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世界风云突变，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从19世纪英国殖民势力的东渐。随着英国殖民势力从印度半岛向喜马拉雅山区延伸，锡金的命运开始了不可逆转的转折。大航海时代开辟新航路后，英国人最初以商人面目出现在印度，但很快他们就露出了殖民扩张的本质。随着一系列征服与扩张，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势力范围，而他们的触角继续向喜马拉雅山脉方向延伸。
锡金由于其扼守喜马拉雅山南麓、沟通印度与中国西藏的战略位置，很快成为英国殖民者觊觎的目标。在历史上，锡金正是恒河与雅鲁藏布江地区之间商道的重要节点，商人们正是通过锡金的通道来往于两大水系之间。进入现代地缘政治语境，锡金位于印度东北部的西里古里走廊之上，这条狭窄的通道将印度中部与东北七邦连接起来，谁控制了锡金，便能对印度的东西交通线构成实质性威慑。
1814年至1816年间，尼泊尔被迫割让大片领土给东印度公司，外交自此受英国监督；锡金也因为1817年的条约而开始丧失部分自主权。181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锡金签订《梯塔利亚条约》，初步将锡金纳入英国的影响范围。18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借调停尼泊尔与锡金矛盾为由，强行租用锡金一块长24英里、宽6英里的土地，作为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根据地。
1861年，英国正式完成对锡金的实质性控制。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随意寻找借口强占锡金大部分国土，囚禁锡金国王，逼迫其签订条约，使锡金彻底沦为英国附庸。锡金国王曾向驻藏大臣发出紧急求助，请求清廷不要将他们划出“圣朝版图之外”，甚至情愿放弃国土进入西藏避难。然而，当时清廷国力日衰、内部动荡，驻藏大臣升泰在锡金危急存亡之际竟以消极态度应对，仅派一名小官“巡视”了事，锡金终在孤立无援中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诸外藩中的不丹也在1865年《辛楚拉条约》签订后丧失大片领土，开始在内政上受到英国的强力干涉。
1887年，英国强占锡金全境，并派驻专员直接管理。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将扩张的矛头直指中国西藏。由于清王朝统治末期的腐朽无能，清军在此次战争中失利。在中锡边界问题上，中锡边界争端的根源正在于此。引发边界争端的隆吐归属争议，表面上是边界划定问题，实质上不过是英国和英属印度发动侵藏战争的托词。
1890年3月17日，在中国国势衰微的背景下，清政府代表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敦在印度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亦称《加尔各答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正式宣告了锡金作为中国藩属的千年历史走向终结。根据条约的核心条款，清政府被迫承认锡金“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依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径办”，英国正式确立了对锡金的保护国地位。在边界划设问题上，条约以“分水岭划界”的原则划定了中国西藏地区与锡金之间的边界：以流入锡金梯斯塔河及其支流的水流和流入西藏莫竹河及向北流入其他西藏境内河流的水流间的分水岭为界。
这一划界方案对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妥协与重大损失。在中锡传统边界中，分水岭以外的日纳宗本是中国的领土，并不存在边界争议。然而英国通过条约强行将日纳宗划入其保护下的锡金，从而取得了从锡金方向对中国西藏的战略交通态势。从法理上看，《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其中的“分水岭划界”却也是双方共同认同的。此后，1893年中英签订续约及相关章程，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对锡金余留的主权色彩。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该条约的签订过程充满了不平等，却为中锡边界建立了法律文件意义上的界定。1895年，中英双方又共同在地面对边界进行了标定工作。此后直到20世纪中叶，洞朗地区所在的这段中锡边界再无变动。更重要的是，1904年英国通过《拉萨条约》加深了对西藏的觊觎，殖民扩张的手腕越发强硬，但中锡边界自1890年条约确立后作为独立段位一直保留了下来。
尽管遭遇英国的强权压榨，锡金国王仍做了大量努力维护与清朝的关系。在后续的交涉中，锡金坚持保留向清廷和西藏朝贡的权利，这在殖民语境下是十分独特的姿态。朝贡贸易能够给锡金王室带来可观的赏赐，同时也是锡金王室宣示自身政治存在的重要方式。在殖民者的重压下，锡金王室依然试图维系与中国的政治联系，这种选择的本身便说明了锡金与中国的历史渊源的厚度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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