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8日清晨,上海外滩的雾气还没散尽,成千上万的人已堵在码头。汽笛声里,瘦高的刘长春握着船票,轻轻说了句:“走吧。”谁也没想到,这趟横越太平洋的旅程会写进中国体育史。
刘长春出身贫寒,1909年生于大连郊外。少年时,他跟着祖父放羊、砍柴,脚下一双草鞋,一天能在山坡上来回跑数十趟。乡亲们常说,他的脚底像安了弹簧。14岁那年,他第一次站上正规跑道,一口气夺了100米和400米两块小学生冠军奖牌。记分牌上“11秒8”的红字,引来全场惊呼。
17岁辍学务农,他仍坚持晨练。1926年的大连田径赛上,他把百米成绩压进11秒。赛后,他被东北大学相中,直接录为预科生。张学良任校长,对他寄予厚望,特批晨昏两练,伙食另加鸡蛋和牛奶。短短三年,刘长春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到10秒8,震动华北体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本人扶植伪满洲国,急着找“代表人物”粉饰太平,第一只橄榄枝就抛向刘长春。未经当事人同意,报纸居然刊出“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征战奥运”的大标题。面对记者,他只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随后在《大公报》登声明,七个字掷地有声——“绝不为伪满出赛”。
既然日本人抢先张扬,中国社会舆论迅速反弹:自己人不上,难道让傀儡唱独角戏?南京政府表态缓慢,经费更是分文未拨。张学良干脆掏出8000银元,嘱托他:“到了洛杉矶,哪怕只跑一步,也得举着青天白日旗。”
“威尔逊总统号”在海上颠簸了21天。船小,没跑道,他只能在甲板绕圈,或用毛巾绑脚做高抬腿。呕船、吃不下饭,体重掉了两公斤。同行的教练宋君复苦笑:“咱们这算是硬着陆。”
7月29日下午,邮轮抵达洛杉矶。码头上,华侨自发敲锣打鼓,四辆警用摩托开道。可喜气没维持多久,第二天开幕式,第三天下午就是100米预赛——连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
预赛分组公布,他在第二小组第二道。枪声一响,刘长春率先蹿出,50米处仍然领先。进入后半程,海上劳顿的后遗症爆发,步子重了,呼吸也乱了。终点计时牌亮起“11.1”,小组第五,无缘晋级。观众席里传来叹息,他低头看鞋,像是想起当年白山黑水的故土。
隔了一天,200米预赛。起跑不错,弯道后稳居第二。可冲刺段依旧后劲不足,21秒9,小组第四,再度止步。那晚,他辗转到凌晨一点多才睡去。据队友回忆,他反反复复念叨:“要是早来十天就好了。”
400米的报名只得作罢,宋君复拍电报回国,理由是“两腿酸痛,无法坚持”。8月21日,刘长春登上返程的“柯立芝总统号”。甲板上,他对海浪说:“成败由人评说吧,我问心无愧。”
回国后,他到东北大学当助教,又创办“东北体育协进会”,一边教学生,一边暗中输送青年奔赴抗日前线。1933年南京全国运动会上,他跑出10秒7的新全国纪录,这一成绩整整保持到1959年。
抗战八年,他靠给饭馆跑堂、给剧院搬景布置维生,甚至被宪兵队关押过。烟酒与贫病一度纠缠他,但他始终拒绝投效伪组织。“饿肚子认了,当汉奸不成。”这是他对朋友的原话。
新中国成立后,刘长春转入教职,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工学院任教。1979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他被推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那时,他已两鬓斑白,却仍站在操场上给学生示范起跑动作。
1983年3月25日凌晨,刘长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3岁。医护人员回忆,弥留之际,他的手仍比划着起跑的姿势,嘴里低声数着“预备——砰”。
远赴洛杉矶时,他交出的答案是100米11秒1、200米21秒9。成绩并不耀眼,却在中国体育空白处刻下了第一道起跑线。后来人一次次改写纪录,起跑线的位置却一直留着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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