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陈树，二十八岁，在城东的物流仓库当管理员。我这人没什么大出息，高中毕业就出来干活了，干了七八年还是个管仓库的。但我挺知足——每个月五千多块钱，租个三十平米的小单间，够吃够喝，还能存点儿。周末去网吧打打游戏，或者跟工友喝两瓶啤酒，日子就这么过。
我有个养父，叫苏明。我是他捡来的。这事儿我知道得很早，苏明从来没瞒过我。他说是1998年冬天，在菜市场后门的垃圾桶旁边捡到的我，那时候我裹着条破棉被，冻得脸都紫了。他那时候三十来岁，在建筑工地干活，光棍一条，看我还活着，就抱回家了。
苏明这辈子没娶老婆。他说过，一开始是穷，娶不起；后来是忙着养我，没心思；等把我拉扯大了，他也老了，就算了。他在工地干了大半辈子，从搬砖的小工干到泥瓦匠，又干到小工头，五十岁那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坏了，干不了重活。工地赔了八万块钱，他拿着那点钱，在城中村开了个小杂货铺，卖些烟酒零食。
我上高中那会儿，他还能骑着三轮车去批发市场进货。后来我工作了，劝他别干了，他说闲不住。其实我知道，他是想多挣点儿，给我攒着。我每次说不用，他就瞪我：“你懂个屁！以后娶媳妇不要钱？买房不要钱？”
去年冬天，苏明咳嗽得厉害。我带他去社区医院看，医生说是老慢支，开了点药。今年开春，他咳得更凶了，有时候咳得直不起腰。我硬拉着他去大医院检查，查出来是肺癌，晚期。
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CT片子上一片阴影说：“已经扩散了，手术意义不大。老人家年纪也大了，保守治疗吧，少受点罪。”
我站在那儿，看着片子，手心里全是汗。出来的时候，苏明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抬头问我：“树啊，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说：“没事，就是肺上有点炎症，住院打几天针就好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你跟你爹还撒谎。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没事，多大点事儿，人都得走这一遭。”
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越来越瘦。出院那天，我搀着他，感觉他轻得像个孩子。回到杂货铺后面的小屋里，他躺在床上，指着墙角一个旧木箱说：“树，把那箱子打开，最底下有个铁盒子，你拿来。”
我翻出来一个生锈的铁盒子，巴掌大小，锈得都看不出原来颜色了。盒子没锁，但锈死了，打不开。
苏明接过去，摩挲着盒盖，手有点抖。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钥匙，锈得跟盒子一个德行。他把钥匙递给我：“这个你收好。等……等我走了，你再打开。”
我喉咙发紧：“爸，你说什么呢。”
“听着，”他喘了口气，脸有点发白，“这盒子里……有点东西。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你得答应我，等我走了，你再打开。别提前开，听见没？”
我点点头，把钥匙揣进裤兜。铁盒子被我随手塞进了背包的侧袋。
苏明看了看我，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摆摆手：“去做饭吧，饿了。”
那天晚上，我煮了粥，他喝了小半碗。夜里我睡在旁边的折叠床上，听见他一直在翻身，呼吸声很重。天快亮的时候，他叫我：“树。”
我赶紧过去。他眼睛有点浑浊，看着我，声音很轻：“盒子……别忘了。”
我说：“记着呢。”
他咧咧嘴，想笑，没笑出来，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苏明的葬礼很简单。他工地上几个老伙计来了，还有杂货铺旁边开理发店的王婶、修自行车的李叔。我披麻戴孝，抱着他的遗像，从火葬场出来的时候，天阴沉沉的。骨灰盒寄存在殡仪馆，我没钱买墓地。
回到出租屋，我把苏明那点遗物收拾了。几件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杂货铺的账本、水电费单子，还有一本存折。我翻开存折，上面最后一行数字是三千四百二十七块五毛。这就是他全部积蓄。
我坐在床沿上，发了很久的呆。背包就扔在墙角，那个铁盒子还在侧袋里，露出一角。我盯着它看了会儿，没动。心里空落落的，也说不上多难过，就是觉得没着没落。这世上最后一个跟我有联系的人，也没了。
后来我把存折里的钱取出来，交了房租，还了上个月借工友的两千块钱——给苏明买营养品借的。杂货铺的货清给了批发商，退了千把块钱。店面是租的，跟房东结清租金，押金扣得差不多了。七七八八弄完，我手里剩下不到五千块。
我把苏明的衣服打了包，送到社区的旧衣回收箱。回到屋里，看着空了一半的房间，突然想起那个铁盒子。从背包里掏出来，沉甸甸的，锈得很厉害。我拿起钥匙试了试，插不进锁眼——锈死了。我用力拧了拧，钥匙差点掰断。
