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89年，母亲带着我改嫁到百里外的赵家。后爹赵德厚是个木匠，沉默寡言，肩背微驼，手掌粗得像老树皮。他有四个儿子，最小的都比我大三岁。没人跟我说一句话，吃饭我坐在最角落，夹菜不敢伸胳膊。

开学那天，母亲为学费发愁。后爹抽完一袋烟，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说了一句话。我眼眶一下就红了，脚趾在鞋里蜷了蜷。

第1章 母亲的决定

那年我十一岁，已经懂得很多事。

我记得父亲走的那天，雪下得很大。矿上的人来送信，母亲在门口站了很久很久，雪花落了她一肩膀。她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父亲是矿上的采煤工，井下塌方，再也没有上来。那年我八岁，弟弟四岁。

父亲走后的三年，母亲的日子很难。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开始给人缝补衣服，一件裤子收几毛钱。眼睛熬坏了，不到三十就戴上了老花镜。村里人劝她再走一家，她不应。后来弟弟生了一场病，住了半个月医院，借了不少钱。母亲那天晚上在灶台前坐了很久很久，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的，像她心里那点犹豫。

“小远，妈想给你找个爸。”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低着头在纳鞋底，针扎进厚厚的布底，拔出来，拉紧。每一针都很用力，像要把这句话钉进布底，也钉进自己心里。我知道她不是为自己找的，是为我跟弟弟。她怕我们吃不饱，怕我们穿不暖，怕我们像村里那些没爹的孩子一样被人欺负。那些孩子在学校被人叫“野种”，被人推搡不敢还手，被人吐口水不敢擦，因为他们没有父亲撑腰。母亲怕我们也那样。

赵德厚是隔了好几个村的人，托了媒人来说的。死了老婆，留下四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十七了，小的也十四。他是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很有名，家里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母亲见过他一次，回来以后在灶台前坐了一整晚。第二天早上她说：“人是个老实人，就是孩子多。”孩子多，意味着口粮多，负担重，也意味着我跟弟弟去了，是外人。但母亲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记得很清楚，离开老家的那天，天还没亮。母亲把我和弟弟叫起来，弟弟还迷迷糊糊的，揉着眼睛说“妈，天还没亮呢”。母亲没说话，把两个包袱递给弟弟一个小的，自己背着那个大的。包袱里是我们的衣裳，不多，两个人合起来也就一个蛇皮袋。

我们走的时候没有跟村里的任何人告别。母亲不想让人看到她的样子。村口的老槐树在晨雾里影影绰绰，像一个人站在那里默默挥手。我没有回头，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母亲也没有回头，她走得很快，步子又急又密，像在逃离什么。

走了很久的路，翻过两道梁子，趟过一条小河。弟弟走不动了，母亲背着他。我在后面跟着，脚上的布鞋被露水打湿了，鞋底磨得发烫。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赵庄。

赵德厚家门口站着一个男人，背微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看到我们，嘴唇动了动，只说了一句：“来了？进屋吧。”

那是赵德厚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四个字，不多，连语气都平平淡淡。但我听出了那四个字底下压着的东西——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个带着四个儿子的鳏夫，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被媒人撮合到一块，凑成一个家。这家能不能过好，谁心里都没底。

赵德厚的四个儿子站在堂屋门口，一字排开，像四棵高低不齐的树。大的叫赵建国，十七岁，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比赵德厚还高半个头。老二赵建军，十六岁，瘦长脸，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眯着。老三赵建民，十五岁，正在长个子的年纪，脖子上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老四赵建国的那个弟弟叫赵建？不对，老大赵建国，老二赵建军，老三赵建民，老四赵建华。

多出来的那两个人，小名叫什么来着，他们后来告诉我——老四赵建华。四个都不笑，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看我跟弟弟的眼神像在看两件从没见过的器具，不知道该怎么使，也不知道该不该使。母亲站在堂屋中间，把我和弟弟往前推了推。“叫叔。”

“叔。”我叫了一声。

弟弟躲在我身后没敢吭声，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衣角。赵德厚应了一声，声音闷闷的。

