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觉醒是历史转折的先导，是社会变革的先声，是民族复兴的希望。在风雨动荡的近代中国，不断觉醒的青年人在纷繁芜杂的社会思潮中求索人生，在风起云涌的社团、政党中勇立潮头，在百花齐放的进步报刊中激昂文字，在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中抉择信仰。张闻天就是觉醒青年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思想历程与信仰抉择真实再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由迷茫到觉醒的心路历程，生动反映了五四青年如何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国家命运执着探索，并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辛过程。
在纷繁芜杂的社会思潮中求索人生
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急剧震荡带来了思想的剧烈震荡，各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派系林立，内容庞杂，变化迅速，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主义”一词一时间成为时尚，知识分子谈论时事开口必称“主义”，似乎不提“主义”便低人一等。张闻天就曾受到“工读主义”“无抵抗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每一次对各式各样“主义”的接受和抛弃，都使他向真理前进了一步。
“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受其影响，纷纷到海外勤工俭学。1919年，年仅19岁的张闻天受“工读”思潮的影响进入留法预备班学习，但在经历了一段“日间习法语，夜间习工艺”的日子后，张闻天思想上更加左倾，觉得“学工程不是出路”，于是离开转而攻读哲学，立志找到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后来，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王光祈组织“工读互助团”，本就对“工读主义”感兴趣又是学会会员的张闻天，便在南洋公学对面华山路上的“松圃”庭院房子里开始了工读生活。“松圃”工读期间，张闻天一方面承担了少年中国学会所办刊物的校勘、出版等工作，一方面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探索解决劳工问题和农村问题的现实途径，日子过得颇为充实。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工读互助”的渐进改良方案终究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最终也无法实现，工读生活很快便难以为继。
工读生活结束后，在“出国潮”的影响下，1920年7月张闻天又与友人一起东渡日本留学。这期间他被大量外国文艺作品所吸引，志趣又从哲学转向文学。回国后的张闻天决心把“精神运动”作为“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便在杭州智果禅寺弥勒院静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的他阅读了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的著作。受到了《圣经》和佛学的影响，一度陷入“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无抵抗主义”泥沼之中。后来在诤友陈望道和沈雁冰（茅盾）的批评与引导之下，张闻天才逐渐明白“无抵抗主义”的弊害之处。在当时，“工读主义”“无抵抗主义”等都被看作是先进的社会思潮，在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社会环境中，探求真理的路上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只有对各种各样救世济众的“主义”作了比较与扬弃之后，才能找到真正可以医治中国沉疴的药方。
▲张闻天在撰写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和剖析中国社会。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也日益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在各种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张闻天已经接触到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如1919年8月他发表于《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社会问题》一文，就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在当时，包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尚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之时，张闻天已经尝试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去考察社会问题了，这已然站在了时代前列。此时的张闻天虽然还没有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初步理解与认同。
后来，张闻天受到了各种冠以“社会主义”之名的纷繁思潮的影响，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他也曾有过迷茫与彷徨，但是经过对各种思潮的思考、鉴别和批判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的不断研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在逐步加深。1922年初，他终于明白其他各种各样的“主义”终究都只是空中楼阁，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可以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决心“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
在风起云涌的社团、政党中勇立潮头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各种新式文学团体应运而生。五四运动掀起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热潮，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各种救亡图存的社会团体、政党组织层出不穷。此时的中华大地处处“春潮涌动”，古老的中国正孕育着一场新生。青年时代的张闻天也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而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之中，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同加入了一些社会团体与政党组织，如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文学研究会、“新中国党”等，在与这些社团、政党接触的过程中，张闻天结识了许多有识之士，经历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检验，思想也在逐步走向成熟。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期间的张闻天。
1917年，张闻天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所由张謇创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水利高等学府云集了一大批拥有真才实学、具有家国情怀的名师大家，如许肇南、黄炎培、李仪祉等。在“河海”的开明风气熏陶下，张闻天热切地汲取着新知识，开拓着新视野，接受着新思想，逐渐萌生出对社会变革和国家前途的深刻思考。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张闻天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积极响应，他与沈泽民等人一同加入南京学生联合会，用满腔的爱国热情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组织演讲、报告等活动，大力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使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成为南京地区革命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一经历也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重要起点。
