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1911年5月，天津召开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会议——天津县工务分会成立相关会议，这些会议关乎这座城市工业的未来，标志着中国北方工业力量从分散走向联合，也是清末“实业救国”思潮在天津结出的重要成果。

一、时代的呼唤

清末新政的推行，激发了华夏大地实业救国的热忱。在农工商部的积极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工业团体组建运动渐次铺开：各省纷纷设立工务总会（亦称工业总会），各府厅州县亦相继筹备工务分会（亦称工业分会）。当时这些尚未完全摆脱行帮属性的组织，被《大公报》《申报》等主流报刊称作“工会”，是近代工业团体的早期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与“商会”“农会”三足鼎立，既是“工界”振兴实业的中坚力量，也是“手艺人”抱团取暖的精神家园。

此时的中国工商业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下备受冲击。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今日之时代——商战之时代也”。作为清末新政的前沿阵地，天津在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开拓之志、开放胸怀及独特工商文化气质的新型城市精英。为使天津成为“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本着“研究一切工业以期挽回利权”的初心，他们率先组织工商研究总会及分会，筹建天津县工务分会。此举既是新型工商精英践行实业救国思想的创新探索，亦开清末县级行政区划设立工务分会之先河，在全国具有特殊意义。

二、前奏与孕育

天津县工务分会的诞生，有着清晰的政策依据与扎实的舆论铺垫。1909年4月，农工商部号召各省组织各类工业团体，潜心钻研工业技术改良之法；1911年4月中旬，农工商部再发公文，要求依据此前修订的工会简章宗旨拟定详细章程，并督促落实。天津工商研究会当月下旬便在工商研究总所内率先组建工务分会，以“研究工学、改良工艺、拓增实际上之进步”为宗旨，成为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展此类探索的团体，为后续工务分会的正式创建积累了宝贵经验。

1911年，天津县工务分会的筹建工作步入实质阶段。3月3日，《大公报》首次刊载《农工商部奏拟工会简明章程》，向社会释放设立工会的明确信号；5月2日至3日，该报又全文发布《农工商部奏定工会简明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农工商部为全国工业总会之枢纽，负责“于各省筹办工会”；各省工业组织“于各省省城应设总会，于各府厅州县应酌设分会”；总会设总理、协理各一人，分会设总理一人，均由工会董事投票公举。无论农工商部，还是各省工务总会、各府厅州县工务分会，均以“研究工学、改良工艺、倡导工业、拓增实际上之进步”为共同宗旨。

与此同时，舆论宣传也为工务分会的筹建营造出热烈氛围。1911年4月25日，《大公报》以《组织工业会》为题介绍天津工界拟定创设工务分会之情形，以期形成“商界入商会，工界入工会”的格局。4月30日至5月5日出版的《大公报》连续六日刊登“设立工会广告”，公布天津工务分会筹备会召开时间与地点，邀请工界人士参会。5月5日，该报以白话文形式向工界承诺：“要是遇见被人欺负的事，全可以保护；遇见困难的事，全可以维持”，并盛赞成立天津县工务分会“实是一件最好的事……这个机会是吾们工艺里头的人，可遇不可求的”，言辞恳切，饱含期待。

三、筹备与成立

1911年5月7日晚八点，天津县工务分会筹备会在东马路宣讲所召开，由天津工商研究总会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三位会长共同主持。宋则久首先登台，详细介绍了设立分会的背景与目的。李子鹤条分缕析了《农工商部奏定工会简明章程》，并对5月14日的工务分会选举作出具体安排。纪管涔既深刻揭示了行业内恶性竞争的困境，又满怀期望地号召工界“自当联合团体，力求进步于后”，以抵制洋货、培育竞争优势，助力国家富强。

筹备会激发了工界人士的入会热情，报名者络绎不绝。5月8日，《北洋官报》发表《演说工会之利益》一文，向社会呼吁“天津要仿照商会立一个工会……教工界的人全去题名”，邀请“手艺人跟那有手艺的铺子并公司、工厂”踊跃报名。5月8日至14日，《大公报》连续刊登以《天津工商研究总会谨启》为题的启事，提醒希望入会但尚未登记的人员及时补报。5月15日，《大公报》刊登题为《演说工会之利益》的文章，该文既分析了商战、兵战与强国的密切关系，又指出当时中国工业不振的根源在于“大家如同散沙一样，不仅不能联合，同行是冤家”，并提出“大家连成团体，一洗旧日的毛病，一盘散沙变成一个大团体，同行是冤家变成同行是好友，互相气恨改成互相照应”的期许。

1911年5月21日下午两点至六点半，天津县工务分会开箱唱票仪式在东马路宣讲所举行，现场“亲观者”达130余人，气氛热烈。最终得票较多者有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赵元礼、孙恩吉、刘辅臣、苑士林、刘文仲等人。其中，宋则久、李子鹤、纪管涔为天津工商研究总会会长；孙恩吉、刘辅臣、刘文仲为天津铁工研究分会会长；苑士林为天津竹工研究分会会长。这份名单清晰反映出天津县工务分会与天津工商研究总会及各专业分会之间的紧密关联。5月29日下午四点，天津县工务分会于工商研究总所召开成立大会，得票最高的宋则久当选为首届总理并发表就职演说。至此，天津县工务分会的组建与总理选举工作圆满完成。

四、续曲与回响

然而，新生的天津县工务分会很快遭遇严峻考验。1912年3月2日，“壬子兵变”爆发，天津工商业遭受重创。宋则久代表天津县工务分会上书袁世凯：“所遭焚掠者资财已空，无以重整”，道出了兵变后分会无力重整被焚掠之地、弥补资产损失的窘迫处境，恳请大总统体恤工商界的艰难处境，尽快颁布善后办法，酌情给予资本赔偿，使受灾的工商从业者“自得生机，重兴其业”。1914年，袁世凯下令取缔工务总会、工务分会等相关组织，天津县工务分会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天津县工务分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津县工务分会推动着清末民初的天津逐步发展成为北方的工业中心和通商大埠，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实业救国的初心，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一段值得铭记的篇章。

【作者分别为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为202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文化研究专项“从‘实业救国’到‘实业报国’：近代天津工商文化精神传承与创新研究”（课题编号：TJJWZD05-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