母亲又让我们叫哥哥。哥哥。那四个字像是被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老四最矮，也比我高半个头，他歪着头看了我一眼。

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应声。

堂屋里安静了。灶台上的水烧开了，壶盖被蒸汽顶着扑扑地跳。赵德厚走过去把壶提下来，转过身说：“吃饭吧。”

那是我们在这个新家的第一顿饭。玉米糊糊，贴饼子，一碟咸菜。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贴饼子是杂面的，黑黢黢的，咬一口硬邦邦的，刮嗓子。四兄弟围坐在桌子的三边，我跟弟弟坐在另一边，母亲挨着赵德厚。四兄弟吃得很快，没人说话，筷子碰着碗沿的声音在安静的堂屋里显得格外响。

我夹了一筷子咸菜，老三赵建民的筷子也伸过来了。他的手顿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去路。老三把筷子缩回去了，夹了另一碟里的咸菜。

我没敢再夹。

第2章 异乡人

赵德厚家的房子是土坯的，三间正房，两间偏房。正房中间是堂屋，左边是赵德厚的卧室，右边是四个儿子的卧室。偏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杂物间。母亲跟我还有弟弟，住进了杂物间。杂物间不大，堆着农具和一些杂物。母亲收拾了一整天，把农具搬出去，把地扫干净，铺了两张床板。床板窄，我跟弟弟睡一张，母亲自己睡一张。

那间屋子没有窗户，白天也得点灯。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墙皮是黄泥的，有些地方起了皮，用手指一碰就掉下一层土。地上坑坑洼洼，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

母亲把那盏煤油灯擦了又擦，灯罩上的烟灰拭干净了，玻璃罩亮了一点。她把灯放在床头的木箱上。那木箱是赵德厚搬来的。他搬箱子的时候没说什么，放下就走了。

弟弟半夜被老鼠吓哭了。老鼠从墙角窜过去，吱吱叫了几声。弟弟把脸埋在我怀里，浑身发抖，肩膀抖得像筛糠。

“妈，我想回家。”

弟弟哭哑着说出这句话，把“回家”两个字含在嘴里，含混不清。

母亲在黑暗中搂着弟弟，一下一下地拍着他的背，像以前在老屋的炕上那样，拍得很慢很轻。

“这就是家。”

弟弟不哭了，把脸埋在我怀里。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暗，天花板上的檩条隐约可见，一根一根的，像肋骨。没有睡着，听着窗外的风声，呜呜的，像有人在哭。那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凉飕飕的，我打了个哆嗦，把被子裹紧了。

被子是新棉花絮的，赵德厚他妈送来的。被子很厚，盖在身上沉甸甸的，压得人翻不了身。但被窝还是凉的，脚到天亮都是凉的。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赵德厚已经出门了。四兄弟也走了——老大老二跟着赵德厚去干木工活，老三老四去上学了。母亲在灶台前忙活，锅里的玉米糊糊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柴是赵德厚劈好的，码在灶台边，整整齐齐。

“小远，吃完饭去学校报到。你叔说让你跟建华一个班，建华在初二。你叔跟学校都打过招呼了。”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用勺子搅着锅里的糊糊，搅得很慢。

“妈，我不想去。”我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舌舔着锅底。

母亲放下勺子转过头看着我。那目光里有心疼，有无奈，也有一种不容商量的坚定。

“你必须去。”

“这里的同学我不认识。”

“处久了就认识了。”

“他们欺负我怎么办？”

“谁欺负你了你告诉妈。”

“告诉你有什么用？”

母亲不说话了。

那顿饭谁都没怎么吃。糊糊我喝了半碗，贴饼子咬了两口咽不下去，哽在喉咙里，像一块石头。弟弟倒是吃了不少，他不懂这些，只知道有糊糊喝有饼子吃，就比饿肚子强。

第3章 报到

学校在镇上，从赵庄走路去要半个多小时。路是土路，下雨天泥泞得很，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

