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参加红军12年，回乡后发现家人无恙，感慨阎锡山重乡情

1937年8月的一个傍晚，太原南站的月台边停着阎锡山专门调派的黑色轿车。司机打开车门，冲刚下火车的徐向前喊了一句：“徐师长，上车吧，老乡见老乡，咱路上好说话。”车厢里还残留汽油味，窗外却是山西独有的晚霞。车轮向五台方向滚去，谁也没想到，这趟探亲路程会让徐向前心里涌起复杂念头。

车子驶出城门不久，警卫员压低声音问：“首长，阎老西可靠得住吗？”徐向前盯着车窗外的土墙，说了句：“乡情这东西，阎锡山还是看得重的。”对话到此戛然而止，但五台山区的山路仿佛在替他们继续交谈。

时间一下子倒回36年前。1901年，一条名叫滹沱的小河把五台县的永安村和河边村分成两岸。同一年，永安村诞生了徐向前，河边村出了个走进山西武备学堂的阎锡山。两条人生轨迹自遥遥对望开始就注定要彼此纠缠。

1911年的冬天，十岁的徐向前第一次进私塾。开课那天，教书先生严肃宣布：“山西都督阎锡山，咱五台人。”这则消息像风一样穿过土窑洞，让村里的孩子们剪辫、换课本，旧式读物被扔到炕角。辛亥革命的浪潮隔着一条河就拍到永安村，一代人的眼界跟着被打开。

排行老二的徐向前没哥哥幸运。家里把更多资源倾向长子徐受谦，结果哥哥去了太原继续读书，弟弟却被送到河北亲戚的书店跑堂。三年间，他手中翻的是书，心中记的是字，也暗暗积攒着继续读书的念头。

1919年春，他终于等来机会。徐受谦写信：“阎锡山办国民师范，官费招生，快回来应考。”徐向前提笔写了辞工信，把行李包袱往肩头一挎，踏上返乡的驿道。凭着私塾底子和书店里练出的眼界，他顺利考取，成为这所“半军校”里的一员。

在国民师范，学生一入校就换上军装，拎着步枪打靶，课堂却讨论新文化与民族命运。来自各县的热血青年汇集太原，薄一波、高君宇、程子华相识于此。对徐向前来说，这三年像烈火，烧出了他的军人胚子，也点燃了对革命理想的渴望。

1926年，他再度求学，投考被称作“第二黄埔”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那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阎锡山挂起青天白日旗，进军河北对阵张作霖。山西老乡们私下感叹：“这回阎老西真下了场。”而在武汉的课堂里，徐向前悄悄加入共产党，自此把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拴在一起。

1929年，徐向前来到鄂豫皖，根据地炮火呼啸。名义上他是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实际却挑起师长重担。枪林弹雨中，他连战连捷，随后转战川陕，八万红军打垮二十万国民党军的消息传到山西，也传到阎锡山耳中。有人在府邸里议论：“这位徐姓后生，可是咱五台人。”阎锡山听罢，默默抽了口旱烟，只留下模糊一句：“找机会想和他谈谈。”

时代的齿轮却无情转动。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在军政舞台上坐上又掉下。兵败出走大连，躲进书斋读《易经》“待机而动”。南边，徐向前仍在为鄂豫皖根据地奔走，一场场血战，让他成了红军战史上歼敌数目最多的指挥官之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局势再度剧变。面对日本铁蹄，阎锡山不能不抉择。抗日是唯一出路，他向南京表态，请八路军入晋。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让徐向前随周恩来一道赴太原谈判。理由简单——五台老乡见面，总比陌生人好开口。

于是有了那辆开往永安村的轿车。一路上是沟壑纵横、秋风卷沙。抵家时，残阳染红了土坯墙。十二年未见的父母鬓已半白，妹妹迎出门，一把鼻涕一把泪：“哥，你可算回来了！你出去闹红军，这些年家里总算平平安安。”老人捧出一本泛黄的家谱，“多亏阎督办放了心，说老乡的亲属不能随便动。”

徐向前听得出神。乡亲们凑来扎堆儿，诉说着那几年山西政局起伏。有人提起“五九事件”，提起阎锡山捉过共产党学生。也有人说“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可见阎氏对同乡的照拂。听到这里，徐向前心里滋味复杂：枪口对阵不假，可这份乡里情分，却让家中免于涂炭。

五台山的钟声清澈。徐向前当晚住在老屋，母亲虔敬的佛堂里香烟缭绕。夜深窗外虫鸣，他细数自己离家后那些凶险关口：大别山之战、黄安秋收、川陕大捷，每一步都可能阴阳相隔，如今却能枕着儿时的炕沿听母亲絮语。红军十二年，他从未料到这副局面：家乡安静如旧，父母仍在灯下诵经。

阎锡山何以按兵不动？圈里人分析三点。其一，山西因晋绥军统治经年，农民运动向来微弱，阎对“清其法”更上心，对“清其人”并不急切。其二，他害怕激起民变，五台又是佛教圣地，开杀戒恐怕自毁形象。其三，阎对同乡极看重；赵承绶、赵戴文之流皆五台人，地方口口相传“挎洋刀得会说五台话”，可见血缘、地缘对他决策的影响。

然而，这份乡情并未改变他对共产党的一贯警惕。1927年“五九事件”就是例证，太原大礼堂里，三名中共党员被当场捕杀，薄一波也是九死一生才脱险。阎锡山与蒋介石一样，在全国清党风潮中毫不手软，只不过没有完全沦为屠刀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