算了。我想。大概就是些老照片、旧信件之类的吧。苏明没什么文化，一辈子老实巴交，能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我把铁盒子塞进了衣柜最上层，跟冬天的厚被子塞在一起。钥匙随手扔进了抽屉。
日子还得过。我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只是晚上回到出租屋，再也没有人问我“吃了没”，也没有人唠叨“少喝点酒”。屋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大概过了一个月，那天是周六，我睡到中午才醒。外面有人敲门，敲得很急。
我穿着拖鞋去开门。门口站着三个人，两男一女。打头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平头，穿着件花衬衫，脖子上挂着条金链子。后面那个男的一脸横肉，胳膊上纹着青龙。女人五十多岁，烫着卷发，涂着口红。
“你是陈树？”花衬衫男人问。
我点点头：“你们是？”
“苏明是你爸吧？”女人开口，声音尖尖的。
“是，怎么了？”
花衬衫从挎包里掏出一张纸，抖开，递到我眼前。是一张欠条，上面写着“今借到王大海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借款人签字是“苏明”，日期是去年十月。下面有手印。
我脑子嗡了一声。
“看清楚了？”花衬衫——王大海指着欠条，“你爸去年跟我借了十五万，说好半年还。现在人走了，债不能没了吧？”
我接过欠条，手有点抖。字迹是苏明的，我认得。但……
“不可能，”我说，“我爸从来没借过这么多钱。他借钱干什么？”
“那我怎么知道？”王大海把欠条抢回去，“白纸黑字，还有手印。你想赖账？”
那个纹身男往前一步，堵在门口。
我深吸一口气：“你们先进来坐，慢慢说。”
三人进屋。王大海扫了一眼我这小单间，皱了皱眉。女人——后来知道是王大海的老婆，叫刘彩凤——直接坐在我那张唯一的椅子上。纹身男靠在门边，点起根烟。
我把事情大概问清楚了。去年十月，苏明突然找到王大海，说要借钱。王大海是开麻将馆的，也放点小额贷款。苏明说急用，借十五万，半年还，利息按三分算。王大海跟他认识多年，知道他在城中村有个杂货铺，想着跑不了，就借了。谁知道今年三月，苏明没了。
“我爸借钱干什么，真没说？”我问。
“就说有急用。”王大海弹弹烟灰，“老苏那人你也知道，话不多。我当时还问呢，他说你别管，反正半年肯定还。现在人走了，你是他儿子，这债你得认。”
十五万。对我来说是天数。我一个月工资五千，不吃不喝也得两年半。
“欠条能给我再看看吗？”我问。
王大海把欠条递过来。我仔细看，签字确实是苏明的笔迹，手印也像是真的。但……
“这事我得核实一下，”我把欠条还给他，“如果真是我爸借的，我认。但我现在没这么多钱，你们得给我点时间。”
“时间？”刘彩凤尖声说，“都拖了快一个月了！我们还等你？”
“我爸刚走，我手头紧……”
“那是你的事！”王大海站起来，脸沉下来，“小陈，咱们都是街面上混的，讲究个规矩。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今天我来，是给你面子。你要是给脸不要脸……”
纹身男把手里的烟扔地上，用脚碾灭。
我后背开始冒汗。
最后谈的结果是，我先还三万，剩下的十二万，一个月内还清。王大海说，要是到期不还，利息翻倍。
我把手里仅有的五千块钱全取出来，又找工友借了两万五，凑了三万给他们。王大海写了收据，带着人走了。
关上门，我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十五万。加上刚才借的两万五，一共十七万五。我上哪弄这么多钱？
我在屋里转圈，脑子里乱成一团。苏明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他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头，十五万能干什么？
突然，我想起了那个铁盒子。
第二章
我从衣柜顶层翻出那个生锈的铁盒子，又从抽屉里找出那把小钥匙。钥匙还是插不进锁眼。我找来钳子，夹住钥匙用力拧，咔嚓一声，钥匙断了，半截卡在锁孔里。
“操！”我把盒子摔在地上。
铁盒子滚到墙角，没开。我喘着粗气，盯着它看。锈迹斑斑的表面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红的光，像个沉默的诅咒。
苏明临死前的话在耳边响：“等……等我走了，你再打开。”
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有这笔债？盒子里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我捡起盒子，这次直接进了厨房。从刀架上抽出菜刀，回到屋里，把铁盒子放在地上，蹲下来，举起菜刀。
“爸，对不住了。”我咬咬牙，一刀砍在盒盖上。
