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图景中，所包含的不只是语言判断这一层面更广的综合体，还包括各种表征与经验，而这些内容也会受到价值判断的支配。
奴隶制社会形态塑造了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可见或不可见的认知模式。尽管那位电视主持人把阿耳忒弥斯二号任务机组成员的多样性概括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黑人”，这种说法招致批评并非全无道理，但相关攻击仍显得过于仓促。这句话当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不能仅凭这一句，就自动认定说出这句话的人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
这样的保留意见听上去或许像学院式的委婉说法，但在讨论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问题时，如果不想轻易站到道德审判的位置上，这样的澄清仍有必要。所谓仓促，指的正是一种急切、欠缺反思的态度，它只会加剧对立，而不是促成对话。
在奴隶制社会形态内部，即便旧有奴隶制结构的物质基础已经消失，这种社会形态本身仍在延续，因此相关认知过程也格外复杂。废奴主义者若阿金·纳布科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奴隶制将在很长时间里继续作为巴西的民族特征存在……它像一种无声的抚慰，包裹了我的整个童年。”奴隶制社会形态塑造了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可见或不可见的认知模式。前者会转化为规范，后者则表现为某种条件反射式的举动，映照出这种社会形态本身。正是这种反射性，制造出一个感知场域，并由此催生带有歧视性的情感反应。
在世界图景中，所包含的不只是语言判断这一层面更广的综合体，还包括各种表征与经验，而这些内容也会受到价值判断的支配。支配这些判断的，是“种族”这一过时而模糊的范畴。尽管这一概念原有的内涵已被不断抽空，但它依旧保有现实中的作用力，因此得以延续下来，并会在意想不到的场合重新浮现或显现。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巴黎，一个扒手偷走了一名巴西人的信用卡。后来，一位知名的进步派知识分子讲述自己也有过类似遭遇，但他在警局还经历了第二重不快：警方让他长时间坐着等待，而且旁边“全是那些非洲人”。在这种说法背后，隐含着一种默认逻辑：非洲人等同于曾经被奴役的黑人，进而又等同于巴西的非洲裔群体，而后者正是隐性偏见的对象。
这种言语上的偏差，与那位女记者说“男人、女人和黑人”颇为接近。但要因此直接把她认定为具有种族主义意识的主体，仍然相去甚远。因为可见的歧视与不可见的歧视、也就是语言失误之间的差别，还需要放到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行为里去检验。比如眼下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卡诺阿斯，一家法院以“她是宗教领袖母亲”为由，裁定对一名被告实施预防性隔离，这就是毫无疑问的宗教种族主义。
总体而言，问题最终仍会汇聚到语言上。语言是一种会“借主体之口说话”的游戏，它以结构性的力量映照着奴隶制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反种族主义的学校教育、书写和影像才如此重要，制度层面的再培训显然也同样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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