赵建华走在我前面，隔了十几步远。他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袖子长了一截，卷了两道。褂子洗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补丁的针脚很细，一看就是女人的手艺——是他亲妈活着的时候缝的。他走得很快，没有等我，也没有回头。他的背影在土路上越来越小，越来越远，像一个被风吹远的气球。

我知道他不想带我去报到。是赵德厚让他带的，他不能不带。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就是他愿意做的全部了。

走了一路，他没跟我说一句话。

到了学校，赵建华没有等我，径自进了校门。我站在学校门口，看着那个陌生的校门发呆，不知道该往哪走。

学校不大，一排瓦房，每个年级一个班。操场坑坑洼洼的，雨后还没干透，积着几摊水，水面倒映着灰蒙蒙的天。

我找到初一班的教室，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新生报到须知。我看了半天，没看太明白。有个老师模样的人走过来，问我是哪个班的。我说初一。他指了指最东边的那间教室说“那间”。

初一班的教室坐了三十多个人，三三两两地聊着天。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操场上，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在踢球，尘土飞扬。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桌面是坑坑洼洼的，刻着一些字——有名字，有日期，还有一些骂人的话。

黑板上写着班主任的名字，姓王。

报到手续很简单，交了学费，领了课本，登记了姓名年龄住址。王老师是个中年男人，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他念到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是这学期转来的新同学，叫沈远，大家以后多关照。”

三十多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我站在座位旁边，低着头，看着课桌上不知道谁刻的那行字——“王八蛋”。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坐下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中午放学，赵建华没有等我。我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已经走得没影了。我一个人沿着土路往回走，鞋子被路面的碎石硌得脚底板疼。

走到村口的时候，赵德厚家的老黄狗蹲在路边晒太阳，看到我摇了摇尾巴。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有几个老人在下棋，看到我多看了两眼。

“这就是老赵家新来的那个？”

“嗯，就是他娘带过来的。”

“可怜见的，这么小就没了爹。”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我能听到。

第4章 四堵墙

赵家的四兄弟，像四堵墙，把我围在中间，不推不搡，但我出不去。

老大建国在家的时间不多。他跟着赵德厚干木工活，早出晚归。偶尔在家吃饭，也只是闷头扒饭，从不跟我说话。有一次下雨，木工活干不了，他在堂屋里劈柴。斧头举得很高，落下去很重，柴块应声裂开，木屑飞溅。我蹲在旁边想帮忙，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恶意，也没有善意，只有“你不属于这里”的漠然。

“我帮你把劈好的柴码起来？”

“不用。”

老大没有回头看我。

老二建军最凶。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侵略者，好像我跟母亲侵占了他的地盘。有一天我在灶台边帮母亲烧火，他进来倒水，看到我坐在灶前，把碗重重地搁在灶台上。

“谁让你坐这儿的？”

我站起来，退到一边。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水，斜着眼睛看我。

“这是我家，你想待就待，不想待就滚。”

母亲从堂屋走进来，正好听到这句话。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

建军拎着碗走了。

灶膛里的火还在烧，火舌舔着锅底，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我蹲下去继续添柴。

老三建民沉默寡言，存在感不强，但他看我的眼神最复杂。不是老大的漠然，不是老二的敌意，是那种——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我。他想跟我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不跟我说话？又觉得不太对。我不讨厌他。他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不害怕的人。

老四建华，跟我一个学校，比我高一个年级。他不跟我一起上学，也不跟我一起放学，在校门口看到我跟不认识一样。

有一天课间在操场上遇到他，他跟几个同学站在一起。我走过去想跟他打个招呼，他转过身去了。他同学问“那是谁”，他头都没回地说“不认识”。

我在他们身后站了几秒。

从那以后，在学校里再看到建华，我都绕道走。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有一个异姓弟弟，我就成全他。

