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初看很奇怪，一方面韩国国家数据处在2月公布了《2025年出生·死亡统计（暂定）》，数据显示2025年，在资本市场景气度回升及国家鼓励婚育政策的刺激下，韩国出生人口回升至为25.45万人，总和生育率上升至0.8，同比增加1.61万人，增幅达为6.8%，创2010年以来最大总量增幅，同时创2007年以来增速新高。
但另一方面,韩国国家数据中心 2025 年最新数据显示，该国婚龄 30 年以上的银发夫妻离婚数量达 15628 对，首次超过婚龄 5 年内的新婚离婚数 14392 对，这是 1990 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首次结构性反转。
但从经济学视角看，婚姻作为经济契约的底层逻辑载体，其在生命周期末期阶段出现瓦解加速现象，说明社会债务负担和家庭价值实现已经出现了较大分叉，简单而言：不合算了！
这是因为，婚姻在财务角度就是一次资产重组，夫妻双方在风险共担的情况下，实现规模经济功能的放大，而这也是人类传统婚姻的核心经济价值所在，同时，家庭作为国民经济领域最小生产单位，其数量规模将决定社会经济发展中成本分摊与风险对冲的能力！
因此，在青年与中年阶段，夫妻通过共同抚养子女、合并生活成本、协同积累家庭资产，在正常的经济阶段，应该能实现 1+1>2 的规模效应。
但是在高负债社会，普通家庭在黄金周期内的婚姻快乐感消退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小于负债增长速度，因此婚姻变成了合伙模式，而随着而当子女成年独立、房贷清偿完毕，婚姻的核心经济使命已完成，规模效应快速消退，维持婚姻的边际成本（情绪消耗、时间成本、生活方式妥协）就开始远超边际收益，甚至会累及下一代，所以，离婚成为追求个人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其次，女性通常是家庭的核心维护者，当韩国女性人力资本的长期价值终于实现了制度性兑现，就会打破婚姻的经济依附均衡。
我注意到，1990 年韩国银发离婚数仅 368 对，不足新婚离婚数的 2%，核心原因是全职主妇的家务劳动与育儿付出无法获得经济确权，离婚意味着失去全部生活来源，退出成本极高。
而随着韩国1999年推出养老金分割制度，2020 年将适用范围扩大至军人养老金，实现公职体系全覆盖时，这意味着女性离婚时可按比例分割配偶的养老金，等于是社会性认可了家庭主妇无酬劳动的长期贡献。
因此，在数据端，该制度的领取人数从 2014 年的 9797 人飙升至 2025 年的 55122 人，直接消除了老年女性离婚的核心经济顾虑，说白了在韩国高压抑的社会家庭环境下，韩国女性的生存压力远高于我们。
并且，近年来韩国全民投资热潮下，自2015年以来，已经经历了房地产、加密货币、股市三波，一些家庭的收入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有钱后也就有了婚姻改变的动力（2025年韩国家庭平均净资产超32000美元，同比增长5% ），加上，韩国女性高等教育率与中老年劳动参与率持续提升，进一步降低了婚姻对女性的经济保障属性，60 岁以上女性占离婚法律咨询群体的比例已从 2005 年的 6% 升至 2026 年的 22%。
再者，自 2020 年起，韩国婚龄 5 年内的离婚数已连续 6 年下降，核心并非新婚婚姻更稳定，而是超低生育率下年轻结婚人口基数在持续暴跌，虽然2025年开始反转。
因此，年轻人基数少，自然结婚人数少，老年人基数大，自然结婚人数多！老龄化加剧使得老年夫妻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快速上升，统计权重自然持续扩大，这一数据反转本质是人口结构逆转在婚姻市场的必然体现。
反正，离婚时的财产分割能为双方提供独立生活的足额经济基础，甚至部分富有阶层通过离婚财产分割规避高额遗产税与赠与税，进一步推高了银发离婚规模。
不过，好玩的是，日本也存在显著的熟年离婚潮，但并未出现韩国式的结构性反转。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显示，2025 年日本婚龄 20 年以上的熟年离婚占总离婚数的比例已达 21.5%，70% 以上的熟年离婚由女性主动提出，2007 年《养老金分割法》修订后，允许离婚时妻子最多分得丈夫一半退休金，直接引爆了熟年离婚潮。
我认为这个差异的原因是，日本养老金分割制度落地晚于韩国近 10 年，且仅覆盖厚生年金，执行力度与覆盖范围弱于韩国，制度红利的释放更为平缓。
同时，日本老龄化启动更早，年轻结婚人口的下降速度慢于韩国，新婚离婚的基数仍显著高于银发离婚，尚未出现统计结构的彻底反转。
最后，日本社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卒婚”现象，即老年夫妻不解除婚姻关系但分居生活，既保留了婚姻的医保、养老金等经济保障，又获得了独立生活空间，分流了大量离婚需求，且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家庭资产长期停滞，离婚的财产分割收益远低于房价持续上涨的韩国，缺乏离婚的额外经济激励。
归根结底，韩国银发离婚数反超新婚离婚数，是东亚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标志性节点，日韩的养老金分割制度，很可能未来也被我们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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