哐当一声，菜刀崩了个口子。铁盒子只留下一道白印。这东西比我想象的结实。我又砍了几下，手震得发麻，终于，盒盖边缘裂开一条缝。我用菜刀撬，用锤子砸，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汗把T恤都湿透了，盒子终于被我砸开了。
盒盖变形翘起，露出里面的东西。
我先看到的是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照片。最上面那张是黑白的，已经泛黄。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碎花衬衫，靠着棵老槐树笑。女人很秀气，眉眼弯弯的。
我愣了一下，翻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78年春，小芳摄于老家院外。
小芳？苏明从来没提过这个人。
我放下照片，继续看。下面是一封信，信封也是老式的牛皮纸信封，没贴邮票，封口用浆糊粘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苏明吾儿亲启”，字迹工整有力。
吾儿？我脑子更乱了。苏明是独子，他父母早逝，我从小就只知道他一个人。
我小心地撕开封口，里面是几张信纸，同样泛黄，钢笔字有些已经晕开了。我展开信纸，手开始抖。
“明儿：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时，爹应该已经不在了。有些事，爹瞒了你一辈子，现在该告诉你了……”
我花了二十分钟，才把那封信读完。读完的时候，我坐在地上，背靠着床，浑身发冷。
信是苏明的父亲写的，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爷爷。信里说，苏明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1976年，苏明的“父母”——其实是养父母——在县城汽车站捡到了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孩子衣服里塞了张纸条，只写了生辰八字和一个“苏”字。老两口结婚多年无子，就把孩子带回家了，取名苏明。这事他们没告诉任何人，连苏明自己都不知道。
1980年，苏明的养母去世。1995年，养父病重，写了这封信，把真相和一张当年裹孩子的破毯子、一张生母可能留下的照片（就是那个叫小芳的女人）一起封进了铁盒。他交代苏明，等自己死后才能打开。
但苏明一直没开。他把铁盒子收起来，一收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去年，他查出肺癌，才想起这个盒子。他打开看了，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然后……
信到这里就没了。但盒子里还有别的东西。
我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银行转账凭证。时间是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收款人都是同一个名字：李秀兰。转账金额不等，最少五千，最多三万。我数了数，总共转了六次，加起来正好十五万。
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苏明的笔迹：“树，爸对不起你。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还给你留了债。这钱，是爸该还的。你别怪爸。”
我盯着那些转账凭证，手抖得更厉害了。苏明把借来的十五万，全转给了一个叫李秀兰的人。
这个李秀兰是谁？
我翻遍盒子，再没找到其他线索。只有照片、信、转账凭证，还有苏明那张纸条。
外面天已经黑了。我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混乱。苏明不是亲生的，他直到去年才知道。然后他借了十五万，全给了一个陌生女人。为什么？
手机响了。是王大海。
“小陈，三万块钱我收到了。”王大海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点笑意，“剩下的十二万，下个月今天，我准时来拿。别耍花样，听见没？”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钱我爸是转给别人了”，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说了有什么用？欠条是真的，钱是苏明借的。父债子还，我跑不了。
“听见了。”我哑着嗓子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地上散落的东西，突然觉得很荒唐。我叫了二十八年爸的人，不是我亲爷爷的孙子，也不是我亲爸。我是他从垃圾桶捡的，他是别人从汽车站捡的。俩捡来的，凑成一家，过了二十多年。
现在他走了，给我留下一屁股债，和一个谜。
我必须找到李秀兰。