吃饭的时候我坐最角落，夹菜不敢伸胳膊，只夹面前的那碟咸菜。有时候咸菜吃完了，我就啃干粮。母亲有时候会夹菜放到我碗里，我低着头吃完，不敢看对面四兄弟的脸。

弟弟倒比我适应得快。他小，不懂什么改嫁不改嫁的。赵德厚对他不错，有时候会把他架在脖子上在院子里转圈，弟弟咯咯地笑。四兄弟也不讨厌他，有时候老四还会逗他玩。

弟弟叫我哥的时候，整个赵家只有他一个人叫我哥。

第5章 八块钱

开学前夜。

母亲把柜子翻了个遍，枕头底下、褥子底下、箱子夹层、破袜子里面，能藏钱的地方都找了。

弟弟已经睡了，四兄弟也回屋了。堂屋里只有赵德厚和母亲，还有藏在里屋门帘后头的我。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德厚，还差八块钱。”

“差八块，差哪八块？”

“小远的学费。学杂费总共十六块，我手里只有八块。”

赵德厚没有说话。他坐在凳子上，低着头，手里握着烟袋。烟锅已经凉了，他没再点。

母亲的声音越来越轻，像怕被什么东西听到。

“德厚，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四个孩子上学花的钱也不少。要不小远这学先不上了，等过段时间——”

“不行。”

赵德厚的声音不大，但很重。

“小远成绩好，不能耽误。”

“可那八块钱……”

赵德厚把烟袋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抽屉最里层摸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布的，边角磨白了，抽绳系得很紧。他的手有点抖，抽了好几次才把绳子解开。

布包里是一沓钱，最大的是五块的，剩下的是一块的、五毛的、两毛的，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还有一捧硬币。

他数了八块钱出来，五块一张，一块三张，还有几个钢镚。他把钱放在桌上，推到我母亲面前。那些钢镚在桌上滚了几下，其中一个掉在地上，骨碌碌转了几圈倒了。

母亲想说谢谢，嘴唇刚张开，赵德厚已经拿起烟袋走了出去。

月光照在他背上，那个微微佝偻的背，像一座被风雨侵蚀了太久的山，看着矮了，但还在那儿。

第6章 那句话

八块钱。八块钱在那时候是母亲给人缝几十件裤子的工钱，是赵德厚刨几天木头的工钱。

“小远成绩好，不能耽误。”

门帘在身后落下来，轻轻晃了几下。我站在里屋门口，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暗中听到隔壁屋子有声响，是赵德厚咳嗽的声音，闷闷的，像被什么东西捂着嘴。弟弟在我旁边睡得沉沉的，手搭在我胳膊上，呼吸均匀。母亲在另一张床上，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

我想起父亲走的那天，也是这样的夜晚。雪落在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母亲抱着弟弟坐在炕上。她披着父亲的棉袄给弟弟喂奶，棉袄很大，把她整个人裹在里面，像一只护着幼崽的母兽。

第二天早上我把那八块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一路上用手捂着，怕丢。到了学校交完费，王老师给了我一张收据。我把收据叠成一个小方块，折了好几折。

回到家我把收据递给母亲。母亲接过那张纸看也没看一眼，夹在炕席底下了。

那天吃饭的时候赵德厚的话多了几句。他问我在学校吃不吃得惯，我说吃得惯。他说好好学习，别跟同学打架。我说嗯。他说有什么不懂的问你建华哥。建华低头扒饭，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但那天的饭桌上，夹菜的时候老三的筷子没有再跟我碰。

吃完晚饭，母亲在灶台边洗碗，我蹲在灶前添柴。灶膛里的火映在我脸上，热烘烘的。

“小远，你叔那八块钱是凑出来的。我跟你说这个不是让你还，是让你记住。”母亲的手在洗碗水里泡得发红。

“记住什么？”

“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

第7章 裂缝里的光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我在赵家从冬天住到了春天。院子里的槐树发芽了，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地晃。老黄狗下了一窝崽，毛茸茸的，在院子里滚来滚去。

姐姐不叫我哥了。因为他有四个哥哥，我一个都不是。他叫我小远。四兄弟还是不怎么跟我说话。

我跟他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一道墙，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推不开的玻璃门，我能看到他们，他们也能看到我，但谁也走不进谁的世界。

