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有媒体披露了一起借贷纠纷：一名借款人通过第三方渠道办理贷款，资金方为恒丰银行，50万元分36期偿还，提前结清时发现保费支出高达13.6万元。

这起极端案例迅速引发关注，也将恒丰银行及其合作项下的个人融资性信保业务推至台前。

争议的核心并不复杂：在这条由“资金方+助贷机构+保险增信”构成的业务链条中，银行究竟只是保费的“代扣通道”，还是应当对综合融资成本承担合规把关的责任。

而这一争议的背后，是一类运行了十余年的金融险种，在监管收紧与市场出清中逐渐走向尾声。

被保费改写了的融资成本

这场舆情的导火索，是新黄河于2026年5月4日披露的一起借贷纠纷。

报道显示，一名借款人于2021年11月通过第三方渠道申请了一笔贷款，恒丰银行作为最终资金方放款50万元，分36期偿还。

办理过程中，相关机构以“不购买保险则不予放款”为前提，借款人实际无从选择。当该借款人于第32期提前结清并核算时发现，仅保费一项支出就高达13.6万余元，占本金比例超过27%。

而收取这笔保费的，正是阳光保险（06963）旗下的个人贷款保证保险服务平台——阳光闪贷保。

在这笔贷款中，恒丰银行提供资金，阳光财险提供增信，借款人的每一笔月供中既包含银行本息，也叠加了按月划扣的保费，两笔款项由恒丰银行系统统一代扣，资金流向不同却捆绑在同一还款指令之下。

面对借款人的维权诉求，恒丰银行客服的回应口径颇为统一——“银行仅负责代扣，保费由保险公司收取”，建议借款人自行联系保险公司协商退费。

这种将自身定位于“代扣通道”的说法，很快成为本轮争议的焦点：在“资金方+助贷机构+保险增信”的复杂业务链条中，商业银行作为核心出资方，能否以此为由免除综合成本披露与合作渠道审核的责任，法律层面的分歧正被放大。

而类似的高比例保费扣款，并不仅限于这一桩极端个案。在消费保和黑猫投诉等平台上，已积累了大量指向同一模式的投诉记录。

有借款人于2023年6月通过阳光闪贷保借出17万元，资金方同为恒丰银行，每月6621元的还款额中实际包含1496元保费，截至第30期已累计被扣除保费4.5万元。

在恒丰银行郑州分行放款的一笔车抵贷业务中，有借款人办理4.6万元贷款时被强制捆绑阳光财险的个人贷款保证保险，全程未被单独告知每月需额外支付404.8元保费，结清时才发现累计保费已达9884.1元，经IRR测算的综合年化利率高达19%。

此外，恒丰银行重庆分行的信用贷业务中，也有借款人通过“安逸花”App申请1.4万元贷款，被要求必须在泰康在线购买保证保险方可下款，名义利率仅5.5%，叠加保费后的综合成本却远超页面展示的数字。

涉足这条链条的保险机构远不止阳光财险一家。恒丰银行在其互联网贷款合作名单中，还纳入了大地保险等多家增信服务机构，覆盖多个外部渠道。

将这些个案串联起来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名为“保证保险”的工具，在实际操作中已悄然异化为掩盖真实融资成本的“马甲”。

据媒体报道，2025年4月，山东烟台的李辉在结清一笔15万元贷款时，才发现原本8%的名义年化利率背后，还有一份总额高达4.6万余元的保费清单。

三年来，李辉每月固定支付1290元保费，月利息仅约1000元，保费支出高出利息近三成。

经内部收益率测算，这笔贷款的综合年化融资成本实则高达18.3%，远超其最初的心理预期。

而李辉征信良好、从未逾期，保费并未为他换来更优的金融服务，反而成了沉重的账务负担。

这种数据的畸变，在投诉平台上得到了集中呈现。截至最新统计，黑猫投诉平台上涉及“阳光闪贷保”的投诉已达1973条，大量借款人测算的真实年化利率普遍分布在19%至23.3%，虽低于法律规定的24%红线，却因保费的“结构化隐瞒”避开了监管对利息的直观核查。

许多借款人反映，在App前端页面只能看到低息展示，高昂的保费往往被刻意淡化或隐藏在冗长的合规条款中。

从金融逻辑看，保证保险的本意是通过增信降低银行风险，进而降低借款人的融资成本。

但当银行以“代扣通道”为由淡化对合作渠道综合成本的审核责任，这类保费便成了借款人账本上难以算清的“糊涂账”。

资金方与保险机构的“责任切割”