第二天是周日，我请了假。带着铁盒子里的东西，我先去了趟银行。转账凭证上的开户行是建设银行城中支行，我拿着苏明的身份证和死亡证明，想查收款人李秀兰的信息。柜员看了我一眼，说：“客户隐私，不能查。”
我求了半天，最后出来个经理，说除非有公安局的证明，否则没办法。我问他，如果我报警说这个人诈骗，能查吗？经理摇头：“那也得警察来查。”
从银行出来，我站在路边，太阳晒得人发晕。十五万的债像块石头压在胸口，还有十二天，王大海就会再来。到时候拿不出钱，他会怎么做？我想起那个纹身男碾灭烟头的动作。
回到出租屋，我又把那些转账凭证摊开看。突然注意到，其中一张凭证的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住院费。
住院费？李秀兰在住院？
我抓起凭证冲出门，打车去了转账凭证上显示的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这是家二甲医院，离城中村不远。我直奔住院部，在护士站问：“请问，有没有一个叫李秀兰的病人？大概……大概五六十岁？”
护士在电脑上查了查：“有。内科三病房，17床。你是她家属？”
我心跳加速：“我……我是她亲戚。能告诉我她是什么病吗？”
护士看了我一眼：“肝癌，晚期。你是她什么亲戚？她住院这么久，除了一个护工，没见过有人来看她。”
我脑子嗡了一声。肝癌，晚期。苏明也是癌症。
“她……她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护士压低声音，“也就这几个月的事了。你要看她就赶紧，在三楼。”
我顺着楼梯往上走，腿有点发软。三楼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混合着饭菜和排泄物的气味。我找到内科三病房，推开门。
病房里六张床，都住满了。靠窗那张床上，躺着一个瘦得脱形的女人，头发花白，闭着眼睛。床头卡上写着：李秀兰，女，58岁。
我走到床边，她没醒。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很陌生的一张脸，眼窝深陷，颧骨凸出，手上插着输液管。这就是苏明把十五万全给的人？
“你找谁？”旁边床上一个大妈问。
“我……我找李秀兰阿姨。”我说，“我是她……远房亲戚。”
“哦，小芳啊。”大妈说，“她睡了。这闺女命苦，住院半年了，就一个护工时不时来看看。你是她家亲戚？那可得帮帮她，欠医院好几万了，护士昨天还说，再不交钱，药都要停了。”
小芳？我猛地想起照片背面那行字：1978年春，小芳摄于老家院外。
照片上那个年轻秀气的女人，就是眼前这个枯槁的老妇人？
我拉了把凳子坐在床边，等她醒来。下午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神浑浊，看了我一会儿，声音很轻：“你是……”
“阿姨，我叫陈树。”我尽量让声音平稳，“是苏明让我来的。”
听到“苏明”两个字，她眼睛睁大了些，嘴唇开始发抖。
第三章
李秀兰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赶紧扶她，在她背后垫了个枕头。她喘了几口气，盯着我看，眼睛里有水光。
“苏明……”她声音发颤，“他……他还好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犹豫了几秒，还是说了实话：“我爸……上个月走了。肺癌。”
李秀兰整个人僵住了。她张着嘴，像条离水的鱼，半天没发出声音。然后眼泪无声地流下来，顺着深陷的脸颊往下淌。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不停地流眼泪，肩膀微微发抖。
我坐在那儿，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邻床的大妈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又躺回去了。
过了好一会儿，李秀兰才缓过来。她用枯瘦的手擦了擦脸，声音嘶哑：“什么时候的事？”
“三月十八号。”
她闭上眼睛，又是两行泪。“我就知道……他后来不接电话，我就知道出事了。”
“阿姨，”我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递给她，“这是我爸留下的。背面写着‘小芳’。”
她接过照片，手指摩挲着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的脸，哭得更厉害了。这次她哭出了声，压抑的、嘶哑的哭声，听得我心里发紧。
等她平静些，我才开口：“阿姨，我爸去年借了十五万，全都转给你了。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是什么关系？”
李秀兰看着照片，很久没说话。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病房里的其他病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看手机，护工推着车进来发药，金属托盘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是他姐姐。”李秀兰终于说，“亲姐姐。”
