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暮春，北京东单清晨六点半的空气还带着凉意，协和医院住院部的楼道里却已传来脚步声。护士抬头一看，白大褂上的铭牌闪了一下——孙燕。那一年，他89岁。对年轻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只有五个字：“病历带了吗？”这句短促的话并不客气，却是日复一日的常态。谁能想到，这位老先生与肿瘤缠斗了近70年，依旧保持着军人般的节奏。
时间拨回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20岁的孙燕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完成预科课程后北上。1951年，他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恰逢全国大规模院校调整，医学教育资源集中，他得以接触世界前沿的解剖学与药理学。与此同时，他参军入伍，身份多了“解放军军医”这条标签。
1959年9月，刚满30岁的孙燕被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两位院长吴恒兴、李冰交给他一句话：“肿瘤内科空白，想办法做起来。”资源只有5张病床、4种药物。外人觉得条件寒酸，孙燕却说：“够了，先把病人救下来。”
1960年，北京迎来一场罕见的沙尘暴，医院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病区里却异常忙碌。孙燕带队试用氨甲喋呤联合环磷酰胺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疗效达到同期国际报道的60%以上。这组数据两年后在莫斯科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公布，引得会场一片低声讨论，中国肿瘤研究首次在国际大会上发声。
科研之余，孙燕的行军包里始终放着一本《本草纲目》缩印本。他对同事说：“西药像步枪，中药像匕首，各有杀招，别丢了先辈的武器。”1970年代，他开始尝试中西医联合方案，一些晚期肺癌患者因为加用清热解毒方，骨髓抑制出现率下降近三分之一。
1979年6月，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访美学者名单里有孙燕。宾夕法尼亚大学给他提供客座教授席位和4万美元年薪。在实验室，他每天待到凌晨，却婉拒了留下的邀请。临行前，美国导师问：“为什么走？”孙燕笑道：“孩子放学了，该回家了。”9月，他带回新的化疗配方和冷冻保存技术，落地后立刻进病房改造中央药房。
1980年5月，他站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的讲台。10分钟报告结束，提问持续两个小时。有意思的是，一名法国学者问：“中国的统计数据可靠吗？”孙燕摘下眼镜反问：“不可靠，为何存活率能在你们期刊审过？”会场笑声四起，气氛顿时缓和。
1993年，一封来自台北的快信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信里恳求他为一例晚期食管癌患者设计方案。病历翻到最后一页，署名写着“蒋孝勇”。孙燕仅作片刻停顿，随即提笔写下“二氧嘧啶+顺铂周疗+参麦注射液”六行字。3个月后，患者体重回升4公斤，便提出到北京复诊。病房走廊尽头，蒋孝勇轻声说：“孙教授，谢谢您。”孙燕轻声回一句：“病好了再谢也不迟。”
对外界而言，孙燕是名医；对同事而言，他是“走动的闹钟”。年轻医生常被半夜叫起来补数据。有人抱怨，他却端着保温杯回一句：“抢时间救命，值。”口气不重，分量却够。
多年奔波，孙燕依然保持每周出诊两次，步行往返住院楼。有人递车钥匙，他摆手：“腿还在，别惯坏了。”他身高1米80，体重84公斤，总嚷嚷自己胖，午餐只吃七分饱。遇到卤煮火烧，他只夹一块肺片，转身离席。
戒烟酒是铁规矩。孙燕说吸烟者不仅害己还害人，二手烟患者的肺癌切片他看得多了，不忍再见。至于酒，“研究药物致癌机制够了，不想再加一项酒精”。
对防癌话题，他提出五句话：
1.体重不过度，饿着比撑着好；
2.每年两次体检，不嫌麻烦；
3.远离烟酒，别和肿瘤开玩笑；
4.三分肉七分菜，红肉少吃；
5.走路替代开车，心跳快一点。
这些话不复杂，却是他70年临床经验的压缩包。
孙燕先后主持或参与21部论著，发表论文300余篇。眼下，协和肿瘤内科已由当初5张床扩展到300余张。年轻人问他成功秘诀，他抬抬眉：“三件事，读书，守夜，盯病人。”语气平实，没有戏剧化的高潮，却正是医学的真实节奏。
2023年秋，孙燕在门诊示教时突然停下脚步，盯着墙上一张1970年代的黑白合影。照片里的人大多已作古，他轻声叹道：“要把剩下的路替他们走完。”走出病区，他依旧选择楼梯，步伐不快，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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