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深秋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我站在儿子家楼下，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几件换洗衣服，一本存折，一张身份证，还有老伴的遗像。存折上的数字是一万两千块，那是老伴走之前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念想。
楼上亮着灯，儿子的窗户没关严，透出一线光。我听见孙女在哭，儿媳妇在骂，儿子的声音闷闷的，听不清在说什么。争吵声断断续续地传下来，像钝刀子割肉，一下一下地剜着我的心。
小区里的灯坏了，忽明忽暗的。一只野猫蹲在垃圾桶旁边看着我，绿莹莹的眼睛在黑暗里发着光。它大概在想，这个老头怎么跟我抢地盘。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在这座城市待了整整十年，帮儿子带大了孙女，帮女儿带大了外孙。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接送孩子上下学，辅导功课，开家长会。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从早转到晚，从春转到冬，转了十年。
十年。
我以为我是这个家的一部分。
可就在今晚，儿媳妇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爸，您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不如回老家享清福吧。”
帮不上什么忙了。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你没用了。
一个为儿女掏空了一辈子的老头，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当这个工具的最后一个螺丝都拧秃了之后，就该被扔掉了。
我今年六十五岁，一辈子老实本分，不偷不抢，不嫖不赌。在厂里干了三十年，没跟人红过脸。在家当牛做马，没跟老伴吵过架。退了休又来给儿女当免费保姆，没跟他们计较过任何事。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头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可这头老黄牛老了，没奶了，连草都嚼不动了。
于是被赶出了牛棚。
第一章
我命不好，但也不算太坏。
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巴上，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好歹没饿死。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个。爹妈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工夫管你。我从小就知道，想要什么得自己去挣，没人会送到你手上。
十五岁进厂当学徒，学的是钳工。师傅是个老上海，技术好，脾气也大。我笨，一个活能干三遍，师傅骂我，我不吭声，闷着头继续干。下班了别人都走，我留下来练。练了三年，我成了车间里最年轻的二级工。
二十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老伴。
她叫淑芬，棉纺厂的挡车工，个子不高，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不嫌我穷，不嫌我矮，不嫌我家兄弟多。媒人问她“你看上他什么了”，她说“老实，靠得住，不像那些花里胡哨的”。
我们结婚的时候，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张床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一个衣柜是我找木匠打的，碗筷是从厂里食堂顺的。婚宴就在我家院子里摆了四桌，请的都是亲戚，菜是我妈做的，酒是散装的。
就这么过了。
婚后的日子紧巴巴的，但也不觉得苦。我在厂里上班，她在厂里上班，两个人加起来不到八十块的工资，要养活自己，还要补贴两边老人。有了儿子以后更紧了，光奶粉钱就压得人喘不过气。
儿子出生那天，我在产房外面等了一夜。护士抱出来的时候，眼睛都没睁开，皱巴巴的一团。我伸手去接，手是抖的。活了二十五岁，第一次抱着这么小的生命，心里想的就一件事——这辈子，我不能让他受苦。
后来女儿也出生了。凑了个“好”字，街坊邻居都说我们有福气。
我也觉得有福气。
那些年，最大的盼头就是两个孩子能健康长大，能考上大学，能过上好日子。我跟淑芬商量好了，不管多苦多累，一定要供孩子读书，不能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在厂里干一辈子。
偏偏事与愿违。厂里效益不好，工资发不出来，从每月一发拖到两月一发，后来半年都见不到钱。我跟淑芬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她下岗带孩子，我留在厂里继续熬。