我愣住了。
“苏明是我弟弟，”她重复道，声音很轻，“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我比他大两岁。”
“可是我爸……苏明，他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亲生的。”
“我知道。”李秀兰苦笑，“爸妈一直瞒着他。我也瞒着他。”
她慢慢讲起往事。
1976年，苏明两岁。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真正的爷爷，是个小学老师，在特殊时期被批斗，关进了牛棚。母亲带着三岁的李秀兰和两岁的苏明，日子过不下去，决定去省城投奔亲戚。在县城汽车站等车时，母亲把苏明放在长椅上，转身去买票的工夫，孩子就不见了。
“我妈找疯了，”李秀兰说，“车站、厕所、附近巷子都找遍了。后来有人说，看见一个老太太抱走了孩子。那时候乱，也没监控，报警也没用。我妈在汽车站住了三天，见人就问，最后病倒了。亲戚来接我们，把我妈送进了医院。她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出来后人就有点不正常了，整天念叨‘明明，明明’。”
“我爸从牛棚放出来后，知道儿子丢了，没说什么，只是更沉默了。他托人找过，没消息。1978年，我爸妈带着我回了老家。我妈身体一直不好，1985年就去世了。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一定要找到弟弟。”
“我爸退休后，也开始找。他到处打听，登报，还去公安局录了DNA。但那时候技术不发达，一直没找到。1995年，我爸查出胃癌，知道自己不行了，就写了那封信，把当年的事和一张我妈的照片一起放进铁盒。他说，如果有一天找到了苏明，就把盒子给他，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世。”
“我爸走后，我继续找。但人海茫茫，哪那么容易。我结婚、生孩子、离婚，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但找弟弟这件事一直没断。直到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认亲启事，是一个叫苏明的老人登的，说想找亲生父母。我按地址找过去，见到了他。”
李秀兰说到这里，停下来喘气。我递给她水杯，她喝了一口，继续说。
“见面那天，他坐在杂货铺里，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虽然五十多岁了，但眉眼跟爸爸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我进去，说，我是你姐姐。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大姐，你认错人了吧，我是独生子。我说，你看看这个。”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两三岁的男孩。男人戴着眼镜，很斯文；女人扎着两条麻花辫，正是铁盒里那张照片上的“小芳”。
“这是咱爸咱妈，抱着你。”李秀兰说，“照片背后有日期，1975年国庆。那时候你两岁。”
苏明看着照片，手开始抖。李秀兰又把铁盒的事说了，还告诉他，父亲临终前在公安局留了DNA数据，如果他不信，可以去做亲子鉴定。
“他愣了好久，然后抱着照片哭了。”李秀兰抹了抹眼泪，“五十多岁的人，哭得像个孩子。他说，他一直觉得养父母对他好得过分，好得不像亲生的。但他从来没敢问。现在知道了，心里那块石头反而落地了。”
后来，苏明和李秀兰去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匹配。确认姐弟关系后，苏明很高兴，拉着李秀兰去小饭馆吃饭，说了很多话。李秀兰这才知道，弟弟一辈子没结婚，收养了个孩子（就是我），在城中村开小杂货铺，日子过得清苦但安稳。
“我那时候已经查出肝癌了，”李秀兰说，“但没告诉他。我不想刚认回弟弟，就让他操心。但他看出来了，追问我脸色为什么这么差。我瞒不住，说了。他当时没说话，第二天就取了所有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点，给我交了住院费。后来钱不够，他又去借了高利贷。”
十五万。原来是这么来的。
“我说不要，我自己有医保，还能撑。但他非要给，说，姐，我找了你五十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他说，他也在医院检查了，肺上长了个东西，估计也不是好事。他说，咱们姐弟命苦，但好在最后相认了。他说，钱的事你别管，我来想办法。”
