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头条勋章，记创作时光#长期以来，考古为人所熟知却又不完全为大众所知，这是一个尴尬又艰难的境地。在美国大片里，考古是英雄美女加探险；而在中国的通俗小说里，则是盗墓加收藏。这就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告诉大众现代考古到底是什么，考古学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又有什么联系。
考古是探源、不是挖宝
什么是考古？许多人将它等同于文物收藏或文物鉴定;许多人将它看作是一门浪漫的学科，把它与搜寻埋藏的珍宝和探索失落的文明联系在一起，比如打开金字塔，或者寻找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其实现代考古学是一门严谨和要求很高的学科。考古学家寻找的也并不都是稀世珍宝，而大多是古代人类丢弃的垃圾。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Piggott)戏称，“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科。”一些考古学家毕生研究古代人类甚至现代人的垃圾，他们并不是在寻宝，而是像侦探一样来寻觅遗留在这些垃圾里的远古社会的信息。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说过，“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他指出：考古学利用的资料虽然是物质遗存，但是它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的，不只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美术概念以及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夏鼐先生还指出：考古学研究的是具有社会性的实物，不是孤立的一件器物，后者是古董。通过这些社会性的实物，我们可以研究一个社会或一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传统。从横的方面来了解每一个时期人类的各种活动和这些活动之间的互相关系，从纵的方面可以研究人类各种活动在时间上的演化，进而阐明这些历史过程的规律。
在各种大众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考古学家的身影，特别是有了轰动性的考古发现。如秦始皇兵马俑和曹操墓，它们的发现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当我们到全国或世界各地旅游，博物馆、著名的考古遗址和历史遗迹往往是主要的参观景点。造访埃及金字塔、雅典神庙和印加废墟不再像几十年前仅仅是有钱人的专享。北京的长城、故宫和西安的兵马俑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吸引着无数国际游客。
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好奇，不仅仅是对人类历史的探寻，其中还有一种强大的怀旧情结。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口拥挤、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被剧烈地简化，世界上一度色彩斑斓、风情万种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正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迅速消亡。当越来越多的族群在面对现代文明浪潮逐渐放弃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时，考古学家便成为世界上濒危文化的保护者。当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古朴的乡村和民居在城市改造中化为瓦砾时，也只有考古学家的手铲和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才有望使部分文化遗产免于灰飞烟灭。
对于“考古”这个术语，一般大众会以为这门学科的任务就是“考证古代”。其实，考古学是一门西学东渐的学科，于20世纪初自西方引入中国，而这门学科最早起源于西欧。英文的archaeology由来自拉丁文的词根arche与英文的词尾ology（……学）构成，arche的原意是“开端、来历、起源”的意思。此概念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古代圣贤最初对世界万物来历的冥想和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自然、人类和社会起源的思索，后来才专指对人类史前史的探究。日本引入欧洲考古学的时间要比中国早，日本学者用中国宋代《考古图》中的“考古”来作为英文archaeology译名，后来中国考古学家也延用了日本学者的译法。因此，“考古学”的原意与“考证古代”还是有很大距离。而今天，考古学被定义为一门从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从该术语的本意出发，这门学科应该被理解为从物质材料来探索人类的来历，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
探寻人类的来历
除了保护、发掘和宣传文化遗产，传承古代文明的光荣职责外，考古学有一个基石，那就是探究人类的起源、农业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而这篇文章，我想来说说考古学是如何探寻人类自身来历的。