那段时间最难熬。每个月七八百块的工资要养活四口人，还要攒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我一天三顿饭在厂里吃，馒头咸菜，一个月伙食费不到五十块。淑芬在家里带着孩子更省，一锅粥吃一天，菜是自己种的，鸡蛋是娘家拿的。
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家里实在供不起两个。我跟淑芬合计了一宿，最后女儿主动说她不上了，让哥哥读。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包烟，淑芬在屋里哭得泣不成声。我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女儿，可又有什么办法？家里就那么多钱，顾得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女儿后来去了南方打工，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站了三年。攒下的钱全寄回来，给哥哥交学费。儿子大学毕业那天，我说“这文凭不是你一个人的，是你妹用三年青春换的”。儿子没吭声，低下头，眼圈红了。
我当时以为他记在心里了。
后来证明，记是记了，但记得模棱两可，像隔了一层毛玻璃——你知道那后面有东西，但看不清了。
儿子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找了工作，进了一家建筑公司当技术员。工资不高，但胜在稳定。女儿还在南方打工，但已经从流水线调到了质检，算是进步了。
我跟淑芬总算松了一口气，觉得日子在一天天变好。
好日子还没过上，淑芬就查出了病。
第二章
那段时间她总说肚子疼，吃不下饭，人瘦得厉害。我带她去县医院查，医生说没大事，可能就是胃病，开了点药让回家吃。吃了半个月不见好，又去了市里的大医院，这次做了CT。
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
“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胰腺癌，已经晚期了。”
听到这句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胰腺癌。晚期。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张死亡判决书。我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喉咙像被人掐住了。
“还有多长时间？”
“如果不治疗，三到六个月。如果化疗，也许能延长到一年。”
一年的时间。
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跑过，家属拎着饭盒走过，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病房的。
淑芬靠在床上，看见我进来，问我：“医生咋说的？”
“没啥大事，就是胃有点毛病，住几天院就好了。”
“真的？”
“真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不知道是信了，还是假装信了。
淑芬住院的日子，我每天骑四十多分钟自行车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早上五点多起来，先去医院送饭，再骑车去厂里。下了班再来医院，陪到晚上九点多，再骑车回去。那段路有个大坡，以前骑上去都费劲，那几个月愣是一次没推过。
淑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化疗让她吐得昏天黑地，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人也越来越瘦。她不爱照镜子，说镜子里那个人不是她。我给她买了一顶假发，深棕色的，她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发色。
她戴上假发，对着镜子看了很久，问我：“像不像以前的我？”
我说“像”，但声音是抖的。
儿子从省城赶回来，在病房里坐了半天，跟淑芬说了会儿话，又赶回去了。说是公司有个项目走不开。淑芬说“没事，你忙你的，有你爸在”。
女儿从南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给她擦身子、喂饭、端屎端尿。淑芬拉着女儿的手，看了她很久，说了句让我心酸至今的话——“妈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女儿说“妈你别说了”，转过头去擦眼泪。
淑芬走了。
从查出来到走，不到五个月。
她走的那天是个阴天，窗外下着蒙蒙细雨。她拉着我的手，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她的眼睛慢慢失去了焦点，瞳孔一点点地散开，像墨水滴进了水里。
我握着她的手，从温变凉，从软变硬。
我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整个人像被冻住了，所有的东西都被锁在里面，出不来。
安葬了淑芬以后，我在家躺了三天。
不吃不喝，不说话，就躺着。
儿子打电话来，我没接。女儿从南方打来，我也没接。我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跟她说？你妈走了，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四天，我起来了。