春天学校组织春游，每人交五毛钱。我没有报名。我跟王老师说我不想去。王老师看了我一眼，没问为什么。

春游那天，我一个人在教室里看了一天的书。窗外的阳光很好，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麻雀在地上跳来跳去。

那天放学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建华跟几个同学一起走。他手里拿着一包饼干，应该是春游发的。快到家的时候建华追上我，把那包饼干塞到我手里。

“我不爱吃。”

他走在了前面。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我的脚踩上去，刚好够到他的脚后跟。

那包饼干是葱油味的，有点受潮，不太脆了。我走在最后面，一块一块地掰着吃，掰得很慢，吃了一路。

从那天起，建华上学的时候偶尔会等我。不是每天，不是刻意，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一下，看到我出来了就走前面，也不说话。

“小远”也不叫，但脚步放慢了。

第8章 赵德厚的手

赵德厚是个木匠，他的手是那种长年累月握刨子、握斧头、握凿子磨出来的手。手掌很宽，手指很粗，骨节突出，指腹上全是茧子。那双手在刨子上推过去，木板就变得光滑，木屑一卷一卷地落下来，像烫过的头发丝。那双手能把一块粗糙的木头变成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变成别人家里用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物件。但那双手不会表达感情。他不会摸摸我的头说“小远真乖”，不会在我考了好成绩的时候拍拍我的肩膀说“不错”，不会在任何时候用那双手碰我一下。

但我记得那双手，记得手背上的青筋，记得虎口处的老茧，记得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木屑。那双手养活了五个孩子——四个亲生的，一个带来的。

赵德厚很少说话。他的表达藏在一些很小的事情里。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总是让我跟弟弟在地头玩，不让我们插手。其实我们能帮上忙，捡麦穗、递水、送饭。他不让，说“小孩的手嫩，别磨破了”。冬天烧炕，总是先烧我跟弟弟住的那间杂物间，等屋里暖和了再去烧他那边。他的炕有时候凉到后半夜。

有一次我跟老三建民去镇上买作业本。供销社门口围着一群人，有人在卖糖葫芦。建民买了一根，我以为他自己吃，他咬了两口，把剩下的大半根递给我。“吃不完了，你吃吧。”

山楂很酸，糖衣很甜。那是进赵家以来第一次吃糖葫芦。

第9章 一场雨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

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村口的土路变成了泥塘。上学放学都得穿雨靴，雨靴是赵德厚买的，我跟弟弟一人一双。黑色的，胶皮的，大了一码，穿着不太跟脚，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那天放学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天跟漏了似的，雨帘子密密匝匝地砸下来，地上溅起一层白雾，几步之外就看不到人了。同学们要么带了伞，要么有家长来接。我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的屋檐下，书包抱在怀里，怕课本被雨淋湿。

建华从后面走过来，手里举着一把黑伞。他把伞递给我，自己冲进了雨里。

“建华哥！”我喊他。

他头也没回，摆了摆手就跑远了。

那把黑伞很大，撑开像一朵蘑菇。我打着伞走回赵庄，雨打在伞面上砰砰响。

回到家里，建华浑身湿透了，头发贴在额头上，水顺着裤腿往下淌。母亲赶紧拿了干毛巾给他擦，又去灶台端了碗姜汤来。赵德厚坐在堂屋里，看了看建华，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黑伞，什么都没说。

那把伞后来我一直用。

第10章 一碗面

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我在赵家过了快一年。

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五。王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说进步很大。成绩单拿回家的时候，母亲看了好几遍，嘴角往上翘了翘。赵德厚接过成绩单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夹在柜子上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赵德厚脸上有一种类似于满意的东西。

不是笑，是嘴角微微上扬，像春天河面上的冰裂开一道缝，底下的水涌上来。

暑假的时候我开始跟着赵德厚学木工。不是他要我学的，是我自己想学。每天他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递工具，捡木屑，帮忙拉墨斗。他不教，但我看会了的动作他就不再重复。

刚开始刨木头，手没力气，刨子推几下就推不动了。赵德厚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带着我推了一把。刨子在木板上推出一道薄薄的木花，木花卷起来落在脚下，像一朵白色的浪花。

