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剧组安排洗澡放松。葛振林拉着他说去泡一泡温泉，“老宋，放松放松。”宋学义却摇头，低声嘟囔：“家里还没个壮劳力，大闺女常闹病，心里堵得慌。”葛振林愣住了，劝道：“困难就提，组织会想法。”宋学义摆手，“提什么？乡亲们比俺还难呢。”一句话堵死了话题。
就在这样的心境里，1959年国庆10周年观礼的请柬飞到了沁阳北孔村。那张烫金的请柬先是在村口的杨树下传看了十来遍，才被宋学义收进旧棉袄内兜。他对妻子李桂荣说一句：“咱不丢人现眼就行。”然后揣着三块五毛路费，踏上去北京的慢火车。
10月2日傍晚，中南海怀仁堂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毛泽东步子不紧不慢，走到宋学义跟前，先笑：“小宋，狼牙山那回，你可把日本人吓坏喽。”宋学义猛地挺直腰板，“报告主席，没完成任务的仨兄弟还在山上。”毛泽东点头，递过一支香烟。因为手抖，香烟掉了。毛泽东又抽出一支，轻轻往他手里一塞，“拿稳咯。”短短几秒，全场静得能听到相机快门声。
离席时，宋学义悄悄把地上那支也捡了起来，两根烟一齐揣进衣袋。北京的夜很凉，他却一路冒汗。有人问：“老宋，主席的烟好抽吧？”他只咧咧嘴，说不上来是笑还是哭。
9天后，他赶回北孔村。村里正分红薯干，男女老少挤在场院里。宋学义把那只洗得发白的烟盒掏出，里面只剩两根大前门，纸壳已有褶皱。他把盒子举得高高：“这是毛主席给的烟，会抽的抽，不会抽的也得尝一口。”场院炸了锅。年纪大的打颤，年轻的惊呆。最终，按辈分来：支书先，老退伍兵第二，再到民兵骨干。吸一口，捻灭，递下去。轮到十五岁的宋大狗，他连咳三声，眼泪冒出来，还笑：“辣嗓子，可劲儿香。”
剩下那支，宋学义把烟纸紧紧包回，交给支书，“这是见证，留公家。”他一句“留公家”说得干脆，没有多余解释。
冬天刚落第一场雪，宋学义又背着麻袋出门，去省城替村里找治碱的技术。护路的民警拦他检查时，他吐血抹一把，笑：“老伤，不碍事。”那位民警事后才知道，拦下的是课本里的英雄，直拍大腿懊恼。
1962年春，小闺女因小儿麻痹瘫痪，县里派人来慰问，塞了两百块特支。宋学义只收了药费，剩下的退回县财政，“别让俺当榜样的名头变成要账的口袋。”那年，对流金贵得很。
转眼到1970年，身体每况愈下，他仍拄着棍赶往洛阳拖拉机厂。厂里安排宾馆，他偏要挤职工宿舍，说“拖拉机得用报告换，不是用票子买，更不能用铺张凑。”四场报告，换来一台黑色手扶拖拉机，拖着吱嘎声开进北孔村时，孩子们围着跑，嚷嚷“英雄的铁牛”。
同年秋末，医生告诉他：肝癌晚期。宋学义从病床坐起，请人扶着写了最后一封介绍信——去狼牙山。那天山顶雨雾缭绕，他只在半山腰站了十分钟，喃喃一句：“爬不上去了，看一眼也行。”随后转身，悄悄抹掉泪水，不让随行的干部发现。
1971年6月26日凌晨，宋学义在郑州医院离世，53岁。临终前吩咐：“别摆花圈，拖拉机要保养好，地不能荒。”北孔村的老乡按他的嘱托，把那台拖拉机刷了三遍漆，一年后又换了活塞，让它继续轰鸣在盐碱地里。
1979年，河南省民政厅为宋学义补办烈士证书时，工作人员翻阅卷宗，看见那支发黄的香烟仍静静躺在村支部的档案盒里，烟丝早已风干成渣，纸壳却没有一点裂口。有人低声感叹：“这一口烟，值百斤粮，也值一条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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