李秀兰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我……我对不起他。要是早知道他也病了，我说什么也不会要他的钱。那十五万，我一分没动，都存在一张卡里，想等他需要用的时候还给他。可他后来不接电话，我托护工去杂货铺找，说人已经不在了……”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银行卡，塞到我手里。“密码是苏明的生日，760923。里面有十五万三千多，是我这些年攒的，加上他给的十五万。你拿去，把债还了。剩下的，你留着。”
我看着手里的银行卡，塑料壳还带着她的体温。三十万。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阿姨……”
“叫姑姑。”她纠正我，枯瘦的手握住我的手，“苏明是你爸，我就是你姑姑。这钱，你该拿着。是姑姑对不起你，让你背了债。”
我摇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堵得慌。最后只说了一句：“姑姑，你好好治病。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我这病治不好了，”李秀兰平静地说，“医生说了，最多三个月。钱花了也是白花。你还年轻，拿着这钱，把债还了，剩下的做点小生意，好好过日子。苏明要是知道，也会高兴的。”
我把银行卡放回她手里。“这钱是你治病的，我不能拿。债的事，我再想办法。”
“你这孩子……”她又要哭。
我站起来：“姑姑，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走出病房，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消毒水的味道冲得鼻子发酸。我想起苏明最后那段时间，咳嗽得整夜睡不着，但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找到亲姐姐的事。他一个人扛着两个癌症病人的医药费，还去借了高利贷。他是不是怕我知道，会不同意？还是觉得，这是他该做的？
手机又响了。是王大海。
“小陈啊，”他声音带着笑，“在哪儿呢？”
我说在医院。
“医院？病了？”
“看个亲戚。”
“哦。”他顿了顿，“那正好提醒你一声，还剩下十一天。十二万，准备好了吗？”
“正在凑。”
“抓紧啊。到期还不上，我可不好说话。”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天快黑了，城市华灯初上。我捏了捏拳头，转身回了病房。
李秀兰已经睡了，呼吸很轻。我把银行卡塞回她枕头底下，留了张纸条：“姑姑，钱你留着治病。我爸肯定希望你好好的。债的事，我有办法。陈树。”
走出医院，我给工友打电话，问能不能借点钱。打了七八个电话，借到一万多。杯水车薪。
回到出租屋，我又看到了那个被砸变形的铁盒子。我把它捡起来，摩挲着锈迹斑斑的表面。苏明守着这个盒子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打开。他发现了自己的身世，找到了亲姐姐，然后用尽最后力气，为她筹钱治病。
我呢？我能为他做什么？
我拿出手机，拨通了王大海的电话。
“王哥，是我，陈树。那十二万，我一周内还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得告诉我，我爸借钱的时候，还说了什么。什么都行，任何细节。”
王大海在电话那头笑了：“小子，跟我谈条件？行啊，你要是真能一周还钱，我就告诉你。不过，你要是耍我……”
“不耍你。一周，十二万，一分不少。”
第四章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疯了一样找钱。
我把出租屋里能卖的都卖了。笔记本电脑、平板、游戏机，甚至那台半旧的冰箱。杂货铺虽然退了租，但还有些存货堆在我这儿，我拉了个板车，在夜市摆地摊，十块钱三样，清仓大甩卖。
工友老周看我这样，把我拉到一边：“陈树，你实话跟我说，是不是惹上什么事了？”
我跟老周认识五六年了，在仓库一起干活，关系不错。我大概说了情况，但没提李秀兰的事，只说苏明生前欠了债。
老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我这有三万，你先拿着。密码我生日，你知道。”
我推回去：“不用，我自己想办法。”
“想个屁办法！”老周把卡塞我手里，“十二万，你卖血都凑不齐。先拿着，等你缓过来再还我。”
我捏着那张卡，眼眶发酸。
地摊摆到第三天晚上，来了个熟人。是王婶，以前在苏明杂货铺旁边开理发店的。她拎着菜篮子经过，看见我，愣了一下。
“小树？你怎么在这儿摆摊？”
我扯出个笑：“处理点存货。”
王婶看了看我摊子上的东西，叹了口气。“你爸的事……节哀。对了，你爸走之前，有次来我店里理发，跟我聊了几句。他说，他找到亲人了，是个姐姐，生病住院，需要钱。我当时还纳闷，他从没提过有姐姐啊。现在想想，是不是……”
我心里一动：“王婶，我爸还说什么了？”
“就说找到了姐姐，挺高兴的，但姐姐病得重，他得想办法。后来听说他到处借钱，我还以为他是给你攒的……”王婶压低声音，“小树，你是不是为这个欠了债？”
我点点头。