去菜市场买了菜，回家做了顿饭。一个人坐在饭桌前，对面是空的。淑芬的碗筷还在，她的座位空着。我吃着吃着，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一颗一颗地砸在饭碗里。
那天晚上，女儿又打来电话，说：“爸，您来南方吧，跟我一起住。”
我说：“不去，太远了。”
她说：“您一个人在老家我不放心。”
我说：“有啥不放心的，你爸又不是三岁小孩。”
挂了电话，我在老家的房子里又待了两年。
直到儿子打来电话。
“爸，小敏怀孕了，没人照顾。您能不能来省城住一阵子？”
小敏是我儿媳妇。
第三章
我到省城那天，儿子开车来接我。
火车站出口人来人往，我从出站口出来，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比以前胖了不少，头发也少了，但精神头很好。
“爸，这边。”
他把我的蛇皮袋放进后备箱，我拉开副驾驶的门坐进去。车里很整洁，仪表台上放着一个车载香水，味道淡淡的，闻着像桂花。一年前他回去看我，开的是辆二手捷达，现在换成了这辆银灰色的SUV。看来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明远，这新车不便宜吧？”
“分期买的，一个月还三千多。爸，您在老家待得咋样？”
“就那样呗，一个人能吃多少，一天三顿饭对付对付就过去了。”
“那就好。小敏预产期还有两个月，她妈身体不好过不来，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我没有接话。
车子在高速上开了快两个小时，下了高速又拐了好几个弯，才进了一个看上去挺高档的小区。楼房很高，绿化很好，楼下停着一排排锃亮的私家车。
“到了，爸。”
我跟着他上了楼。
电梯里，我把蛇皮袋靠在自己脚边，怕弄脏了地面。电梯门很亮，映出我的影子——灰白的头发，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脚上是一双沾着泥巴的老布鞋。我忽然觉得我不该来，这个地方跟我不太合。
电梯在十二楼停了。儿子掏出钥匙开了门，玄关不大，但鞋柜很精致。我站在门口，不知道换不换鞋。
“爸，进来吧，不用换鞋，回头我拖地就行。”
屋里布置得很温馨，沙发软得能陷进去，茶几上摆着一束干花，电视墙上挂着一家人的照片——儿子和儿媳的婚纱照，两个人的合影，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抽象画。
儿媳小敏从卧室出来。她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有些笨拙。她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爸”。
就一声爸。不冷不热，客客气气。
“小敏，身体咋样？”
“还行，就是最近腿有点肿。”
“那要多休息，少站着。”
她点了点头，转身回了卧室。门没有关严，我能看见她坐在床边，拿起手机开始看什么。
儿子给我安排在朝北的小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放了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小桌子。窗户朝北，光线不太好，大白天也要开灯。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床单被褥都是新的，蓝白色的条纹，闻着有洗衣液的味道。
“爸，您就住这间，委屈您了。”
“有啥委屈的，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
我把蛇皮袋打开，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衣服叠好放进衣柜，存折压在枕头底下，老伴的遗像找来找去不知道该放哪，最后放在了床头。
儿子看见遗像，愣了一下。
“妈的照片您还带来了？”
“带着吧，带着心安。”
他没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住下来的日子，我的生活很快有了规律。
早上五点多起来，轻手轻脚地去厨房熬粥、热奶、煮鸡蛋。六点多儿媳起来上班，我把早餐端到桌上。她吃完了我收拾碗筷，然后去菜市场买菜。
中午一个人在家随便吃点，剩饭剩菜，或者下碗面。下午睡个午觉，看看电视，把晚上要做的菜洗好切好。等儿子儿媳下班回来，我开始炒菜。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在旁边坐着，偶尔说几句家常话，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洗碗、擦灶台、拖地。
这样的日子，跟我在老家时差不多，但又不一样。
在老家我是一个人，在这里我是一家人。虽然这家人的“中央”不是我，但能听到人声、闻到你做的饭菜被端上桌时的热气，那种踏实，比一个人对着电视吃饭要暖多了。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儿子把这个家撑起来。
可我很快就发现，撑不撑，人家根本不领情。
儿媳对我客气，但那种客气是疏远的。她跟我说“爸”，内容不外乎“今晚吃什么”“洗衣机里的衣服帮我晾一下”“下水道好像堵了您看看”。她的眼睛很少看我，说话的时候目光总是飘向别处。
