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4年腊月，绍兴府城外的河面已经结了薄冰。城南一处破旧书屋里，徐渭拍案而起，袖中掏出一张素笺，把那行被后人称为“最懒”的对联重重写下。书童愣住，支支吾吾地问：“先生，这上下联竟然完全一样？”徐渭只是笑，拂袖而去。那一年他四十四岁，刚刚又一次考场失意。
追溯到1521年，徐渭出生于山阴一个官宦家庭，却是庶子，身份尴尬。不到百日失父，十四岁失去抚养自己的嫡母苗氏，兄长年长三十多岁，待他如远房客人。这段灰暗童年在他的诗里化为一句冷调子：“春灯剪影，影里无人认得我。”颇能看出被忽视的孤绝感。
少年聪慧毋庸置疑。六岁背《大学》，十岁仿范文，各县试屡屡第一。可自嘉靖八年中秀才后，他连折八阵，进士之路始终断在会试门口。功名无门，情绪无处撒，他索性在家乡开私塾，讲学之外潜心研读王守仁的《传习录》，对“知行合一”五字念念不忘。心学如一支火把，让他短暂看见命运深处的亮光。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骑兵突抵宣府，朝堂震动。严嵩父子依旧屠狗争权，皇帝闭关炼丹。徐渭愤而草疏，“愿割头颅警阙下”，却递不进午门半步。闷气无处可泄，他投身浙直总督胡宗宪幕府，助剿倭患。奇谋频出，四战三捷，军中誉之为“青藤先生”。然而徐阶倒严嵩时，胡宗宪被拉下水，幕僚自然陪葬。徐渭下狱，两鬓霜白。
牢里他九度求死，最狠一次，用铁钉自刺耳膜，鲜血涌出，医生救回一命。“活着没什么意思。”这是狱卒听到的唯一一句话。长年幽闭使他的多疑与躁郁加剧，出狱后更添阴影。其后因怀疑第四任妻子不贞而持刃，造成命案，再度入狱七年。等到1587年刑释，那位当年春风得意的俊朗才子已成华发老翁。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创作高峰恰在身陷囹圄与流落街头之际。绘画上泼墨淋漓，书法里狂放似龙蛇，诗文讽喻辛辣。心性裂缝反而成为艺术爆发口。青藤的葡萄、墨虾，今天仍被行家列作“放笔写意”先声。可坊间真正让普通人记住他的，却是那一副只写了十二个字的怪联——
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
如果只看文字，几乎让人以为写错。实际上，上下联耗尽两个声调的转换：前四字用去阴平、去声；后四字翻转成去声、阴平。音韵宛如翻山回峡，一平一仄，顿挫分明。更妙的是“好”字在不同声调下，含义由“喜欢”化作“擅长”。于是短短十二字勾勒两段人生：少年不爱读，却天资卓绝；鬓白方知读书好，却已才尽力衰。隐含自嘲，也道出世上多少“少壮不努力”的惆怅。
有人纳罕：“如此随手而就，是不是太草率？”然而细究便知，全字不易半笔也难。对仗须字字相对、音调错落，且无半点牵强。越简单越见功底，这恰似他晚年画作里的空白——留白不是懒，而是高度自信后的轻描淡写。
在那之后，徐渭盘桓乡里，教子课徒，偶尔挥毫作画抵酒价。钱塘岸边，常能见一位须发蓬松的老人，拄杖对江吟哦。《青藤书屋记》里自题：“三十年云梦，一局棋全输。”字里行间的悔意，与那副“好读书”对联遥相呼应。
1593年初春，七十二岁的徐渭病逝于家中。地方志记：“卒之日，门人市麻布为衾，葬于城东。”葬礼极简，却未能埋葬他的锋芒。清初王士祯痛言：“明季文章推二徐，长嘉一人而已。”所谓“二徐”，一为徐祯卿，一即徐渭。才情被肯定，却晚来得太迟。
四百余年转瞬即逝，那副看似“懒人”之作仍在民间茶楼、书店醒目处悬挂。人们谈到它，总要加一句：“别小看了，看似重复，实则千斤。”对联本是门小道，须臾可见匠心。更深的意味，却在字里行间的无奈——时也命也，不曾好好读书的少年，终在暮年空怀嗜学之心。读懂了这一层，才能体味那一声哂笑背后的苦味。
史家多把徐渭例为明代士人之缩影：天才、狂狷、悲愤、放达。命运把他推到时代缝隙，他以笔墨为刀，与世界周旋。嘉靖朝的政治黑暗、官场的党争、牢狱的残酷，纷纷写进他的诗与画。他的对联之所以流传，不仅因为巧妙，更因为将自己一生的高下得失，浓缩到十二字的声调里。后来人只需动唇两次，便能感到那份酸涩，仿佛亲手触到一个天才灵魂的棱角。
明末清初文人王同轨在《赘燕堂札记》提到，青藤临终前曾向门生低声说：“分付后世，无多纸墨，留此联足矣。”真假已不可考，但若真有此话，也确实合他的脾气。毕竟，对于一个自称“半生落魄生”的文学怪杰来说，最锋利的武器从来不是刀剑，而是字与声。若把人生浓缩成一纸对联，那十二个“好”字，已然写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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