“唉，你爸那人，一辈子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王婶从钱包里数出五百块钱，塞我手里，“这点钱你先拿着，别嫌少。有困难跟婶说，能帮一定帮。”
我推辞，她硬塞给我，拎着篮子走了。
摆摊到晚上十点，我数了数钱，三天卖了四千多。加上老周的三万，我自己凑的一万多，还差七万多。
第四天，我去了趟李秀兰的医院。她情况更差了，瘦得皮包骨头，但精神还好。见到我，她非要坐起来，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我把银行卡还给她的事说了，她又要哭。
“姑姑，你别多想。钱的事，我真有办法。”我撒了谎。
“你有什么办法？十几万呢。”她盯着我，“小树，你别做傻事。实在不行，这钱你就拿去。我反正……”
“别说这种话。”我打断她，“你好好治病，等我爸的事处理完了，我接你出院，咱们一起过日子。”
她看着我，眼泪又下来了。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趟律师事务所。咨询了关于父债子还的事。律师说，如果我能证明这十五万是苏明个人债务，并且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我作为养子，可以只在他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苏明除了那个杂货铺（已退租）和三千多块钱存款，没别的遗产。而债务是真实存在的，我有义务偿还。
“除非，”律师推了推眼镜，“你能证明这笔债务是非法债务，或者债权人存在欺诈行为。”
“什么意思？”
“比如，如果对方是职业放高利贷的，利息超过法定标准，那超出部分可以不还。或者，如果对方胁迫你父亲签的借条，那借条可能无效。”
我想到王大海开麻将馆，放贷。三分利，月息3%，年息36%，刚好卡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而且苏明借钱时，可能被误导或隐瞒了什么。
“我需要证据。”律师说，“比如录音、证人，或者对方承认的书面材料。”
我走出律师事务所，心里有了主意。
第六天晚上，我约王大海见面。地点在他开的麻将馆隔壁的小饭馆。我提前到了，找了个靠里的位置，把手机录音打开，塞进上衣口袋。
王大海准时来了，一个人。坐下，点了根烟，眯眼看我：“钱准备好了？”
我把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在桌上，推过去。里面是五万块钱，我用报纸包好的。
“这里是五万。”我说，“剩下的七万，明天给。”
王大海挑了挑眉，打开塑料袋看了看，笑了：“行啊小子，还真凑到了。剩下的明天给我？”
“明天下午，还是这儿。”我说，“但我有个条件，你得告诉我，我爸借钱的时候，到底怎么回事。他怎么找到你的，怎么说的，你当时怎么跟他说的。我要知道细节。”
王大海吐了口烟圈：“怎么，想赖账？”
“不是赖账。这钱我认。但我爸走得不明不白，我得知道真相。”
王大海盯着我看了几秒，笑了：“行，告诉你也无妨。反正钱到手了。”
他往后一靠，开始说。
去年十月初，苏明找到麻将馆，说要借钱。王大海认识苏明很多年，知道他开杂货铺，老实本分，从来没借过钱。当时还挺惊讶。
“我问，老苏，借这么多钱干什么？他说，救命用。我问救谁的命，他不说。我说，你不说，我不敢借。他才说，是给他姐治病。我还纳闷呢，从来没听说他有姐。他说，刚找到的亲姐姐，肝癌，要换肝，得几十万。他说他凑了一部分，还差十五万。”
“我说，老苏，不是我不借你，十五万不是小数，你拿什么还？他说，他有房子。我一听，房子？你哪有房子？他说，杂货铺那房子虽然是他租的，但他跟房东签了十年长约，还剩三年，转租能收一笔转让费。而且杂货铺的生意，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他说，三年肯定能还清。”
“我当时也是贪他那三分利，就借了。让他写了欠条，按了手印。他说，这事别告诉他儿子，怕儿子担心。我还笑他，真是个好爹。”
王大海弹了弹烟灰：“后来，过了两三个月，我听说他病了，去医院看过他一次。瘦得不成人样，还跟我保证，钱一定还。我说不急，你先把病看好。再后来，就听说人没了。”
我听着，手心全是汗。“你说，我爸提到房子，是说杂货铺可以转租？”
“对。他说转租能收五六万转让费，加上生意，三年还清没问题。谁知道他后来病成那样，铺子也没转出去。”
“那借条上，写没写用杂货铺的经营权作抵押？”
王大海愣了一下：“那倒没写。就写了个借款金额、利息、还款期限。”
我心里有数了。苏明借钱时，可能被误导了。王大海知道苏明没房产，只有一个租来的铺子，却还是借给他十五万，而且利息是法律允许的最高值。这本身就有问题。
“王哥，”我慢慢说，“三分利，年息36%，刚好卡在合法线上。但你有没有告诉我爸，如果他还不上，你会怎么做？”
王大海脸色变了变：“你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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