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0日夜，延安宝塔山下的灯火还未全熄，窑洞里却正吵得热闹。桌上一沓电报被传来递去，字句间透着焦灼——那是蒋介石三天内第二次催请毛泽东“务请莅渝”。
日本天皇已在5天前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之余，国民党却忙着抢占交通要冲。美军运输机自昆明、柳州起落不断，把第十八集团军、青年军连夜空运至华北、华中。苏联则捧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逼蒋用东北的权益作筹码。战后的中国，仿佛战鼓刚歇，就要换场重锣密鼓。
三封电报的温度一次高过一次：先是“望勿吝驾”，继而“兹已备机恭迎”，最后干脆暗示“当面共定大计”。蒋介石向幕僚扬言：“他不敢来，一到重庆就是瓮中之鳖。”暗线既布，显招更狠。可偏偏，延安的窑洞里传来一句令所有人瞪大眼睛的话——“去！”
“主席，去不去？万一他扣您呢？”有人还是不放心。毛泽东放下烟杆，笑了笑：“枪口对前线，笔头对世界。我不去，谁来证明咱们要和平？”短短一句，已经是定案。
去，就得有底牌。第二天的会商上，毛泽东列出三条筹码：华南根据地可暂行妥协，苏区北线须保留主动，东北必须握在手里；若对方步步紧逼，大不了“坐班房”，核心尚在延安，谈判即是斗争。如此思路，既不放弃和平，又不丢掉战略空间。
有意思的是，南京此刻也在排兵布阵。蒋介石对重庆卫戍区下达特令：机场不办欢迎仪式，记者可去，别的省主席则免陪。日记中写着：“彼若来，天助我也。”在他眼里，重庆不过是钓鱼池，钩饵已下，就等鱼儿上钩。
28日下午3点，美国大使赫尔利与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抵达九龙坡。没有礼炮，没有红毯，只有山城蝉声和快门声。毛泽东戴着灰呢军帽，绕过机翼挥手——那一刻，空气有些凝滞，连守在远处的军统便衣都忘了按快门。
同日夜，林园灯火通明。第一顿“家宴”外表热络，席间却暗流汹涌。蒋介石寒暄后提笔在纸边画出三行字：军令政令要统一，和平须速决，改组政府免谈。毛泽东端起茶杯，笑而不语。
第二天，军统司令张镇下令全天监控桂园、红岩嘴，车辆号牌一辆不漏。档案里这样记录：“8月30日17时15分，毛泽东乘国渝2385号车入桂园。”纸面镇静，实则草木皆兵。
谈判伊始即碰壁。国民党坚持“先交出解放区、再谈别的”，中共要“停止内战、承认各党合法地位”。这时，赫尔利急了。美国国务院催他尽快拿成果回华府，他索性做起“撮合”生意，一口气把方案塞到毛主席桌前：
“蒋先生让你们留20个师，还愿意请你去西北当省主席。”
“哪个省？”毛主席抬眼。
“新疆。”
屋里沉寂。片刻后，那一声轻轻的“哦”，连翻译都险些听不见。毛主席笑了笑，没有表态。赫尔利却以为胜券在握。
新疆当时虽地广物博，却远离政治中枢。在蒋的设想里，把毛主席请到乌鲁木齐，以“高官厚禄”软封闭，再配合12个被“整编”的师，既削兵力，又割地理，天下不就太平了？可他忘了，对手根本不在乎这些。
谈不拢，毛主席和周恩来便再度递交让步方案：广东到河南可以缓议，浙江、两广部队愿意北撤，主张保留20个师。蒋介石阅后批示：“允十二师。”一句话堵死退路。
40多天里，双方开了10多次碰头会。时而夜谈至凌晨，时而在红岩嘴对坐饮茶。旁观者只见笑容，看不见埋在烟雾里的兵戎凶险。毛主席给延安电告：“以谈促打，以和促退。”意思再明白不过——谈得成最好，谈不成也要赢得时间。
10月10日，《双十协定》草草落纸。桂园门口挤满了四川籍老兵，他们想看看带来和平的“毛先生”。次晨，离别前的会谈只持续了一个钟头。蒋介石端着茶杯，一字一顿：“地方武装之存在，与统一政令相悖。”毛主席笑道：“可以再议，周、若飞留下料理。”
9点半，专机起飞。云层翻滚，嘉陵江愈飞愈远。下午1点半，飞机落在延安王家坪。警报拉响的概率此后越来越高，和平的曙光并未照进现实。翌年6月，炮声再起，山河重入烽火。
回到疆省之约——蒋介石的算盘终究落空。毛主席的那抹淡笑，既是拒绝，也是席上博弈的手势：他不与对手抢一省之地，而要为全中国讨一个公道。
斯人已去，重庆的山风依旧。那间桂园小楼还立在嘉陵江畔，见证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也映照出双方领袖在关键时刻截然不同的胸襟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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