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岗 李宝臣 吴建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5年9月、2026年1月出版

《北京城史记》是关于古都北京的一部城市史著作，其内容时限包含了元大都和明清时代的北京，展现了三个时期北京城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当得起“史记”二字。本书的几位作者，无一例外都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称历史所）的北京史资深学者，被我视为几十年的良师益友，大都参加过大型学术专著《北京通史》的编撰工作。如今，三位作者都已从各自的工作岗位光荣退休，但是他们在北京史上的研究并未停滞。

这套书在研究途径和编撰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新的开拓，同时兼顾了当下的阅读需求。城市史学涉及众多学科，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又自有其内部的科学规律。研究者在对每一领域进行考察和论述时，既须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又要坚持史学的视角和学术特色。中国的知名古都虽有多处，各自都产生过重要且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但在都市文明的传递嬗替进程中，北京城处在历史接力的最后几棒，因而得以凝聚并包容了中华都城文明的全部内涵。正像吴建雍先生所言：“研究北京史一定要有通史意识和世界眼光，要注意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和世界著名城市发展史的宏大角度理解，才能有更鲜明的问题意识。”本书各卷在资料挖掘和利用上都有新突破，对此前尚未涉及的一些领域进行了研究，或是提出了独到见解，或是在理论和撰写方法上进行了探索。全书行文各得其妙，文笔收放自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好书。

大哉乾元元朝大舞台的演出剧场

王岗（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的历史十分悠久，如果从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坂泉之战”算起，应该有五千年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而永定河流域把“炎黄子孙”融为一体，开始大踏步走向中原。逐鹿天下，谁与争锋？在我的理解中，黄帝部落是游牧民众的代表，而炎帝部落则是农耕民众的代表。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坂泉之战”，应该是中华民族第一次的农、牧融合。黄帝之所以被称为“轩辕氏”，其文化特征之一，恰恰是驾长车、逐水草而居的游动部落。而炎帝之所以被称为“神农氏”，即因其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因时代太久远，许多东西无法用文献来加以详细记载。

在中国古代，农耕民众与游牧民众的第一次融合，即属炎黄之战。此后的民族融合有许多次，冲突是融合，交往也是融合，而且是更加全面的融合。正是这些融合，使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毁灭，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生。这就是历史，一段又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人生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有多少悲剧变成了喜剧，又有多少喜剧包含了悲剧。从夏商周到秦汉，从隋唐到明清，谁是丑角，谁是英雄？又有谁能讲得清。

在北京的历史上，人生的一幕又一幕大剧正在不断重演，有高潮也有低潮，而元代的大都城，正是大剧的高潮之时。这时的一群游牧民众，骑着一匹匹战马、驾着一辆辆毡车，从蒙古大草原上涌入中原。这时的蒙古人，还没有建造城市的概念，成吉思汗的大毡帐，就是“王庭”所在。谁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竟然在华北平原之上，建起了一座超大规模的大都城。而这座大都城，正是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的首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又给这个帝国起了一个无比霸气的名字——大元。按照儒家典籍《周易》的说法：“大哉乾元”。

就是在这里，元世祖忽必烈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他让大臣郭守敬测量了一下宇宙运行的规律，并制订了当时最为完备的人类历法——《授时历》。这部历法参考了中国古代几十部曾经行用的历法，并且设置了当时天南海北最为辽阔的观测点，运用最先进的观测仪器，从而得出的观测结果极为精确。第二件事，是开通了从江南到大都城的海运与漕运两大系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航程最远的物资通道，不仅运送各种物品，而且畅通了长江南北的文化交流活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舞台，一个朝代就像一台大戏。既有辉煌的时刻，也有阴暗的角落。元大都正是元朝大舞台的演出剧场，展演着芸芸众生的悲喜剧。《西厢记》是辉煌的喜剧，展演着人们追求爱情的永恒主题；而《窦娥冤》则是阴暗的悲剧，展演着人们饱受冤屈的无尽苦难。这样的两部大剧，在元朝的大都城，不是一场接替一场的展演，也不是假、恶、丑之后迎来的真、善、美，而是同时的展演，是真、善、美与假、恶、丑混杂在一起的现实，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历史真相。