少年中国学会则是张闻天正式加入的第一个有着较为紧密的组织且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对张闻天的思想变化与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学会在1919年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组织成立，在当时全国的青年人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早期领导人都是其会员。当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成立，经左舜生等人介绍，张闻天加入了南京分会，在学会中的张闻天积极活跃，为学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1920年1月学会的重要刊物《少年世界》问世，其校勘和出版事务就是由张闻天和沈泽民共同负责的。张闻天还在《少年中国》等学会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扩大了学会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闻天创作的小说《旅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圈子中，张闻天以犀利的笔锋而闻名。他一直致力于文艺创作，创作了不少诗歌、散文、小说和话剧，是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家，自然也加入了在新文学运动中影响颇大的文学研究会。张闻天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旅途》便发表于研究会会刊《小说月报》，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以其1922年赴美留学的经历为基础，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书写了革命与爱情的新图式，生动地展现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开革命文学之先河。除此之外，张闻天还发表了多部短篇小说与译著，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体现出张闻天过人的文学才华。沈雁冰（茅盾）后来回忆张闻天时曾说：“假如闻天同志不是因为后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斗争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上占一席之地，充分发挥出他在文学上的才华。”
五四时期的社团繁荣促成了中国政党观念、政党思想的大变化，社团向政党的过渡成为一种强烈的趋向。虽然这一时期的张闻天主要致力于文艺创作，对加入政党参与现实政治兴趣不大，但在青年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潮中，张闻天也很难不与一些政党组织发生关联。1922年8月，应友人邀请的张闻天赴美留学，这期间美国留学生和华侨共同筹建“新中国党”，友人康白情邀请一同在美留学的张闻天共同建党，碍于情面的张闻天只好在“新中国党”的发起宣言上挂了个名，但没有做什么实际工作。两三个月后，回国的张闻天沉浸于文学创作之中，就同该党断了联系，而该党也因为脱离实际、缺乏群众基础不久便自行消散了。
▲1921年7月，张闻天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三排右一为张闻天）。
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党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数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政党两种理念、两种道路选择，青年张闻天在思想探索中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1924年改组以前的国民党在体制上效仿西方议会制政党，党员群体以知识精英为主，缺乏群众基础，且在组织形态上相对管理松懈，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已。这与以列宁主义政党为蓝本、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组织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鲜明对比。张闻天同当时的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国民党充满暮气，绝非中国的希望，他在追悼孙中山先生的文章中写道“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去依赖快要分裂的国民党是不中用的了”，国民党“中间有资本家，有政客，有军人，有中产阶级，有共产党，而他们的结合并不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失去共同的信仰便绝不可能取得成功。
张闻天在表达对国民党失望的同时，表露出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强烈向往，认为共产党“他们都有一致的信仰”，“以这样有组织，有信仰的颠扑不破的结实的团体，不论做哪一件事，没有不成功的”，这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主张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鲜明体现出张闻天在五四运动后，经过对多种思潮、中外政治制度、不同性质的政党进行比较和研究之后，对信仰问题的清醒抉择，这也是张闻天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思想基础。
在百花齐放的进步报刊中激昂文字
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之风使得旧制度与旧文化摇摇欲坠，知识界的强烈震荡唤醒了中国这个古老的沉睡国度，各种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中华大地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张闻天从这些进步报刊中汲取营养，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逐渐被唤醒。伴随思想的不断进步，他也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观点，甚至参与主办一些报刊，在当时的知识界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在办刊实践中，张闻天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向，一步步走向共产主义。可以说，青年张闻天的思想成长得益于那个时代进步报刊的影响，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的革命航程”，“是以找求光明的文学事业为起点的”。
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个时代。在当时，《新青年》可以说是“平地一声惊雷起”，开进步刊物风气之先，掀起中国知识界思想解放的热潮。张闻天在南京读书时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不少进步报刊涌入学校图书室中，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新青年》等进步报刊。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对于旧思想与旧道德的猛烈批判，对于民主与科学的热情赞颂，对当时的张闻天产生了深刻影响，把他的视线吸引到了西方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潮中去。张闻天日后回忆说，“1917年在学校中看到《新青年》，我的思想即起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从此发端了。”
思想的不断进步使得张闻天从进步报刊的阅读者转变成了创作者，他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领域广泛，其观点中不乏真知灼见。如1919年7月发表于《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五七”后的经过与将来》和《中华民国平民主义》强烈谴责了军阀统治的黑暗，呼吁民众觉醒；1920年6月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的《读〈女性论〉杂感》从受教育和经济独立等角度分析了女性独立问题；1920年6月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的新诗《心碎》表达了对劳工问题的深切同情……这些文章是张闻天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社会政治活动和思想状况的真实记录，跳动着五四时代的青春脉搏，不仅表现出他卓越的文艺才华，更体现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和改造中国的殷切期望。
▲沈雁冰（即茅盾，左）、张闻天（中）、沈泽民（右）1920年夏在上海合影。