她不会跟我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每次我都说“小敏，过来一起吃”，她都说“爸您先吃，我不饿”。等我吃得差不多了，她才出来，把剩菜热一热，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
我不是没眼色的人，我懂。她不是不饿，是不想跟我一起吃饭。
饭菜是相同的饭菜，可隔着那张桌子，像是两家人。
第四章
孙女出生了。
那天儿子在医院给我打电话，声音都是抖的：“爸，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
我当时在菜市场买鱼，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语无伦次：“好闺女，闺女好，闺女贴心。你让小敏好好休息，爸这就回去炖汤。”
回家炖了一锅鲫鱼汤，装进保温桶，骑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路不近，骑了快四十分钟。到了医院，儿媳在睡觉，儿子守在旁边，眼睛红红的，一夜没睡。孙女在婴儿床里，裹着粉色的小被子，只露出一张红扑扑的小脸。
我站在床边看了很久，想伸手抱，又怕自己手粗糙硌着孩子。
儿子说：“爸，您抱抱呗。”
我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托在臂弯里，轻得像一团棉花。她的小手攥成拳头，指甲盖只有米粒大，薄薄的，能看见里面的血色。
“爷爷的孙女……”我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从那天起，我的角色从“帮忙”变成了“专职带娃”。
新生儿三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奶，小敏休完产假去上班，白天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带。换尿布、冲奶粉、抱着哄睡、拍嗝、洗奶瓶，这些活我以前从来没干过，笨手笨脚学了好久才上手。孩子哭了我手忙脚乱，孩子吐奶了我慌得团团转，孩子发烧我抱着就往社区医院跑。
有一回孙女发高烧到四十度，我急得不行，抱着她打车去医院。挂号、排队、看医生、取药，一个人楼上楼下跑了十几趟。护士问我：“老人家，孩子爸妈呢？”我说“上班呢”，她说“您一个人带孩子真不容易”。我说“有啥不容易的，这是我孙女”。
回到家天都黑了，儿子儿媳还没回来。我给孩子喂了药，哄睡了，自己累得瘫在沙发上动不了。
能抱怨吗？跟谁抱怨？跟儿子抱怨？他上班也累。没那个必要。
以前在厂里，最长的一次连续上了七十二小时的班都没趴下，带个娃能有多累？
可人老了不是铁打的。六十一岁那年，我的膝盖开始疼，腰也不行，抱孩子抱久了直不起来。女儿在视频里看我脸色不好，说“爸，您别太累了，自己的身体也要紧”。我说“不累不累，带孩子有啥累的”。
我说不累，是怕他们知道了担心。怕他们觉得我老了、没用了，把我打发回去。
我不想回去。
不回去，不是因为他们对你好，是因为你走了四年的老伴的屋子，空荡荡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在这儿，孙女每天冲我笑，奶声奶气地叫“爷爷”，两只小手伸过来要我抱。那种感觉，比你一个人坐在老家看电视，强一百倍。
这就是人在屋檐下的活法。你把所有的委屈都咽下去，把所有的疼痛都吞进去，换来别人一句“这家有你了真好”。
可这句话，我没等到。
孙女两岁的时候，儿子忽然跟我提了一个“建议”。
那天吃完饭，儿媳带着孙女去洗澡了，儿子坐到我对面，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他从小就这样，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就会坐立不安，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像搓一根无形的绳子。
“爸，我有个事想跟您商量。”
“啥事？”
“小敏她妈身体好一些了，想过来帮忙带孩子。您在这边也住了几年了，要是不习惯，就回老家歇歇。”
回老家歇歇。
这五个字，说得很轻巧，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盯着儿子的脸看了几秒，试图从上面找到一丝不舍、一丝愧疚。
他避开我的目光，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开电视又关掉，再打开，再关掉，像在掩饰什么。
儿媳的妈要来。
我在这个家住不下了。
我没有当场答应，也没有拒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这个家这几年的账在心里过了一遍。
我带孙女两年，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可这些“苦劳”，在他们眼里，大概只是应该的。我是他爸，我是孩子的爷爷，我做这些是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就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就不值得感激。
不值钱。
第五章
我“回老家歇歇”的事还没落实，女儿那边又出了状况。
女儿在南方结的婚，女婿是四川人，在工地上开塔吊。
女儿的公婆在老家带外孙，来不了南方。外孙出生以后，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实在忙不过来。