那是一年多以来赵德厚第一次碰到我。

他的手很粗糙，虎口的茧子硌得我的手背生疼。但那双手很稳，稳得像钉在地上的桩子。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能独立做小板凳了。歪歪扭扭的，不怎么好看，但结实，坐上去不会塌。赵德厚看了看没说话。但他把那把小凳子拿到了堂屋里，放在他平时坐的那把椅子旁边。

开学那天，母亲把我的学费数了又数，用一块布包好塞进我书包里。赵德厚蹲在院子里磨刨子，磨刀石上的水渍洇开一片。

“好好学习。学费的事不用操心。”

我背着书包走到院门口，回过头看了一眼。

赵德厚还在磨刨子，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的头发从什么时候开始白的，我不知道。

第11章 学费

初中三年，赵德厚没让我缺过一分钱学费。

那时候四兄弟里老大建国已经成家了，分出去单过。老二建军也定了亲，在准备盖房子。老三建民去了南方打工，老四建华在县城上高中。家里的开销越来越大，赵德厚的木工活挣钱的速度赶不上花钱的速度。

每年开学前，我都能看到母亲和赵德厚在堂屋里算账。煤油灯的火苗跳了跳，两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

“德厚，要不小远的学费先……”

“不用。”

赵德厚的声音很短，但很硬。

开学那天，赵德厚换了一件干净的褂子，送我去学校。他走前面，我走后面。阳光照在他微微佝偻的背上，把影子投在我脚下。

报完道，他从口袋里掏出用手帕包着的钱，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是蓝格子的，洗得发白了。里面的钱最大面额是十块的，剩下的是一块、两块的。他数了两遍，递给我。

“去交了吧。”

他说完转身就走了。我在学校门口站了很久，看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

那年赵德厚五十岁。五十岁的赵德厚背更驼了，头发更白了，走路的时候右腿有点跛。那是年轻时落下的毛病，下雨天就疼。

第12章 一封信

高二那年，我收到了一封信。没有寄件人姓名，邮戳是本县的。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

我拆开信，看到第一行字，眼眶就湿了。

“小远，我是你叔。”

赵德厚写了一封信。他不会写信，他这辈子可能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信。信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有横线格。字写得很大，一笔一划，像在刻字，每个字都用了很大的力气。

“小远，你妈不让我写信。她说你不会写信就别写，让人笑话。我不怕笑话。有些话我说不出来，写出来行。”

“你来咱家快六年了。六年我没跟你说过几句像样的话。不是不想说，是不会说。你叔是个粗人，没读过什么书。这些年委屈你了。”

“学费的事你别操心。你只管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考上啥大学都行。你叔供你。”

“你在学校照顾好自己。天冷多穿衣服。别不舍得吃饭。”

信的最后一行字是——“好好学习。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

那封信我看了很多遍，每一个字都看得很用力。信纸被我叠成了一个小方块，放在枕头底下。

周末回家，赵德厚在院子里劈柴。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走过去拿起斧头。“叔，我来。”

赵德厚看了我一眼，把斧头递给我。我抡起斧头劈下去，柴块应声裂开，木屑飞溅。赵德厚在旁边蹲着，点了一袋烟，慢慢抽着。

“信收到了？”

“嗯。”

“写得不好，让你笑话了。”

“叔，写得很好。”

赵德厚不再说话，低头抽烟。烟雾在空气中散开，淡了，没了。

第13章 高考

高考那年，赵德厚六十一岁。老了很多，但他还硬朗。

高考前几天，我回了一趟赵庄。赵德厚在院子里刨木板，看到我进来停了手里的活，把刨子搁在凳子上。进了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手帕底下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他数了两遍，推到我面前。

“这两天别省，吃好点。”

“叔，我有。”

赵德厚把钱塞到我手里。他的手像老树皮，粗糙但很暖。

“拿着。你考上大学，叔脸上有光。”

