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计迎春教授出版新著《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该著中，计迎春以“马赛克家庭主义”来阐述中国家庭制度的独特变迁及其与传统父权制家庭的关系。从十几年前的“剩女”“婚姻市场”研究，到如今对现代中国家庭中代际、性别和亲密关系的多维度考察，女性，特别是独生女，始终是计迎春研究关注的焦点。在现代中国家庭的新图景中，计迎春特别强调两点——母女关系的转型，以及双系多代女性的育儿照料协作，这直指当下中国家庭的普遍现实。如计迎春所言，“八零后、九零后并非生活在所谓的核心家庭里，他们不仅与父母有关系，还可能与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这篇采访以一代城市独生女为切入点，试图讨论这个“较小且复杂的家庭体系”所经历的时代变迁，以及家庭中不同代际所面临的生活难题。
《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计迎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341页，79.00元
《新中国式家庭：女性与现代家庭图景的重塑》，计迎春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364页，20.00美元
十几年前您在上海做“剩女”研究，关注的应该是八零后女性。最新的研究，田野对象基本涵盖了八零九零后的女性。从性别观念来讲，无论是父母一代还是子女一代，特别是在上海，整体上社会的性别意识无疑是有进步的。回顾十几二十年的研究历程，您怎么看城市独生子女群体？如果说这一代的城市独生女内里更像男性，您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这句话？
计迎春：首先我想问，提问中的“内里更像男性”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管是独生子还是独生女，作为家庭中独生的孩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拥有这个家庭最好的资源支持。对于父母来讲，或许也不会因为性别而区别对待这个独生的孩子。因此，在一些人生选择上，城市独生女的出发点与独生子或许并无二致。
计迎春：这个解释，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谈，我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讲。首先，在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下，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性别的平等。从家庭对孩子的关注和教育资源的投入来讲，独生女家庭跟独生子家庭的投入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可替代的或者可比较的另一个对象。在独生女家庭里，资源不被稀释地全部给了女儿。甚至，独生女很可能受到的教育投入更高。因为从传统规范来讲，独生子家庭需要为儿子准备房产，女儿的话，这部分资源可以更多地投入到教育上，这对独生女来说是一个意外的红利。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又进一步促进了她的经济独立。其次，另一个层面是，你这句话实际上是很有预设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把男性作为一个标准。在深层的逻辑层面或者心态上，我们实际上还是保留了一种男性中心或者父权传统的性别规范的影响。这一点的改变还需要社会的进步，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确实如此。现代社会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我们依然对于男女有着传统的期待和规范。特别是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很多独生女家庭会为女儿准备房产，这一点上与独生子毫无区别。但比如在婚礼这种场合，我们会听到女方家庭对女婿的期待和要求，依然会希望他承担一个养家人的角色。包括您书中提到，社会舆论对“妈宝男”“妈宝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计迎春：这可以结合我们做过的一个关于城市独生女嫁妆的研究来谈。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新中式文化资本包”，它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杂糅的，或者说它以现代为里子，以传统为面子。就是说，我们希望符合传统的礼数，符合传统的性别规范，但同时又有一个非常现代的里子——父母会真金白银地给女儿嫁妆，甚至是房子，包括还有人会约定婚前协议，由此来保证女儿的权利。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一方面我们要不停地去引用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又在非常巧妙地去强调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婚嫁中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独立。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在高度不确定、高度内卷、高度焦虑的今天，我们如何寻求安全感？经济理性肯定会给到我们一个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可能才是有意义的，我们才会有安全感，才会一定程度上进退有度。另一方面，对传统的引用，对传统一定程度的尊崇和创新，同样也会给人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我觉得是一种身份认同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安全感。
进入婚姻时的物质考虑，或者说婚姻中的“算计”，这种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是一种现代性的表达吗？
计迎春：首先我们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的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讲到，市场心态、市场逻辑已经方方面面地深入到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世界里，当然他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最近，社会学家曹洋也讲，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逻辑下的经济动机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工作中有非常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的私人生活，特别是婚姻方面也会非常讲究经济基础、物质条件。包括我们最近做的一个青年婚恋观的研究，发现在青年人的婚恋当中，大家都讲究先立业后成家，立业是先给自己一个安全感。当然，对自己有要求，对对方也是有要求的。市场经济社会，是我们身处的大环境，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不可能跳脱这个环境。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学教育的普及有助于人们更加理性、反思性地思考和衡量很多东西。用经济理性去对冲风险，这是整个社会发生的变化，你说是人变得更物质了吗？故事的脚本应该更加复杂更加丰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去下一个价值判断。