她知道我在儿子这边带孩子，一直没好意思开口。直到有一天晚上跟我视频，看见孙女一个人在客厅玩积木，我在旁边陪着。
“爸，哥那边孩子大了吧？您能不能来我这边住一阵子帮帮我？”
女儿的表情很疲惫，眼袋很深，头发随便扎着，能看见几根白头发。不到四十岁的人，老得比我预想的快。
我说：“爸想想。”
挂了视频，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行，爸，您去吧。这边小敏她妈也快来了，不差您一个。”
不差您一个。
这五个字，比“回老家歇歇”还轻巧，轻巧得让人心里发凉。
在这几个孩子眼里，我从来就不是那个不可替代的家人。我只是一个临时的板凳，需要的时候搬过来坐坐，不需要了，就搬走。谁坐不是坐？不差你这一个。
女儿在南方的城市，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我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女儿在出站口等我，怀里抱着外孙。儿子三岁了，已经会说话了。
“外公！”小家伙从妈妈怀里滑下来，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不怎么结实，暖乎乎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小面包。
“乖，乖。”我蹲下来想抱他，膝盖疼得差点没站起来。
女儿租的房子在老城区，步梯七楼，没电梯。我把蛇皮袋扛在肩上，跟着她一层一层往上爬，爬到五楼的时候腿都在抖，心脏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女儿说“爸，我来扛”，我说“不用，你抱孩子”。她说她可以一边抱孩子一边扛袋子，我说“你当你爸是废物啊”。
把东西扛上七楼，我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女儿给我倒了杯水，外孙在屋里跑来跑去，兴奋得直叫。
“爸，您以后就住这屋，朝南的，光线好。”
房间比儿子家那间大，但乱。墙角堆着纸箱，桌上全是杂物，窗户上挂着一块花花绿绿的布，大概是当窗帘用的。
隔壁传来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骂声，隔音不好。
我把老伴的遗像放在窗台上。
女儿看见了，没说话，给我倒了杯水。水有点烫，我吹了好一会儿才喝。
住进女儿家以后，我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节奏。
早起，做饭，送孩子上幼儿园，买菜，接孩子，做饭，哄孩子，等女儿下班。
外孙比孙女调皮，三岁的男孩正是狗都嫌的年纪，一刻不停。我得弯着腰跟在他后面跑，跑得气喘吁吁。他要抱，我抱着他在屋里转圈，转到头昏眼花。
女儿在商场做售货员，上班时间不固定，有时候上早班有时候上晚班。上晚班的时候晚上十点多才到家，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从下午带到天黑再到夜深。
有一回外孙发高烧，我给女儿打电话，她那边正忙走不开，让我自己带去医院。
我背着外孙去附近的社区医院，小家伙烧得迷迷糊糊的，小脸通红，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心疼得不行，一路上跟他说话“乖，外公在，不怕不怕”。
到了医院，挂号排队，缴费排队，拿药排队。抱着孩子，背着袋子，楼上楼下跑了三趟。
护士说：“老人家，您一个人带孩子？”“嗯。”
“您身体真好。”
不是身体好，是不敢不好。
在女儿家住了两年，外孙上幼儿园中班了。
我六十五了。
膝盖越来越不中用，阴天下雨就疼得走不了路。腰也不行，弯下去直不起来。去年体检，血压高，血糖也高，医生说要注意。
那天晚上，女儿回来得很晚，脸上带着一种我很少见到的表情——不是疲惫，是犹豫。她坐在我对面，搓了搓手。
“爸，我有个事想跟您说。”
“说。”
“小宇明年要上大班了，学校有晚托班，我可以下班再去接他。妈在这边住了一阵了，您要是不习惯南方这天气，就……回老家歇歇？”
又是“回老家歇歇”。女儿的表情比儿子当年复杂了一些，眼中有愧疚，有躲闪。
她低头绞着手指——那是儿时做了亏心事的经典动作。
“是你婆婆要来？”我问。
“不是。就是……房子太小了，住不下这么多人。我想着小宇也大了，不用您操心了。您回老家住着也自在。”
我点了点头。
“行，爸回去。”
女儿还想说什么，嘴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像离开水的金鱼。她大概想说“我不是赶您走”，觉得自己不那么狠心，又想解释几句。可解释什么呢？解释来解释去，结果还是一样。
六十五岁的周德厚，在女儿家住了两年，又要走了。
六十五岁。一辈子任劳任怨，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我以为这些年的付出，会换来儿女的养老。可到头来，我还是得一个人，拎着蛇皮袋，去找个能收留我的地方。
收留我的地方，叫老家。
第六章
回老家的事，我跟儿子说了一下。
不是征求他的意见，是告诉他“爸要回来了”。
“爸，您不是在我妹那边带孩子吗？怎么要回来了？”
“你妹那边不用我了。”
“那您先回来住吧，我这边小敏妈还在，房子住不下。您先在老家待一阵子，等我这边方便了再接您。”
