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偏爱中医，亲自接见卫生部副部长并询问：针灸是否真的可以治疗癌瘤？
1934年11月，江西于都河岸的夜风凛冽。毛泽东高烧不退，警卫急得团团转。有医生劝他服用奎宁，他却摇头说：“先煎几味中药试试。”那一碗苦涩的汤汁压住了寒热，也在他心里埋下一个念头——祖先留下的方子，值得再探。
随后的征途里，他常向身边人提起华佗、叶天士，谈及五禽戏时甚至俯身模仿虎扑鸟翔，引来一阵笑声。有人不解，这些古法同现代科学相距甚远，他却反问：“古人能观天应地，我们为何不能把旧书翻新？”
新中国成立后，公共卫生体系百废待兴。西医短缺，中医散落民间，如何统合成体系，是摆在中央眼前的一道难题。1953年国庆前夕，卫生部送来一份报告，主张先全盘学习苏式医学，再慢慢补中医。毛泽东批回四个字：“方向要反。”意思再明白不过——中与西，不是主次，而是并行。
1955年秋，南京举办首期“西医学中医学习班”。124名学员来自上海、北京、沈阳，各有行医执照却要重新练针。课堂里骨骼标本与《黄帝内经》同桌，学员白大褂口袋里塞着艾绒，活脱脱一幅时代剪影。学期结束，22岁的小儿科医生黄克明写下心得：“解剖图让我认清穴位深浅，耳闻艾烟又知经络走向，二者相逢，豁然开朗。”
1958年6月，广州东山招待所。毛泽东约见卫生部副部长朱琏。彼时朱琏已在针灸界小有名气，《新针灸学》第一版刚印刷。茶水刚端上桌，他便被问了句犀利的话：“针灸治癌瘤，可行否？”朱琏略一沉吟，答得谨慎：“目前只能缓痛、助食，疗效多与分期相关，不敢言必愈。”毛泽东点点头，把茶盖轻轻扣在杯口：“科学要允许失败，也要允许再试。”
会后不到两个月，中央批准在北京、上海各设立针灸研究室，重点课题之一正是“恶性肿瘤疼痛控制”。与此同时，毛泽东给总后卫生部留下批示：两年内培养两千名中西医结合医师，重点军区优先。命令下达，军医大学的走廊里多出艾条烟味，连外科教授也要在下刀前先扎两针止痛。
苏联对这股风潮反应迅速。1959年初，莫斯科国立一院派五名医生来华短训。课程结束前夕，院长在讲台上竖起拇指：“电针联合麻醉，可减半用药量。”这句话被译员转成俄文，墙角的录音机全部收录。不到半年，《新针灸学》俄文版面世，首印一万册。
针灸走出国门，却并非没有质疑。1960年上海外滩的学术讨论会上，有外科专家提出：“肿瘤细胞分裂迅速，针灸如何阻断？”主持人朱琏摊开统计表：在54例胃癌患者中，针灸联合中药能显著减轻呕吐、改善进食。她坦言，生存期的延长尚需更大样本验证，“但病人笑着吃下一碗粥，总比捂着胃挨过去好。”场内响起掌声，也伴着几声低低的咳嗽，那是保留意见的暗示。
与高端研究并行的，是基层推广。湖南宁乡的卫生所里，赤脚医生拎着自制的布包下乡，银针、艾绒、听诊器和酒精棉并列。老农看见针灸能让半年前还卧床的邻居下田割禾，对“扎针能救命”渐生信服。资料显示，到1961年底，全国已培训初级针灸人员三万余名，覆盖436个县。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身影愈发活跃。朱琏之外，北京针灸学校首届毕业的60名学员中，女性超过四成。她们后来分散到军区医院、科研所和边疆巡回医疗队。某位护士曾在日记里写道：“艾烟呛得人掉泪，可病人说不疼了，这眼泪就值。”
毛泽东对进展保持关注。1961年春节前，他翻阅总结材料，在页边批下几行字：“针灸既要古人经验，也要今人证据；只有结合，才有前途。”文件传到基层，成了教学口号。几年后，针灸麻醉进入骨科、妇产科，乃至胸外科，手术台上的镇静剂剂量一降再降。
当然，针灸治癌的梦想并未当即实现。资料统计显示，缓解症状的成功率远高于控制瘤体。科研人员也发现，单纯刺激穴位无法逆转细胞恶变，但在减轻痛苦、配合放化疗方面却显示出优势。学界逐渐形成共识：针灸不是万能钥匙，却能打开新的辅助治疗大门。
回到当初的疑问——针灸能治癌瘤吗？答案在多年探索中更显清晰：它难以独战，却可以协同。历史的脚步往前迈了一大截，那个在于都河夜里端起中药碗的青年，也早已把“古为今用”的种子撒遍华夏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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