高考三天，赵德厚没有去县城。母亲后来跟我说，那三天赵德厚在家没怎么吃饭，晚上也睡不着，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不说，但她知道。他担心我考不好，担心我压力大，担心我身体吃不消。他的担心从来不说出口，但会在深夜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第14章 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份到的。那天赵德厚在院子里干活，邮递员在门口喊“沈远，录取通知书”。我从屋里冲出来，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才敢接那个信封。信封是牛皮纸的，左上角印着学校的名字，那两个字我盯着看了很久。

“叔，我考上了。”

赵德厚放下刨子，接过通知书看了好一会儿。他识字不多，但学校的名字肯定认得。他的手指在通知书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像在触摸一件珍贵的宝物。

“好。好。好。”

他转过身蹲下去继续刨木板。木花一片一片地卷起来落在地上，堆成了一小堆。他的肩膀在发抖，但他没有回头。

那个晚上赵德厚的灯亮了很久。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到他房间的窗户还透着光。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在算上大学的费用，也许只是睡不着。

“小远。”

“叔，您还没睡？”

“睡不着。你来坐。”

我走进赵德厚的房间，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堆着一些木工工具和几本旧书。墙上挂着赵德厚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

“小远，你考上大学，你爸要是知道，会高兴的。”

赵德厚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窗外。月光照进来，照在他的侧脸上。

“叔，我爸要是知道，他也高兴。”

赵德厚点了点头，没再说下去。

沉默了很久。窗外有蛐蛐在叫，一声接一声，像在数日子。

“叔，这些年，辛苦您了。”

赵德厚摆了摆手。“辛苦啥，你们长大了，我就高兴。”

九月的清晨，赵德厚站在院门口。他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母亲给我收拾了两个大包，一个背着，一个拎着。

“走吧，别误了火车。”

我走到院门口，停下来，转过身，看着赵德厚。

“叔。”

“嗯。”

“我走了。”

“嗯。到了给家里来个电话。”

“叔，您保重身体。”

赵德厚点了点头，站在那里。

我走了很远，回头，他还站在院门口。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风微微吹动了墙头上那棵狗尾巴草。他的身影在晨光里显得很瘦，背微微驼着。

第15章 毕业

大学四年，我没有回过赵庄。假期都在打工，攒学费，攒生活费。

赵德厚每个月都会按时汇钱来，不多，但准时。汇款单的附言栏里永远是那四个字——“注意身体”。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四年里我给赵德厚写过几封信。说他回不回我不知道，他从来没回过。

但每次我打电话回去——村里的小卖部有公用电话——母亲都会说“你叔在旁边呢”。赵德厚很少接电话，只有一次接过。那次母亲在灶台边忙着，喊“德厚你来说几句”。赵德厚接过电话，半天没出声。

“叔。”

“嗯。”

“我挺好的，您别担心。”

“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大学毕业那年，我签了一家省城的设计院。工资不算高，但稳定。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自己留了点生活费，剩下的全汇给了赵德厚。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了四个字——“叔，辛苦了。”

后来母亲打电话来说，赵德厚收到汇款单的那天在院子里坐了很久，一个人抽了好几袋烟，烟雾在夕阳里慢慢散开，淡了，没了。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母亲说那你在院子里坐那么久，他说我在看那棵槐树，今年花开得好。

那棵槐树是我来赵家的那年种的，快十年了，长得比房顶还高了。每年五月开花，白花花一片，香飘半条街。

第16章 回家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了赵庄。

四年没回来了，赵庄变了很多。村口的土路铺了水泥，坑坑洼洼不见了。老槐树还在，树冠更大了，光秃秃的枝条上挂着几片枯叶，在风里沙沙作响。赵德厚家的土坯房已经翻新成了砖瓦房。

赵德厚站在院门口。

他的头发全白了，比四年前老了很多。腰更弯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袖口磨得起了毛。

“回来了？”他说。

“叔，我回来了。”

赵德厚看了我几秒，转过身，往屋里走。他的右腿跛得更厉害了，走得很慢，一步一顿。

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我眼眶就红了。“瘦了，在单位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我把行李放下，走进堂屋。堂屋里的摆设跟记忆里差不多，八仙桌，条凳，墙上挂着年画。赵德厚坐在灶台前，正往灶膛里添柴，火光照着他的脸。

