝尔纳多·阿托利科；墨索里尼的女婿、时任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意大利玛法尔达公主和玛利亚·何塞王妃。大卫·科泽还利用新解密的多国档案，描绘各国驻梵蒂冈大使的日常见闻。他们每天都会从梵蒂冈城发回报告，记录他们与教宗身边人士，或偶尔与教宗本人见面的经历。这些人包括德国菲利普·冯·黑森亲王、意大利驻教廷大使拉斐尔·瓜里利亚、法国驻教廷大使德·奥尔梅松、美国罗斯福总统私人特使麦伦·泰勒等。透过这些重要配角与教宗及教廷人物的接触，作者得以从非教宗、非元首与领袖的“第三视角”重塑那段历史。大卫·科泽在采访中比喻自己对人物的描写像“万花筒”一般。在这个维度的叙事中，一个斡旋于各国间的教宗形象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他期望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但实际上被动卷入大战，受制于德意法西斯政权的桎梏。在这些群像眼中，教宗努力维持“独立的角色”（210页），而“梵蒂冈最关心的是如何在风暴中生存下来”（341页）。
玛利亚·何塞王妃
这种群像解读基于多国、多边、多人物档案材料的收集。大卫·科泽常年在不同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收集资料，据其称，仅电子档案就已阅读八千多页。书中不仅运用了梵蒂冈的档案，更利用多边材料叙述同一历史场景，涉及英国战时内阁、外交部；法国外交部、法国的罗马宗座档案；德国外交部、德国驻罗马—梵蒂冈代表档案；意大利国家中央档案馆、罗马国家档案馆、公共安全局、意大利驻宗座大使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等。就本书讲述的历史本身而言，虽然已是大众熟知的故事，但从材料来看，随着各国每年不定期更新开放的国家档案，科泽在书中运用了许多首次面世的新材料。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叙事结构的弊端在于，在多样化的档案中，梵蒂冈和教会的档案相对被弱化，时常会在书中看到用他国参与者的评判代替教宗本人的意见。如果仔细对比书中脚注，科泽叙述某一事件时的引用材料，多为教宗身边人士或相关亲历者的他者档案，而少引用庇护十二世本人对相关事件的材料。在多边材料的互证中，主角的声音反而被淹没了。
余论
《战时的博弈》再度揭示了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欧洲至暗时刻的艰难处境，它既没有像约翰·康威尔那样抨击庇护十二世为“希特勒的教宗”，也不同于迈克·赫泽曼（Michael Hesemann, The Pope and the Holocaust: Pius XII and the Secret Vatican Archives, Ignatius Press, 2022.）笔下那位为犹太人挺身而出的教宗形象。大卫·科泽在书的结尾作出“最后的思考”，认为庇护十二世的沉默动机是避免轴心国对教众采取行动，从而造成教会的分裂。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书叙述了一个成功的故事，即教宗实现了他的目标，以某种方式拯救了罗马天主教会，使其免受纳粹侵害，也保全了永恒之城罗马。如果用三个问题审视庇护十二世的战时角色：他做错了什么？他没有做什么？如果他做了，历史将会如何？具体而言，如果庇护十二世对希特勒（受洗为天主教徒）进行绝罚，公开谴责纳粹主义及其侵略罪行，尤其是大屠杀，会发生什么？科泽对这个假设性问题的判断是：“如果从战争时期为保护罗马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而采取行动来评判庇护十二世，那么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的教宗任期是成功的”（463页）。回到问题本身，对庇护十二世的历史评价必须超越二元对立，从更长的时段、二战的局势和帕切利的初心出发考察。本书的遗憾之处也在于此，庇护十二世在逆境和挑战中的挣扎和焦虑未能充分体现在本书里。为了维护天主教会的普世利益，面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扩张，教廷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对战争遇害者使用委婉措辞，表现出外交上的迟滞，也许现实是教宗“不能”，而非“不可以”。
1929年墨索里尼签署《拉特兰协约》
必须指出的是，具有犹太背景的大卫·科泽无法脱离犹太人的天然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其父亲莫里斯·科泽是1944年盟军的犹太随军牧师，盟军进入罗马后，他与罗马的首席拉比在犹太会堂举行了第一次礼拜（468页）。科泽几乎是听着这段故事长大的，因此在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个性化的讽刺勾勒：“在教宗看来，有坏法西斯和好法西斯，纳粹政权也有好人和坏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是他们对教会的态度，尊重和加强教会地位的是好的，威胁教会影响力和活动则是坏的”（461页）。此外，本书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遗漏了教会内部和意大利国内的反法西斯主义。它未呈现完整的罗马天主教会治理与政治叙事，未提及基层教区、神职人员和信众在动荡政治环境中的适应过程和他们自己的态度。相反，作者始终对教士群体抱有偏见：“为了让领袖高兴，作为意大利教会的宗主教，教宗完全不阻止意大利最知名的教会人士对轴心国战争表示公开支持”（207页）。科泽全然将教宗与教廷、教会与政府、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画等号，忽略了其中的反法西斯力量。事实上，当时不乏神职人员发出呼吁，比如美国耶稣会士文森特·麦考密克神父，以及后来的若望二十三世教宗。这种偏见同样体现在作者对意大利史的叙事中，意大利以轴心国身份参战过程中，“抵抗运动”（Resistenza italiana）作为一支重要民族力量未在书中被提及。无论是盲从的信众，还是游击抵抗的普通人民，都说明应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考察。
《战时的博弈》对当代教会的启示意义在于，它彰显了一种世俗中的牧者形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在意大利社会的世俗化浪潮背景下，罗马天主教会向现代化的自由转向，可以被视为对法西斯政权时期教会保持沉默的补偿。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起，罗马天主教会开启现代化改革，颁布文件《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作为正视这一历史问题的起点。此后，天主教会相继设立“与犹太人宗教关系委员会”，并陆续发布三份官方声明，以回应教会内长久存在的反犹主义问题。然而，要回应基督宗教在二战期间对纳粹屠犹的历史责任，以及反犹主义问题的历史包袱仍然沉重，很难一蹴而就。其中，《我们要铭记：对大屠杀的反思》正式回应了二战期间天主教会对犹太问题态度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明确了教会在纳粹屠犹中的历史责任。二战时期教廷与法西斯政权的复杂历史，与战后教会现代化转型共同实现了对历史的反思和道德的回应。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宗教权威在政治外交与公共社会的夹缝间，仍旧面临持续的结构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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