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4月27日，潍苏会组织了苏轼《蝶恋花·春景》学术交流活动，多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分享。本号将陆续推送，以宣推此词作于1076年的密州。
苏轼《蝶恋花·春景》一词的创作时间、地点、以及“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所描绘为何地景象，一直存有争议，有人说是黄州、也有人说是惠州、还有人说是杭州。笔者结合词的内容，以及词外之音，认为该词描写的是苏轼知密州时的景物，以及其知密州时的心情。
一、苏轼第一次入朝始末
苏轼于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十七日罢凤翔签判任，以磨勘得升官为殿中丞。第二年正月苏轼返京，差判登闻鼓院，二月召试院，苏轼以“三等”入选。治平三年（1066）二月乙酉，得以殿中丞直史馆。入京后的苏轼步步高升，仕途得意，亦是苏轼第一次入驻中枢。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苏轼上《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刑政》篇，直言新法与民争利、严刑聚财，看似国库增收，实则动摇国本；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他还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1]“新政之来，势如暴风，老臣的反对无用，言官的诤谏不听，‘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纷纷求退。”[2]同样，苏轼的反对也是无效的，“苏轼向神宗直言，目前正是一个危险而黑暗的时代，形容当前情况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境，他说：‘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久轨之道，甚未晚也’。”[3]
同样，参与新政的人员也在积极排斥异己，苏轼看到“在这一片新政排斥的浪潮中，馆阁同人中有很多朋友被放外任。”[4]当然，苏轼也未能幸免，只不过是暂时的没有外放而已。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其原因为：“吕惠卿忌子瞻才高，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5]司马光曾说：“（我）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轼与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
身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仍然一如既往地为民请命和反对新法。他于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状》，神宗纳其言，罢之。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核心，通过激进改革解决北宋财政、军事危机；而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以“道德风俗”为核心，主张先稳民心、修吏治、厚风俗，再谈强国，反对“急功近利”的变法路径。“他（苏轼）在新政‘富国强兵’的目标上，加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这不但是急求有功的王安石所不愿闻，也与神宗的愿望南辕北辙。”[6]于是就有了“介甫滋不悦子瞻”，同时神宗也对其有些小小的失望。在加上熙宁三年（1070）八月五日，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向丁父尤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虽查无实据，但苏轼只有无奈地乞请外调了。“神宗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认为不可，拟令通判颍州。神宗又再改批：‘通判杭州’”[7]可见苏轼彻底得罪了执政的新党，神宗也只好无奈的指派他到杭州任通判了。由此看来，神宗虽然对苏轼有些失望，但对其做法还是认可的。
二、《蝶恋花·春景》词浅析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李世忠在《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中说：“由此看来, 耐寒怕涝、以黄河流域为分布中心的杏, 其栽培地域不会越过南岭这第二条植物分界线。今天的惠阳不产杏子, 北宋时这个地处南海边的地方气候炎热, 水土涝湿, 瘴气弥漫, 亦非杏树适宜的生长之地。”[8]这样，惠州就明显不符合“花褪残红青杏小”所描绘的情景了。
“青杏小”，可以理解为花褪残红绚烂之后的希望。苏轼本来可以“与知州差遣”的，但是神宗迫于新党的压力，只能给以“通判杭州”的任命，对于苏轼来说“通判杭州”不是希望，而是无奈与失望并存。诚如苏轼所说：“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9]而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使其看到了仕途的希望，“致君尧舜上”雄心壮志重新燃起。他在赴密州的途中，作词曰：“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10]只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1]之际，方可感到“花褪残红青杏小”的可爱。
“枝上柳绵吹又少”看似描写柳絮，实则是苏轼心情的真实写照，正如李一冰先生所说：“这一两年来，朝中耆老和反对新法的朋友，一个个地离京远去，失意京华的苏轼觉得送行人比远行的人还要难堪……环顾四周，越来越觉得孤独难耐。”[12]“芳草”可理解为苏轼在经历了“马入尘埃鹤入笼”的困苦之后，终于有机会主政一方的密州之任；亦可理解为苏轼对新党的嘲弄，虽然被迫离开了朝廷，但依然能够实现自己登科后，“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的誓言。