方便了接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快，像是在说一件迟早会发生的事。不是“我想接你”，不是“我希望你来”，是“方便了接你”。
方便不方便，永远是他们说了算。我现在是那个被挤到路边的石头，谁路过都嫌碍事，但谁也没力气把它踢飞，就那么摆着吧，碍眼是碍点眼，反正也不当道。
孙女是我的心头肉。十岁了，越来越像她奶奶，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小时候我抱着她去买菜，她在我怀里东张西望。我教她说话，她学会的第一个词是“爷爷”。她在幼儿园得的小红花，贴在我的床头，贴了一排。
我在儿子家住的那几年她跟我最亲，晚上要跟我睡，她妈怎么叫都不回去。
我从女儿家回去以后，放假时还能见到孙女。刚开始她还跟我亲，一进门就喊爷爷，拉着我看她的新玩具、新裙子、学校发的奖状。
后来慢慢变了。
她开始在意她妈的脸色。她妈不说话，她就不过来找我。她妈叫她回房间写作业，她就乖乖回去。
有一次我听见儿媳在小声教她——“以后别跟爷爷那么亲，别人看见了说闲话。”
说闲话？跟自己爷爷亲，别人能说什么闲话？
我没吭声。
那天孙女没有再来我房间。
老伴的遗像在窗台上放着，这么多年一直在那放着。她走了八年，遗像擦得干干净净，相框上还系着她生前用过的发绳，褪色了，也不舍得扔。
以前孙女会指着照片说“这是奶奶”，我就给她讲奶奶的事。奶奶以前是棉纺厂的，手可巧了，会织毛衣，你小时候穿的毛衣都是奶奶织的。她听得很认真，虽然她根本不记得奶奶长什么样。
现在她已经很久没来过了。
儿子来的次数也少了。
刚开始还一个月回来一次，带点水果，坐一会儿，吃顿饭，说“爸您注意身体”，然后开车走了。后来两个月回来一次，再后来过节才回来。今年中秋节他没回来，打了个电话，说“太忙了”。
忙。
一个字，就打发了。
我不想怪他。他也难，房贷车贷，孩子上学，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媳妇管得紧，他腾不出手来顾我。我不怪他，真的不怪。
我只是有时候想不通。
这辈子我这么努力，到底图什么？
年轻的时候图有口饭吃，结了婚图把日子过好，有了孩子图把他们养大，退休了图帮他们分担。我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都一分一毫地花在了他们身上。
到最后，我自己剩下了什么？
剩下一间老房子，一万两千块钱，一身毛病，还有相框里那个不会再跟我说话的人。
老伴走了以后，我学会了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病。去医院的路上，看到别的老人身边有人陪着，推着轮椅的，拎着保温桶的，递水递药的。
我以前也是那样的。老伴住院的时候，我每天都去，每天都陪。我以为我老了以后也会有人陪。可等我老了，住院的是一个，跑医院的也是一个。挂号一个人，缴费一个人，拿药一个人，办住院手续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点滴一滴一滴往下掉，还是一个人。
隔壁床的病友问我：“老周，你儿子呢？”
“在外地。”
“女儿呢？”
“也在外地。”
“都不来看你？”
“忙。”
病友摇了摇头，没说啥。
他不说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养孩子养了一辈子，养出两个白眼狼。
他不是针对我，他是为我们这些“不被需要”的老家伙们不平。
第七章
回老家快三年了。
我一个人住在这间老房子里，每天的日子像复印机印出来的一样——早上起来煮碗面，吃了去菜市场转转，回来看看电视，下午睡一觉，晚上再煮碗面，吃了看看新闻，然后上床睡觉。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一年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把剩下的日子过完。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本地座机。
我接起来。
“喂，请问是周德厚吗？”
是我。”
“我们是市人民医院的，您的儿子周明远出了车祸，正在抢救，请您尽快赶来。”
手机从手里滑落，屏幕朝下摔在水泥地上，碎了，黑色的玻璃面板像一张破碎的脸。
我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冷，是怕。怕我唯一的儿子，那个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那个我供他读书、帮他买房、给他带娃的儿子，那个我这辈子最对不起和最爱的人，就这么没了。
我跌跌撞撞地冲出门。
深秋的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梧桐树哗哗地响。金黄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我的头上、肩上、脚边。
我没有关院门。没有收晾在外面的衣服。没有关窗户。
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只知道，我得去医院。
我得去见我的儿子。
不管这些年他对我做了什么，不管他多久没回来看我了，不管他的新家还有没有我的位置。
他是我的儿子。
我是他的父亲。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全文完）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