在元代的大都城里，既有帝王将相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也有文人墨客的吟诗赋词、诵古论今；既有平民百姓的酱醋油盐、家长里短，也有和尚术士的谈经布道、超凡脱俗。

复原模糊地带为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高申（文化学者《北京城史记》编审）

李宝臣先生的《北京城史记》（明代卷）从“元大都到北平府”“元故宫与燕王府”“永乐帝迁都”等内容说起。有关明洪武至永乐年间的诸多细节，目前还有很多“模糊地带”，李先生从史料出发，将这一时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复原，从而为明初北京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

比如，在探讨徐达主持下缩减北平府城域面积的原因时，李宝臣先生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能够降低守卫与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传统思维模式，要彻底破除元朝王气，使大都无法与南京相颉颃。如果不是事先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认可，徐达绝没有胆量私自对元故都进行拆改。这项缩城的工程，与稍后开始的毁元故宫工程出自同样的政治立意。当新朝皇帝不再选择旧都作为都城之际，这座旧都就必须小于新都的城域面积，即使浪费人力物力，新朝也在所不惜。

此外，李宝臣先生对所谓“十王府”有着自己的明确想法。“十王府”并不是十位王爷的十座王府，而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单一府邸。何以冠名“十王”？李宝臣先生是从明太祖定立的皇子分封制度进行解析的。明朝制度多仿唐代，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以宫中幼子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建一大宅，分院安排成年皇子，称“十王宅”。“十王宅”之外，尚有安置皇孙的“百孙院”。

到明太祖时，随着皇子封藩制度的确立，“十王”也成为制度专用名词。永乐年后，“皇子之国，皇后子，其仪制用上十王礼，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礼，嫔所生子用下十王礼”。紧邻皇城修建的十王府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已婚之王“出居京邸”等待之藩之所；另一方面，负责接待朝觐的藩王。由此可见，“十王”乃是等级规范、礼仪制度的体现，而非皇子的具体数量。

根据李宝臣先生的推断，“十王府”初建时，其规模大致是：南起今北京饭店，北至今大甜水井，东临今王府井大街，西临玉河。永乐后，可能由于宗室事务使用率越来越低，渐被朝廷拆分挪作他用，府邸规模越来越小。

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探讨的是“北京平面凹形城垣的形成”“宫城、皇城与坛庙”“中轴线两翼张开的城建布局”等事关北京城基本风貌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的描述，一座古老的明代北京城便鲜活地跃然纸上。再往后，李先生将明代北京城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进行了系统梳理。延续了200多年的明代北京城，就这样完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清代京师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

吴建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想了解清史吗？就先读一读《北京城史记（清代卷）》吧，这是一条通往清史殿堂的捷径。这本书不仅向你展示了清代京师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清代的各项制度，是一部清代京师百科全书。读完这本书，再走进中轴线，漫游北海、前后海，信步宣外大街，踏青长河，迈上张家湾古桥，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丰富的历史知识将使你真正体验到这座城市的深厚文化底蕴。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可这本书却是历经近半个世纪苦读和研究，翻阅《清实录》《起居注》、清人笔记、文集、外文史料、今人论著以及大量清代档案，才锤炼出的著作。书中所引史料都有详实注解，为读者提供了扩展阅读的方便。

读者肯定都了解一些清代北京历史，但是这本书会领你进入你肯定还不知晓的领域。例如，清代京师行政建制，为什么设立九门提督？清廷从每日御门听政到在御园建立勤政殿，理政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清廷的铨选制度和年班制度，如何增强了京师的政治中心作用？紫禁城和西苑内，哪些殿阁、园林是清代建造的？康熙帝垂青丰泽园，为什么乾隆帝寄情淑清园？与明代不同，为什么清代王府都建立在京师，它与封爵制度演变有何关系？宣南为什么会成为汉族仕宦和士人的聚居区、形成了春秋时期曾设想而未实现的士乡？“韦杜城南十万家”和“今日城南韦杜少”两句诗，反映了士乡风貌前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读完《北京城史记（清代卷）》，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你会感到穿越了三个世纪的历史，仿佛亲眼目睹了清代北京活生生的社会，更会感到已经登上了清史的学术殿堂，知道的不只是故事，而是历史的进程和文化的传承。

（引言作者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韩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