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清华大学前博导郑毓煌先生一直在呼吁大学打开校门；其实，在去年，新闻网也发过一篇评论《新华网评：大学校园向公众开放咋就这么难？》
个人是支持郑毓煌先生的行动的；印象中，2010年以前，国内绝大多数大学校门是向公众自由开放的，市民、游客可以自由出入校园；2010年之后，少数管理压力大的名校好像开始逐步采取限制措施；而2020年疫情后，几乎所有大学实行封闭管理，疫情结束后多数学校并未完全恢复过去的自由开放状态，而是保留了不同程度的入校管控。
毕竟，封闭管理是最简单的，大门关闭后便于管理，不用处理突发事件，减少了维护校园秩序、保护设施等方面的麻烦；相比之下，开放意味着细致的分流管理、责任划分以及应对偶发状况的方案；在享受封闭式管理带来的便利之后自然容易形成依赖，于是变成了“既然封闭能省事，就关着吧”。
“阻止了无关人员进入”这种“免责式管理”让责任有了清晰边界，让大学管理者安心，也避免外部人群可能占用食堂、图书馆、操场等大学资源，但却牺牲了校园的公共性。
疫情期间的封闭措施，让人习惯了“大学不可随意进入”的认知；管理者也习惯了这种秩序感；恢复开放，需要改变惯性，这本身就需要勇气与智慧。安全、秩序、人满为患，这些理由在现实中并非不可克服，真正的原因，不在安全，而在观念。
有观点认为，开放校门会带来安全问题、管理成本增加、资源被挤占等风险；这些真实的顾虑与现实压力，是校园开放必须正视的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能以“一刀切”的封闭作为唯一解决方案。
但放眼全球，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东京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无一例外都对公众保持高度开放。它们有的没有围墙，与城市融为一体；有的虽设置规则，但从不以‘封闭’为默认选项。
这说明，开放不是理想主义的空想，而是已被反复证明可行的实践；如果一流大学能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把师生和公众隔离开来，看似降低了管理成本，实则损害了大学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职能，也削弱了学术机构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大学的精神本就在于开放、包容、与社会互动；如果连物理上的校门都要长期设限，那“开放精神”又从何谈起？
打开大学的门，是让知识流动起来，中小学生可以感受大学气息，激发求学热情；大学生可以与外界交流，形成社会适应力。封闭的象牙塔，可能让年轻人四年后突然面对社会的复杂现实，手足无措。
图书馆、实验室、讲座，对社会开放，也可以触发新的思考与创新；创业者、学者、文化爱好者，或许在一次偶遇的课堂中碰撞出新的想法。
开放虽然可能增加一些管理的成本；食堂、操场、图书馆等资源也需合理规划；但这些都是管理问题，而非无法克服的障碍；不少高校却把疫情期间的临时措施固化为常态。
再者说，如果真有恶意破坏者，当前单纯依靠“查证、预约、刷脸”的入校管理，实际作用好像也有限，更多不过是制造了一种“可控”的假象，以及事后追溯的便利。其本质上是一种“免责式管理”，只要程序走完，出了问题可以推脱“。
真正的安全应当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而不是一刀切地关门了事。
公立大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建造的校园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也应服务全民，封闭校门，将知识、资源、文化拒之门外，是对公共空间功能的损害。
教育部在两三年前便正式答复说“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更重要的是，开放是一种教育理念：教育不是孤立于社会的存在，而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大学教室之外，街道、广场、校园道路，都是学习的空间；开放，不只是方便外人进入，更是培养学生社会适应力、创新能力、文化包容力的前提；校门之外，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也是一所大学应承担的使命。
开放与封闭，看似校门一线，实则关乎教育、文化与社会的未来。大学的每一次门开门闭，都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教育态度。我们期待的，是那扇永远欢迎求知者的门，而不是一道物理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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