“叔，我来。”我走过去蹲下来，从他手里接过了柴。

赵德厚看着我没动，把手缩了回去，在膝盖上擦了两下。

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了。水蒸气模糊了窗户，看不清外面的天。

那些年赵德厚坐在灶台前烧火，我在旁边递柴。他不说话，我不说话，灶膛里的火替我们说了。

第17章 四个哥哥

大年初二，四个哥哥都回来了。

老大建国带着老婆孩子，老二建军带着老婆孩子，老三建民还在南方没回来，老四建华在县城成了家，带着老婆。

堂屋里摆了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赵德厚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杯酒。他的酒量不行，喝一小口脸就红。

饭吃到一半，老大建国端着酒杯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小远，哥这几年在外头，顾不上家里的事。爸这些年多亏了你。”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建国哥，是我该谢谢叔。没有叔，就没有我的今天。”

老二建军也端着酒杯过来了。

老三建民在电话里让老大替他敬一杯。电话是打到村里的，母亲接的。老三在电话那头喊“小远，好好干，给咱家争光”。老三说“咱家”的时候，没有把自己跟我分开。

老四建华话不多，端着酒杯碰了碰我的杯子。

“小时候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

他说的应该是中学那几年，在学校假装不认识我的事。

“建华哥，过去了。”

建华眼眶有些红，仰头把酒干了。

赵德厚坐在主位上，看着五个儿子——四个亲生的，一个带来的，端着酒杯站成一圈。他看着看着，眼睛就红了。

他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吃饭。”

第18章 树

那年春天，赵德厚的腿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年轻时落下的毛病，老了找上门来。走路得拄拐杖，走几步就得歇一歇。但他闲不住，柱着拐杖也要在院子里转，摸一摸那棵槐树，看一看墙角的柴垛。

“小远，那棵树是你来的那年种的。”

赵德厚站在槐树下仰着头。树冠很大，枝丫伸展开去，像一把撑开的巨伞，遮住了半个院子。

“那年你才这么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腰的位置。“现在长这么大了。”

他比了比自己的头顶，树比房顶还高了。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碎金子。

“叔，您身体还好吗？”

“好着呢。”

赵德厚柱着拐杖，走出院门，沿着村口的土路慢慢地走。那条路我走了很多遍，上学、放学、去镇上、回赵庄。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水泥路，两旁的杨树长高了不少。

第19章 后来

后来的事就不细说了。我在省城安了家，娶了妻，生了子。每年春节都回赵庄，带着老婆孩子。

赵德厚一年比一年老，但每年院门口都有那个身影，柱着拐杖，微微佝偻着背，站在阳光里。

“回来了？”

“叔，回来了。”

我接过他手里的拐杖，扶着他走进院子。

槐树又长高了一大截，枝丫伸出院墙，树荫遮住了半条巷子。每年五月，槐花开了满树，白花花一片，香气飘出去好远。

村里有人问赵德厚：“德厚，你家小远回来了？”

赵德厚说：“回来了，我儿子。”

他第一次在人前说“我儿子”的时候，我听到了。

阳光很暖，风很轻。槐花的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甜丝丝的，像糖葫芦。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故事根据真实人物经历改编，为保护当事人隐私，人物、地名均已做模糊化处理。故事中的时代背景、农村生活、家庭关系等，均参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真实状况，力求还原那个年代的温度。

作者：符生说事

——你点下的每一个“在看”，都是在为每一个像赵德厚那样、不善言辞却默默撑起一个家的人鼓掌。他用八块钱的学费说“小远成绩好，不能耽误”，用一张汇款单写“注意身体”，用站在村口的身影说“回来了”。有些不离不弃不需要用血缘来证明，它藏在一个继父藏钱的手帕里，在一截被磨秃的拐杖尖上，在院门口那个再也没有等到他的阳光里。有些人从不说爱你，但他的每一个铜板，都在替你铺路。

愿每一个赵德厚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愿每一个沈远都能记得回家的路。

晚安，陌生的你。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