苏轼在词中说“多情却被无情恼”，而不是说“多情总被无情恼”？看似一字之别，里面大有玄机，其意境、语气和情绪则完全不同。“却”字作：反而、反倒、竟然来讲。其语气为：一次性的、当下的、意外的。情绪表达为：我本多情，没想到反被无情所恼，有点无奈、自嘲和微微的失落感。“却”字，记述的是某一次的怅然，很克制、很风雅。“总”字为：总是、老是、常常。语气为：长期的、反复的、一贯如此。其情绪为：多情的人一直、总是被无情的人伤害，变成了感慨、抱怨和看透世事。
三、贬谪黄州和二次离京与无情恼无关
苏轼被贬谪黄州是新党借文字狱打击旧党、巩固变法权威，以及李定等人挟私怨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首先是“何正臣首先发难，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13]；其次是“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舒亶的“这一段冒头，显与何正臣互为呼应，其上下正文，则独选可以附会为‘谤讥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14]可见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并非是被“无情恼”所致。
王安石的弟弟安礼对神宗进谏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本来不欲深谴，将为卿赦之。但去，勿泄露此言，轼方贾怨于众，恐言官们要为此加害于你。”[15]终于在神宗的干涉之下，苏轼得以出狱，贬谪黄州，诏令“本州安置”，更被裁定：“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从此，苏轼开启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16]的黄州生活。
宋神宗没有忘记苏轼，元丰七年（1084）春，他以“皇帝手札”将被贬黄州的苏轼量移苏轼汝州。至于苏轼与宋神宗、王安石关系，《邵氏闻见录》载：“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17]苏轼在离开黄州去汝州的途中，他与王安石在金陵相会，“悠游林下的王安石，得以一代才人来看苏轼，苏轼则以前辈敬视荆公，无拘无束地晤言一室之内，不觉都有快慰平生的喜悦。”[18]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希望苏轼能留在金陵与他作伴，苏轼作诗记之，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19]荆公得诗后激动地说：“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苏轼与荆公告别后，安石对人长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抵京师，任礼部郎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扶摇直上，忽已身入玉堂，跻位禁林，固非其始料所及。李一冰先生说：“升迁，在苏轼是一个新的灾难的开头。”[20]的确如此，诚如苏轼所言：“两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致臣所荐士，例加污蔑。”“苏轼实在再也不堪在这泥淖里受罪，至十月十七日，他便以左臂不仁，两目昏暗的理由，上章坚乞一郡。”[21]后来，“苏轼又连上三状求放越州，明白说出：‘朝廷若再留他，是非永远不解。’太皇太后终于明白她既没办法控制言官，只得准了苏轼的请求。诰下：‘苏轼罢翰林学士侍读，初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22]可见，苏轼第二次离开朝廷既是主动，也是迫不得已，更与“无情恼”无关。
李一冰先生说：“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一样，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懂他的诗意……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23]
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以及其不同阶段的情感分析，可得知：苏轼被无情恼仅有一次；“花褪残红青杏小”之心情，囧于杭州的“马入尘埃鹤入笼”沉闷压抑的心情，更是有别于黄州的“江海寄余生”逃遁隐逸之情。由此可见，《蝶恋花·春景》词应为苏轼知密州后，真实情感的抒发和咏叹。至于该词是否写于密州，还是其离开密州后的所作，这一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参考资料：
[1]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文集.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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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世忠.苏轼《蝶恋花·春景》作时考.咸阳咸阳师范学院学报[N].2008年 9 月 2008第 23 卷 第5期.
[9]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诗集.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433.
[10][16]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词集.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0]125.[16]409.
[11]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市：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40.
[19]张志烈 马德富 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M].诗集.石家庄市：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2613.
作者系潍坊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理事
来源丨潍坊市苏轼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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