20世纪7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界有过两场争论，与人类的起源有关。一场是“亦猿亦人”的讨论，一场是“人类起源特定环境”的讨论。虽然这两场争论是在“文革”后期进行的，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但是将当初的认识与今天古人类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我们可以理解这门学科在认识我们自身来历上的重要作用。
“亦人亦猿”是已故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院士在1974年一篇题为《人和猿的界线问题》中提出来的看法，认为“从古猿下地开始向人的方向发展，到制造工具的真正的人出现，其间有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或正在形成中的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是亦人亦猿的阶段”。在当时的特定氛围中，这一观点受到了“工农兵”的批判，认为它是“把人同动物等同起来的庸俗进化论”，而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是“非此即彼”的。当人类制作了第一把石刀时，完成了这一进化过程的飞跃。当时，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主要参考的经典。在引用恩格斯的这篇经典时，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篇经典中，恩格斯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所以，制造工具是人和猿的分野。但是，恩格斯又说：“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劳动应该在人出现之前，是劳动将猿改造成人类的。
另一场争论源自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在《化石》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现代的猿能变成人吗》的文章。周国兴认为：首先，人猿共祖的猿类祖先和现代猿大不一样，换言之现代的猿已经变得过于特化，无法再演化成人；其次，人类起源是在特定环境里发生的，现在的自然环境已不同于人类进化时的环境了。这一观点也受到了“工农兵”的批判，称之为强调外因而无视人类进化的内因。
吴汝康和周国兴发表的是学术观点，而批判性争议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行为，不能被看作是真正的学术讨论。其实在当时，南非和东非已经出土了大量南方古猿的材料，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大有裨益，但是当时国内信息比较闭塞，在封闭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过去几十年来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还有遗传学的进展让我们对自身来历的细节完全改观。
东非奥杜威峡谷出土的能人、南猿鲍氏种和直立人化石，这三种人科动物曾一度共生。
20世纪6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利基夫妇(Louis Leakey，Mary Leakey)及他们的大儿子乔纳桑(Jonathan Leakey)在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了175万年前与石器共生的鲍氏东非人（南方古猿鲍氏种）和能人，将人类的历史翻了两番。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nson）在埃塞俄比亚哈达尔地区（Haldar）发现了一具320万年前的南猿骨架化石，骨架相当完整，保存了40％的骨骼，根据骨骼形态分析，化石主人为女性，年约20岁。骨盆和膝关节表明她已经能够完全直立行走。当时为庆祝这一伟大发现，在田野工作现场播放了甲壳虫乐队的《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因此将她命名为“露西”。1975年，约翰逊团队在另一个地点找到了更多类似的化石，于是他们将这类早期人科命名为“南猿阿法种”。虽然露西还不会制作工具，但是阿法种当时被认为是人类演化谱系上最早的成员。1976年，玛丽·利基在奥杜威峡谷的莱托里（Letori）发现了南猿阿法种在火山灰上留下的脚印，从脚印判断阿法种身高约1.2~1.5米，已经能够完全直立行走。用钾氩法对这些脚印的火山灰进行测年，得出了距今360万年的结论。
1994~1995年，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Awash）中部地区出土了比阿法种更加原始的化石材料。这是一批代表17个个体的牙齿和骨骼，显示出一种黑猩猩和人类的混合特征，总的来说要比南猿更接近猿类。发现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蒂莫西·怀特（Timothy White）将其命名为一种新属新种“地猿始祖种”，它们的生存年代为距今440万年。怀特团队后来在这一地区又找到了更早的化石材料，既显示了后期人科成员的共同特点，也表现出现生大猩猩的一些特点。这些材料的年代比地猿始祖种更古老，距今达580万年。怀特将后者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种”，而将距今440万年的化石材料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始祖亚种”，并认为这批化石材料代表了人类与黑猩猩最为接近的祖先类型。地猿的先祖地位刚确立，一支由法国和肯尼亚学者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公布了他们在肯尼亚图根山区（Tugen Hills）发现的12件绰号为“千禧人”的化石材料。发现者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知的属种，学名为“原初人图根种”。“千禧人”的年代测定在距今620~560万年，比地猿始祖种始祖亚种早了150万年左右。