发表文章的同时，张闻天也参与了不少报刊的创办与编辑工作。最早的当数1919年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张闻天既是编辑又是刊物的重要撰稿人，在上面发表了政论3篇，“随感录”“杂评”29则，是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1920年“松圃”工读期间，张闻天与好友沈泽民又负责了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刊物《少年世界》的出版校对工作，为《少年世界》的蓬勃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再后来1922年赴美留学期间他又担任《大同报》（又名《大同晨报》）的编辑，负责“本埠新闻”专栏。办刊过程中，张闻天受到了不同观点的影响，接受了社会实践的洗礼，其思想日渐走向成熟。
1924年初留美回国的张闻天来到上海的中华书局做编辑，埋头写作的他日益难以兼顾“工作”与“事业”，便于同年10月接受了少年中国学会友人的入川邀约，路过重庆时却被重庆的友人留在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做教员。1925年3月，张闻天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南鸿》周刊在重庆创刊，周刊在重庆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这一时期张闻天深受鲁迅影响，思想更趋激进，竭力反对旧思想、旧道德与旧制度对青年的抑制，提倡自由思想、自由批判与活泼的新文艺与新生活，对文化教育界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判，得罪了反动军阀与守旧势力。这些反动势力对张闻天深恶痛绝，诋毁和诬陷张闻天，妄图将他赶出重庆。但没想到结果适得其反，张闻天深受学生爱戴，荒唐的谣言激起了学生的强烈愤慨，进而引发了“川师学潮”。学潮有力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但也引发了反动势力更大反扑，《南鸿》周刊终被查封，迫于无奈的张闻天不得不离开重庆。
重庆的这段经历使张闻天认清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明白了单靠个人的文艺活动是无法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才有成功的希望，此时的张闻天有了明确的“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他那时在重庆的学生张锡畴后来曾这样评价《南鸿》周刊和张闻天：“对我们党打开工作局面、扩大影响和形成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格局，是助了一臂之力的，是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的。当然对他自己的思想发展也起了重大转变，使他从文学革命走上了社会革命，产生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理想。”由此可见，进步报刊对于青年思想的觉醒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张闻天和进步报刊之间的互动对于其走上革命道路，确立崇高的政治信仰意义非凡。
在百家争鸣的思想碰撞中抉择信仰
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可谓百家争鸣，持不同理念或政见的知识分子虽观点各异，在交往中却展现出高度的学术自觉与理性精神。他们或激烈辩论，或平静交流，都致力于在尊重彼此观点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种交流不仅促进了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更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青年张闻天也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思想进步的诤友，他们在五四风云的时代激荡中碰撞思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正是在与这些良师益友的交往过程中，张闻天逐渐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终身信仰。
青年时代的张闻天在与学界前辈的交流中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与张东荪的交往便生动展现了其不迷信权威的学术品格。张东荪年长张闻天十几岁，当张闻天初露头角之时他就已经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了，两个人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张闻天更是视张东荪为前辈，多次致信张东荪谈论学术、请教问题，张闻天曾两次给张东荪写信说明自己的近况和计划，信的末尾更是直言“先生你来指导吾”。在与张东荪这样的学界前辈的不断交流中，张闻天对许多社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但是当张东荪的思想出现偏颇无法被张闻天所认同时，张闻天也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张东荪有一段时间与梁启超一同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挑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张闻天对这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极不赞同，就在报刊上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和无情讽刺。
张闻天遇事独立思考的同时却不固执己见，面对友人善意的批评，他会及时地服膺真理，修正错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爱国青年总是怀着迫切的心情去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但是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和分析鉴别的能力，往往会在纷繁芜杂的“主义”中陷入迷茫与徘徊，这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通病。1921年留日归国的张闻天有一段时间沉醉于“无抵抗主义”、高歌“精神运动”，在沈雁冰和陈望道的批评和引导之下，他逐渐摆脱了思想的迷茫和苦闷，重新振作起来。
好友的帮助和引导也是张闻天最终选择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张闻天在“河海”读书期间的好友沈泽民早在192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沈泽民的关系，张闻天同共产党人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等逐渐熟悉起来，并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书籍，对共产党思想主张的了解和认同日益加深。后来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他还与中共一大代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一同办公，朝夕相处。李达经常指点和鼓励张闻天，在他的影响下，张闻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日渐深厚。重庆“川师学潮”期间，张闻天又和萧楚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并肩作战，深刻认识到了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必要性，其加入共产党的动机也愈发强烈。1925年6月，张闻天在好友沈泽民与董亦湘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百年前，以张闻天为代表的觉醒年代的青年人承担着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为探索救亡之路、振兴中华民族谱写了壮丽篇章，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他们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对理想、对信仰的追求却如同长河般流淌不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百年后，新时代青年人理应继承其精神，接续其追求，实现其理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永不停滞的前进姿态砥砺奋进，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作者：李宁 郭振华
文章来源：“党史博采”微信众公号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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