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二十三，在县机械厂当钳工。

车间女主任姓周，叫周红梅，二十九岁，技术员出身，外号“铁娘子”。她个子不高，但嗓门大，走路带风，谁迟到早退她训谁，谁干活马虎她骂谁。全厂上下都怕她，说她是“母老虎”，嫁不出去。

那年秋天，厂里赶一批急件，大家连续加了半个月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周红梅还不满意，嫌我们进度慢，在车间里指着我鼻子说：“赵大勇，你这批零件废品率太高了，重新做！”我那天心情不好，家里来信说母亲病了，急着用钱。我顶了一句：“周主任，这活本来就急，我们天天加班到半夜，你还想怎样？”

她火了：“你什么态度？不合格就是不合格！重新做，没商量！”

我也火了。

“周红梅，你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天天跟我们过不去，你是不是闲得慌？”

车间里安静了，几十号人齐刷刷看着我。周红梅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没说出话。她把那批零件图纸拍在我桌上，转身走了。高跟鞋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每一下都像踩在心口上。

她走后，工友们围过来，有人竖起大拇指：“大勇，你真敢说！”有人摇头：“你得罪她了，以后有你受的。”我没吭声，心里其实有点后悔。话太重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刚坐下准备吃饭，门被敲响了。开门一看，周红梅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人——她妈和她爸。她妈拎着两个大编织袋，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的啥。她爸扛着一床新棉被，红绸子被面，绣着鸳鸯戏水。周红梅自己换了一件红色毛衣，头发放下来了，扎了个马尾辫。脸上抹了粉，嘴唇涂着口红。

三个人往我家门口一站，整条巷子都轰动了。邻居们探头探脑，孩子们围着看热闹。

“赵大勇，你不是说我嫁不出去吗？我今天就嫁给你！”周红梅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手里的碗差点掉地上。脑子嗡嗡的，像被人敲了一闷棍。

“你……你说啥？”

“我说，你不是嫌我嫁不出去吗？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结这门亲事的！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她妈在旁边帮腔：“大勇啊，红梅这孩子就是嘴硬心软，她心里有你，你不知道？”

她爸把棉被往我怀里一塞，闷声说：“收下。”

我站在门口，怀里抱着那床鸳鸯戏水的大红棉被，看着周红梅。她站在路灯下，脸红得像那床被面，手指绞着毛衣下摆。她的眼眶红了，但没哭。

“赵大勇，你骂我嫁不出去，你以为我不难过？我二十九了，我也想嫁人。可我天天在车间跟你们这些糙老爷们混，谁要我？你说谁要我？”

围观的邻居们不笑了。有人小声说：“这姑娘怪可怜的。”有人叹气：“周主任不容易。”

我抱着那床棉被，喉咙像堵了块石头。那晚周红梅没走。她爸妈放下东西，扔下一句“明天去领证”，转身走了。我站在门口，邻居们散了，路灯孤零零亮着。周红梅站在门框里，低垂着头。

“赵大勇，你骂我的话，我记你一辈子。你是第一个敢当我面那么说的，也是最后一个。我嫁你，不是赌气，是看上你了。你嘴欠，但心眼好。你帮我修过自行车那回，我就看上了。”

我想起来了。那是去年冬天，她自行车链子断了，大冷天的蹲在厂门口鼓捣。我路过二话没说趴地上帮她修好。她说了声谢谢，我说没事。就这一件事，她记了这么久。

后来我们真去领了证。结婚那天，我妈拉着她的手说：“红梅，大勇脾气犟，你多担待。”她说：“妈，我不怕他犟，他犟不过我。”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铁娘子还是铁娘子，在家管着我，在厂里管着别人。她没改嫁，我也没离婚。磕磕绊绊过了这么多年，吵吵闹闹，但谁也没想过要分开。儿女问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说你妈拎着嫁妆找上门的。她瞪我一眼：“不是你骂我嫁不出去，我能那样？”

现在她退休了，脾气还是大，动不动就训我。训完我给她揉腰，她腰不好，年轻时在车间落下的毛病。我一边揉一边说：“早知道你脾气这么大，当年我就不该开那门。”她回过头看着我，眼眶还是红的，跟三十年前路灯下一样。

“你不开门，我就一直敲。”

她没哭。我哭了。

那床鸳鸯戏水的大红棉被还在，洗得发白，边角磨毛了，每年冬天还盖。她说不暖和了，该换新的了。我说不换。她问为啥。我说留着。

有一天晚上她睡着了，我摸黑起来，把那床旧棉被掖了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赵大勇，你又抢我被子。”我没接话，把被子往她那头拽了拽。她没醒，我醒了。

有些人的缘分，不是相亲相出来的，是骂出来的。不是她嫁不出去，是她等那个骂她的人，等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