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傍晚，北京下起了小雪。人民大会堂西侧灯火初上，身着深色中山装的王进喜站在走廊拐角，双手紧握帽檐，反复摩挲。他清楚自己受邀参加一场“特殊的家常饭”，却不知道主人何时出现、座次又该怎样排。大庆会战刚告一段落，他的棉鞋还沾着东北黑油泥，如今却要步入全国最高礼堂，他的心里翻江倒海。
忽然，一声爽朗的问候在背后响起：“王进喜同志，一块儿走吧。”是周总理。王进喜条件反射般立正，口中只来得及应一声“是”，便跟着总理走进那间不大的宴会厅。三张圆桌已摆好，白瓷盘里垒着苹果和橘子，红绿相间，墙角的暖气片“咝咝”作响。王进喜低头寻找自己的名签，左转右看，都不见。再定睛一瞧，主桌第一把椅子前，赫然写着“王进喜”三个字。这一下，他的手心出了汗：怎么会把我排在那里？
会议礼宾员示意他就座，他却僵在原地，脚底像灌了铅。不是谦虚作态，而是心里犯嘀咕：主桌该是毛主席、总理、几位元帅的位置呀，自己一个普通石油工人，岂敢越席？正踌躇间，周总理回身轻声说：“坐吧，主席的意思。”短短四个字，却让他更加惴惴。最终，他只好半站半坐地把身体挨在椅子边沿，手掌仍搭在桌面外侧，一副随时准备起立的姿势。
这一幕，与他五年前在北京街头无意流泪的情景，形成了奇异的呼应。1959年，他来参加全国群英会。公共汽车顶上的煤气包刺痛了这位钻工的心——国家因缺油不得不烧煤气。那天，他蹲在王府井路边，捂着脸抹泪，心里一句话反复响：“石油要赶紧打出来！”自此，他把全部力气都耗在钻机旁，人拉肩扛，枕戈待旦，大庆会战因此翻开了另一页。
三年过去，中国石油年产量跃升到顶天立地的两千万吨，几乎一夜间摘掉“贫油国”帽子。王进喜的名字，也与“铁人”二字牢牢焊在一起。可他仍觉得忐忑：大庆还远未满足国家需要，自己更谈不上什么功劳。此刻坐在主桌，他的脑海里却不断闪回荒原深处那口喷薄而出的“松基三井”。那次井喷失控，他拄着拐杖跳进泥浆池，用双臂搅拌水泥封井，一身泥浆，血水顺着裤脚往下滴。可和今天的场面相比，那痛都算不得什么。
门口响起脚步声，众人起身。毛主席微笑着走进，风衣未脱，目光先落在主桌侧坐的王进喜。“你就是铁人吧？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得抖三抖。”一句话，像山风撞进胸腔。王进喜猛地直起身，结结巴巴地回了句：“主席好！”声音不大，却像钻塔轰鸣。毛主席哈哈一笑，拍了拍他的肩：“你们立了大功，要坐稳嘛。”这才算给了他落座的准许。
席间的菜很家常：白菜烧豆腐、溜肉段、油泼青菜，没有山珍海味。毛主席解释：“稿费请客，吃点家常饭，和工人、农民、解放军坐一块儿，味道更好。”钱学森在旁边听了，放下筷子，轻声附和：“吃的虽寻常，意义可不寻常。”一句话说到点子上。那晚的酒也分红白黄三色，王进喜一口没碰，他怕自己醉了说错话，只是认真倾听。毛主席谈起“工业学大庆”时抬手划了下桌面：“能源问题解决了，心里就硬气。”余秋里在对面点头，大山般的肩膀微微晃动。
话题转到农田。“陈永贵同志，怎样才能多打粮？”毛主席转头问。陈永贵放下筷子：“靠的是苦干加巧干。”头一句刚落，毛主席又望向王进喜：“石油也是这个理吧？”王进喜急忙站起：“毛主席，没条件，咱也得上！”简单十个字，激得全桌会心大笑，连端盘的小袁都轻轻咧嘴。
两个小时眨眼而过。临别前，毛主席让服务员给每位劳动模范递上一个大红苹果。“象征团结，也图个平安。”他随口一句，众人捧着苹果，如抱珍宝。
不久，王进喜返回大庆，对这顿饭只字未提。有人问，他笑笑：“干活要紧。”此后他用仅剩的几年生命，仍旧守着井架，忍着胃病硬撑。1970年，47岁的他倒在病榻，再也没能回到钻台。病危时，他把省吃俭用节下的补助款塞给弟弟：“这钱给工友家属，别让他们为难。”声音微弱，却掷地有声。
两年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中南海，毛主席向客人介绍新中国的“钢铁脊梁”时，第一位提到的就是王进喜。“可惜他已去世。”毛主席叹了口气，旋即话锋一转，“中国人说出的每句话，都有分量。”现场寂静，尼克松频频点头。
从玉门赤金堡的土坯房，到大庆旷野的黑油浪，再到人民大会堂那一桌简朴宴席，王进喜用一辈子证明：什么叫做信念如钢。那天他不是不敢坐，而是太清楚肩上的重量。倘若有人问，什么是“铁人”，或许只需想起那双因长期操作钻杆而变形的手、那辆缺油挂煤气包的北京公共汽车、还有那张迟迟不肯落座的椅子。每一幕，都写着一个时代最朴素的豪情——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让祖国告别贫油。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