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春，湖南慈利县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收到了一份来自省城的邀约，内容是请他出任湖南省委观察员，享受省委常委待遇。
对于一个老党员来说，这样的安排算得上是一份极高的政治认可。听到消息的老人沉默许久，最终只说出了简短的六个字：
老人名叫杜修经，他之所以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的名字在近30年的革命历程中，先后5次被教员在《毛泽东选集》中点名。
1907年，杜修经生于湖南慈利县的一个普通家庭。18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这一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高峰期，大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杜修经年纪虽轻，但进步却很快。1926年，他负责长沙市学生联合会的工作，随后又担任了铜官地委书记。1927年初他出任华容县委书记，同年，又担任醴陵县委书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候被放在了一个又一个重要岗位上。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局势。湖南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杜修经奉命转移到安源，担任湘东特委委员兼安源市委秘书，负责当地党组织的地下工作。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任务，就发生在此后的一年间。
1928年4月，教员率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红四军正式成立，这支部队成为后来人民军队的摇篮之一。
但由于地处偏远山区，缺乏电台等通讯设备，红四军与中央和湖南省委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
湖南省委急切地想要了解这支部队的状况。于是派杜修经为省委的全权代表，前往井冈山与朱、毛等人建立联系。
说来曲折，杜修经前两次上山都失败了。第一次在南坑遇到国民党团防队被迫折返，第二次被敌人抓住后又侥幸逃脱。直到1928年5月底，他第三次出发，在交通员一站一站的护送下，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终于抵达井冈山茅坪，第一次见到了教员。
据他后来回忆，这次会面的气氛颇为愉快。教员读了他带来的省委信件，一边看一边点头，信中提到红军必须建立一个稳固可靠的根据地——这与教员当时的思路不谋而合。
兴致之下，教员甚至当场提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设想——在井冈山办一所“红军大学”，并建议杜修经留下来出任“校长”。
杜修经受宠若惊，连忙表示这次的任务是了解情况，要回去向省委汇报。但任谁也没有想到，正是他回去后的这次汇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回到安源后，杜修经向湖南省委详细报告了井冈山的情况。他重点谈了红四军处境艰难，强调教员本人既要担任党代表又要抓边界特委的工作，一个人有时很难顾得过来，希望省委能多派一些优秀干部上山协助工作。
他的出发点虽好，但在汇报中却存在重大偏差。他没有把红四军在军队建设、土地革命方面的成功经验讲清楚，对井冈山根据地战略意义的认识也不够深刻。
省委领导据此产生严重误判，认为红四军在山上“处境危险”，不如转移到群众基础更好的湘南去。于是，湖南省委做出了一项决定：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发展。
1928年6月底，杜修经带着这份决定第四次上井冈山。此时的井冈山，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红四军刚刚在永新龙源口打了一场漂亮仗，粉碎了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围剿”，士气正盛。
6月30日这天，杜修经赶到了永新县城，教员正在主持一场联席会议，参加者包括军委、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的成员。杜修经刚一发言就说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
话虽如此，但他终究还是宣读了省委来信，信的内容非常明确：要求红四军攻占永新后立即向湘南发展，教员随军行动。一时间，会场瞬间陷入沉默。
经过讨论，联席会议做出一致决定：不执行省委指示，红军主力继续留在井冈山。教员本人则认为敌强我弱，出击湘南的时机远未成熟。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八月失败”或许也就不会发生，但后来的变故，却将一切推向了不可挽回的方向。
1928年7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28团和29团下山作战。战斗取得胜利后，部队本应返回井冈山。但在回师途中，意外却发生了——红29团官兵突然拒绝北上。
29团的前身是宜章农军，官兵几乎全部来自湘南地区。井冈山条件艰苦，粮食短缺，这些农民出身的战士思乡情绪极重，一心想要打回湘南老家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杜修经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具争议的决定。他察觉到了官兵的“回家”情绪，却没有加以说服引导，反而将这种情绪看作是执行省委指示的“助推力”。作为省委代表，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命令理应执行”，29团官兵的想法恰好与他带来的省委指令“不谋而合”。
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和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一起，坚持要求部队执行省委指示，向湘南开进。朱德、陈毅虽然心存疑虑，但在省委代表的压力之下，最终被迫同意。7月17日，大队人马开始向湘南挺进。
7月24日，部队攻打郴州。城中驻守的是朱德昔日讲武堂同窗范石生部，由于此前范石生对南昌起义余部帮助甚多，朱德一开始并不想打这一仗。但杜修经以组织纪律相逼，朱德只得下令攻城。
战斗初期还算顺利，部队攻入城中。然而敌军并未被完全击溃，很快发起反扑。腹背受敌的危急时刻，红29团官兵却根本无心恋战，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回宜章老家，部队很快土崩瓦解，1000多人的29团最后仅剩200余人，整团的建制都被打掉了。
井冈山根据地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由于红军主力远在湘南，国民党军队趁虚而入，大举进攻，根据地大部沦陷，被杀之人、被烧之屋难以数计。
更为惨痛的是，在此后的撤退途中，红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叛变投敌，28团团长王尔琢在追劝袁崇全时不幸中弹牺牲。这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杰出将领、红军著名的“飞将军”就这样倒在了自己战友的枪口下。
从整体的损失来看，这次事件差点毁掉了中国革命的根基。
“八月失败”后，红四军在湖南桂东重新会合。教员没有当面苛责杜修经，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不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教员的措辞却极为严厉。他批评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认为“其错误实在非常之大”。
后来，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著作中，先后5次点名批评杜修经。其中一段话被永久地载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随着日后《毛泽东选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发行，“杜修经”三个字与“八月失败”紧紧捆绑在了一起，成为几代中国人都能看到的党史知名人物，只不过是以被点名批评的方式。
离开井冈山后，杜修经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1929年，他受命去找贺龙部队传达中央精神，但因交通线被破坏未能成功。等他辗转回到上海时，顾顺章已经叛变，临时中央机关早已迁往苏区，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与组织失去联系，造成了事实上的第一次“脱党”。
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二年，杜修经在党内元老徐特立的介绍下，重新在长沙入党，并先后参与新四军创建工作、打入国民党第70军从事秘密工作。但在抗战后期，因部队人事变动和地下工作纪律的限制，他再次与组织失去联系，形成第二次“脱党”。
建国后，杜修经在贺龙前妻蹇先任的动员和帮助下重新出来工作，担任慈利县副县长一职。1957年，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黄克诚大将与湖南省委的周惠一同推荐他出任湖南省委观察员，享受省委常委待遇。
当这份很高的政治认可送到杜修经面前时，他却沉默了。几天后，他婉拒了这一想法，用他的话讲：
1980年代，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推进，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重新得到审视。1985年，年近八旬的杜修经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上级对他的材料进行了审慎研究后认为，既要看他在“八月失败”中的失误，也要看他在湘南特委、新四军改编、地下工作中对革命事业的实际贡献。最终，申请被批准。这一次入党，距离他1925年第一次举起右手宣誓，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
对一位多次经历“失联”的老革命来说，这更多是一种迟到的政治评价和组织的最终认可。晚年的杜修经生活极为简朴低调，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给什么就是什么，对待房子、票子一概淡然处之。
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对他的评价是：
2007年11月13日，杜修经在湖南常德平静辞世，享年100岁。
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后世简单的是非评价。有些错误确实代价惨重，但每一次惨痛的教训，也恰恰是革命走向成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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