2001年在乍得丢拉伯沙漠（Djourab Desert）中又惊现一具头骨、一个下颌骨和一些牙齿化石，被命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绰号“托麦人”，年代距今700万年。这具头骨因为受挤压而变形。研究者利用电脑对头骨标本进行修复，利用三维电脑绘图技术将其变形部位逐一复原。复原后头骨的性状的分析表明，托麦人是直立行走的，因为头骨眼眶上下缘直线与颅骨底面是垂直的，说明其呈直立姿势，头骨位于脊柱之上。因此，尽管有人持谨慎态度，但是研究者认为托麦人很可能是人科演化主线上的早期代表。
乍得人头骨
在考古学家不断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同时，遗传学家开始采取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分子钟（Molecular clock）来确定人猿分离的时间。1962年，量子化学家埃米尔·朱克坎德（Emile Zuckerkand)和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在对比了来源于不同生物系统的同一血红蛋白分子的氨基酸排列顺序之后，发现其中的氨基酸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以几乎一定的比例相互量换着，即氨基酸在单位时间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置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利奇(V.Sarih)和威尔逊(A.Wilson)在比较了人、猿和猴血清白蛋白之后发现，人、黑猩猩和猩猩的血清蛋白存在1％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人和猿大概是在500万年前分道扬镳的。这个年代比当时大部分古人类学家推断的年代要晚得多。20世纪80年代以后，DNA技术的改进已经能够更加精确地推断人和猿的亲缘关系，这一方法表明人和黑猩猩的关系最为接近，并且推算出人与黑猩猩分手的时间大约在距今800~500万年之间。
但是随着化石材料的积累，古人类学家们发现人类起源和演进的轨迹非常复杂，完全不是以前所想象的那种单线直进或阶梯状递进，更像是错综复杂的树丛甚至藤蔓。到20世纪90年代，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已达1000多个个体，定名8个种，分别是非洲种、阿法种、粗壮种、鲍氏种、羚羊河种、埃塞俄比亚种、湖畔种和惊奇种。利基夫妇次子，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Leakey)将人类的进化谱系称为“一个拥挤的人科”。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各类物种都有许多亚种或变种，包括人类的近亲猿类也有至少4个物种，现在看来人类的演化过程也不例外。这一过程是和其他物种类似的成功与失败的尝试，它完全不是过去想象的那种新旧更替的单线累进，而更像是竞争激烈的淘汰赛，最后只有一个胜出。早期的竞争者很多，在我们进化谱系上最后一个被淘汰的是尼安德特人。
考古学在人类探源上的成果能够为三十年前那两场争论带来什么洞见和评判呢？
第一，人类起源确实存在一个“非人非猿”的阶段。目前，国际古人类学界将直立行走作为人猿的分野，所以早期的人科（Hominidae）动物包括了种类繁多的一大批物种。这些物种已经和我们一样能够完全直立行走，但是头部和脑量还保留着很多猿类特点，所以他们更像是动物而非真正的人类。南猿就是典型的非人非猿的物种。到某南猿开始制作第一把石刀，他就变成了“能人”，被归入人属（Homo）的分类。即使在制造工具的人属中，也有很多物种，如能人、直立人、匠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等。他们或是祖裔关系，或是平行的堂兄弟关系。
第二，制作工具并非人类唯一的特征。现在我们知道，动物界有许多动物会使用和制作工具。比如：黑猩猩至少有13种不同的使用工具的实例，最著名的就是用仔细修理的树枝钓取蚁巢中的白蚁；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一种啄木鸟会用一根荆棘从树皮中挑出蛴螬和其他昆虫；加利福尼亚沿海的海獭会漂浮在水面，胸部放一块石头作为石砧将作为食物的牡蛎砸开；胡秃鹫为了食用动物长骨中的骨髓，会用一种投弹动作，从几百米的高空向地上的大石块反复投掷直至其破碎；卷尾猴会用不同的“砸击”方法来砸开坚果的外壳。因此，使用和制作工具并非人类所特有。
第三，早期人类的化石都被发现在非洲的疏林旷原上，如东非大裂谷和南非的旷原。因此，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与其祖先的森林环境确实有根本的不同。如果人类的祖先不是因为各种原因，移居到开阔的草原上，那么他们就不会直立行走，最终转变成今天的人类。
乍得人头骨，图片来源：刘武《乍得头骨：最早的人类化石》，《科学》2002年05 期。
人类进化图谱，图片来源：刘武《群星闪耀的利基家族》，《科学》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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