在这条由“资金方+助贷机构+保险增信”交织而成的复杂业务链条中，作为核心出资方的恒丰银行，在最新的2025年年度报告中再次以一份详尽的合作名单向市场“明牌”。

年报披露，该行持续深化与阳光财险、大地保险等险企的增信合作，同时与美团、蚂蚁等互联网头部平台深度对接。然而，这手“明牌”背后，却是其个人贷款业务从一路狂奔转向收缩的阵痛。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5年年报显示，恒丰银行个人类贷款余额为1250亿元，较2024年末的1294.5亿元减少了44.47亿元。

这一意外下滑，打破了往年个贷规模持续攀升的惯性，也折射出该行在存量“捆绑搭售”争议与监管高压之下的战略性收缩。

更令市场警觉的，是零售资产质量的显著“错位”：2025年末，全行整体不良贷款率降至1.35%的历史低点，个人贷款不良率却高达2.43%，远超公司类贷款的1.20%。

过去深度依赖保险增信的获客模式，并未真正过滤掉风险，反而可能因高昂的保费成本加重了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进而推高了逾期。

面对大量借款人关于“保费倒挂”的集体维权，恒丰银行在年报中的姿态颇为微妙：一方面强调已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事前审查”，并称审查意见采纳率达100%，试图以此建立一道合规防火墙；另一方面，在线下回应中，却依然坚守“银行仅为代扣通道”的防御口径。但这种责任切割在数据面前显得站不住脚。

2025年，该行个人类贷款的平均收益率从4.48%降至4.06%，同比收窄42个基点。利息收入被极限压缩的背景下，银行通过代扣保费间接维持着与助贷渠道的利益分成，这意味着其对单笔贷款的IRR综合成本结构实际上负有“明知”义务。

有律师分析，如果银行在明知借款人被强制捆绑高额保险、综合年化融资成本远超上限的情况下，仍持续提供代扣服务，实质上已构成了消保责任的失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深度的渠道依赖正试图借助“数字化自营”寻找出路。

年报显示，恒丰银行在2025年上线了首个自营线上消费贷产品“恒银e贷”，并开发了120余个“营销+风控”模型策略，意在摆脱对第三方增信的单纯依赖。但转型毕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融资性信保业务步入“存量时代”

自2010年前后起步，我国融资性信保业务经历了长达十年的高速扩张。

至2020年，全行业保费收入一度达到1045亿元，较十年前增长近8倍，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2.8%，远超同期银行业信贷余额的增速。

然而，这一承载着“金融科技增信”梦想的千亿级市场，在2019年P2P爆雷潮后便步入深度调整，2020年行业利润由正转负，此后在合规整顿中艰难前行，直至2025年底迎来实质性“终局”。

作为这轮行业出清的一个缩影，阳光财险旗下的“阳光闪贷保”颇具代表性。

该平台通过“阳光e保”“随e保”等无抵押产品，以及针对车主的“阳光e车保”，构建起覆盖工薪与经营群体的增信网络。其业务本意是为借款人分担违约风险，但实际运行中，保费却逐渐异化为掩盖真实资金成本的“马甲”。

如前文所述，名义利率仅8%的贷款，叠加保费后的IRR可飙升至18%以上。黑猫投诉平台上近2000条的投诉量，以及大量借款人IRR测算成本普遍落在18.96%至23.34%之间的现实，均指向这一模式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的系统性偏差，个别叠加其他费用后的综合成本甚至突破了35%。

业务戛然而止的直接推手，是监管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持续加码。2025年10月1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助贷新规正式实施，明确要求将增信服务费完整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并确保其符合司法保护上限。

以当时约3%的1年期LPR计算，4倍红线约为12%。当原先游走于18%至24%区间的“保费马甲”必须被剥离并纳入利息核算时，高昂的获客与风控成本迅速吞噬了险企的盈利空间，融资性信保业务就此失去商业可持续的根基。

转折来得很快。2025年12月的最后一周，大地保险、阳光财险等多家头部险企员工陆续接到内部通知：全面关停新增融资性信保业务。

随后，相关业务部门迅速进入人员调整，大批从业人员签署“N+1”补偿协议后离职。到2026年1月初，“阳光闪贷保”和“大地时贷险”等App已锁死新用户入口，仅留下“系统升级中”的提示页面。

多位离职人员感叹，“信保时代结束了”。增量业务虽然已经归零，但数以万计的存量保单仍是摆在监管与机构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