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0日，琼州海峡的东北风依旧凛冽。临时指挥所里刚架起的马口铁炉子噼啪作响，墙上贴着海南岛略图，红蓝小旗插得密密匝匝，像一盘迟迟下不完的棋。参谋长端着一叠崭新的花名册推门而入，轻放桌角。韩先楚摘下手套，翻了几页，眉头拧得死紧。
名单上，一个团接一个团，却清一色副团长、副营长冲在渡海序列，正职统统留在后方指挥。屋里几位科长神情尴尬，只听他猛地合上本子，茶缸震得“当”一声脆响。短暂沉默后，他声音低沉却带火：“兄弟们用命换来的机会，就指望副职先去送死？不成！”
作战处长鼓足勇气申辩：“司令员，大家怕的不是炮弹，是怕主心骨全倒在海里……”话未说完，就被一句顶回：“守家的是谁？疯薛岳？还是伯陵防线？见了真家伙早跑光！”说罢，他操起铅笔在表格顶端加上一行字——“第一批渡海：兵团副司令韩先楚”。墨迹滚圆，一锥定音。
夜幕降临，营地升起一堆篝火。士兵们围炉烤红薯，海风把火星吹得横飞。韩先楚拿起铜喇叭：“谁要跟我第一船？”哗啦啦齐刷刷举手，像潮水扑岸。一个脸上还有新伤的排长挺身而出：“司令员，俺跑惯水田，可没在海里打过仗。”韩先楚扯下斗篷，抖手披在他肩上：“潮涌急，比不得家乡水田。先楚保你过得去。”
几日后，海练场开训。木帆船抹上一层牛油，船底滑得像鳙鱼肚皮。浪高两米，船只时而被抛向空中，时而重重砸入海面。许多北方兵趴在舷边直吐。韩先楚索性赤膊跃入浪里，来回泅渡两趟才爬上甲板，大笑着把海水从帽檐倒掉：“这就怕？想想郑成功那年头，全靠桨声闯出去！”粗口里半真半玩笑，反倒把怯意冲淡。
训练间歇，他常坐在沙滩上修磨一把老篾刀，刀柄上“黄安韩”三字已被汗水濡得发亮。有人问起，他淡淡地应：“十四岁拿它去闹农会，二十多年，没丢。”话锋一转，又指向南天尽头：“等打过去，琼崖兄弟就能下山割橡胶，不再挨饿。”句子简单，却透着从鄂豫皖山沟里一路杀出的那股倔劲。
2月上旬，周恩来电示：先佯攻雷州，再伺机登陆。韩先楚读罢，只回四个字：“请速拍板。”随手把密电折成纸飞机，朝海风一抛。它打着旋飞远，他却掂量起另一桩难题——船只不足。第二天，十几条渔船靠岸，桅杆上插着红布条。“都是乡亲凑的。”一位老船东递过橹桨，语气憨厚，“我们等这一天太久了。”
3月18日，四十军、四十三军主官再次汇报名单，仍是一水副职。韩先楚没翻旧账，只冷冷一句：“既然如此，我带头，诸位在后面遥控好了。”话落便转身。几名军长面面相觑，终究咬牙划掉副字，把自己名字也写上。压力有时比号角更能驱兵。
转眼4月15日，风向转北，浪高骤减，恰是出海窗口。黄昏，三百余艘木帆船列成三道弧线，船头高竖红旗。韩先楚披着雨布立于先锋船艏，海水拍击甲板，他抬手击响铜锣：“起锚！”铁链哗啦落入水中，帆影翻飞。
夜色深处，国民党军的探照灯在海面扫来扫去，炮口时亮时灭。船队低桅行进，仅听得桨叶推水的闷响。忽有照明弹划破天际，白昼般刺眼。一发炮弹落在左舷，木屑迸溅。水涌入船舱，副舟长发了慌：“司令员，换船！”韩先楚却一把夺过水桶，边舀边吼：“稳住！你们是四野的种！”
拂晓前，船底触礁。将士们涉水登临加积湾，脚踝被珊瑚划破，血丝在浪里散开。前哨的敌人刚举枪，便被岸上琼崖纵队的机枪压得抬不了头，早埋好的信号火把冲天而起。韩先楚扶着舵手的肩一步跨上沙滩，回头打手势：“二梯队跟进！”
海口方向的战斗最为胶着。薛岳自诩“伯陵封锁线”铜墙铁壁，无奈陆海空联络早被炸断，士气溃散。到4月22日，解放军已在岛上纵深推进四十公里。5月1日清晨，红旗在琼山白坡岭高高飘扬，海南岛主战事宣告结束。
同一时刻，北平新华广播台传出快讯：海南解放。中南海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在长桌前疾书嘉奖令，“韩先楚等同志功不可没”几个大字刚落笔，朱德接过电文，说了句“旋风还是那阵子风”，室内笑声四起。
岛上，硝烟未散。韩先楚提着那把老篾刀，站在椰林边伫望海面。海浪翻滚，海风掀起他的作战服衣角。身旁新兵悄声问：“司令员，咱下一站去哪？”他把刀往沙里一插：“海上路多的是，先让兄弟们吃饱再说。”
远处渔火点点，仿佛当年夜渡长江的灯影，又像更远方那片尚未回家的岛屿。潮声未歇，战士们在礁石上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渡海作战，生死与共。”刻字的尖刀闪着冷光，而海风，仍旧咸辣而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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