对经济理性的追求，对安全感的追求，以及整个社会对婚姻选择的宽容，似乎让年轻人更加自由了。如果独身的我已经拥有了经济上、心理上的安全感（对于事业的追求、家人的理解支持），那么，婚姻反而成了一种未知的风险。对于年轻人，婚姻不是更不具有吸引力了吗？
计迎春：确实，现在大家好像特别需要寻求安全感。这又回到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问题，我们追求安全感，不仅跟经济结构相关，跟传统文化的兴起、跟认同也密切相关。
与当年做“剩女”研究时相比，现在早婚普婚的规范在松动，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结婚，这渐渐成为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共识。十几年前，父母辈面对儿女的婚姻问题压力很大，现在的父母辈依然面对这个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房子了。
就当下的婚育现状和走向而言，如果社会对现在的结婚率、生育率下降感到焦虑，那么就应该认真地思考如何让婚姻和生育对年轻人，特别是对年轻女性产生吸引力。首先从婚姻制度的角度来看，传统婚姻制度非常性别化，女性在生育、养育和家务方面做了更多的牺牲。而在现代社会，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率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她们需要工作，从经济角度看，一人养家的情况在中国还是很少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婚姻制度成为吸引她的制度？婚姻家庭就必须发生变化。它不能再像传统家庭那样，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性承担绝大部分照料等再生产劳动。目前很多研究发现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经常达到男性的两倍甚至更高的水平，从性别平等角度来看，男性要承担尽量多的责任。当然，我认为所有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个人解决，还需要寻找结构上的解决方案。家庭需要社会的支持。再生产劳动需要多方面的分担——社会、政府、家庭、代际、两性，不能将其只看作是女性的责任，还要在整个社会运行体系中给予照料劳动相当高的地位，包括承认和报酬。
您书中的案例呈现了双系父母对小家庭的支持，特别是在育儿方面。以八零后、九零后为观察对象，如果这个小家庭呈现出比较理想的男女平等的和谐图景，一般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基础够好，能够有条件将一些家庭事务外包出去。否则，家庭生活的现实就是，不是“剥削”这一代女性，就是“剥削”上一代女性。您也提到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家庭困境。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和谐是有其“伪”的一面？
计迎春：平等是一个过程。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个目标。此外，还有一个概念是公平。在当下的家庭生活中，男女两个人的关系有可能并不平等，但可能被当事人认为是公平的。社会平等的进步往往是非线性的，在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取得的成就也非常不平衡，东亚社会如此，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从职场上来讲，历史地看，男女平等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领域，特别面对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所讲的“贪婪的工作”问题：当我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工作侵蚀家庭的情况下，家庭内部的工作谁来承担？我们现在给出的答案就是一种传统的回潮——照料任务回到家庭，沿着传统的性别规范的轨道，由女性来承担，这是一种倔强的路径依赖。尤其是在当下，在不同的经济组织方式，比如平台经济、直播行业之下，以及“密集母职”等育儿困境之中，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生命力，甚至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期待。我们要跳出结构和规范框架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需要社会的推动。
当下中国家庭中，双系父母都深度参与到核心家庭的家务与育儿事物之中，由此您提到了孝道的转型——独生女必须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如何对待两边老人的问题。一个现实是，老人如何帮扶小辈，小辈如何赡养老人，形成了一种看起来颇为“功利”的关系。当然，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资源沿着父权体系流动，养老或者婚姻本身也可以从“利”的角度加以解释。在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急速发展的过程中，所谓的“孝道危机”，是否可以理解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脱钩？
计迎春：传统儒家父权的孝道简单粗暴地讲，就是儿子给父亲养老，尽管实际上很多事情是媳妇做的，但是在父系家庭这个边界内发生的。独生子女一代面临异于传统的情况：首先，独生女肯定要给父母养老；其次，即使是非独生家庭（两三个孩子），对女儿养老也是有期待的，这就是双系。女儿养老，我们也称之为孝顺，也把它当作美德。所谓“孝道危机”，我对此是持批判态度的。孝道还是在的，只是发生了变化，比如双系化，我认为这是孝道的现代化之旅。
传统孝道是一个非常等级化的制度，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哪怕父母做得不好，我们对父母的批评还是相对较少。现在，代际之间的权利关系和权责义务变得更加平衡和平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强迫孩子尽孝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外部力量大大削弱了。子女如何尽孝也取决于父母的表现。如果有些父母表现严重不佳，所谓“孝”对子女们的约束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家庭关系非常好，情况会有所改善。特别是现在，全社会和全世界都面临照料危机，如果父母在育儿照料上给予小家庭很大支持，很大程度上也会促进子女对父母的养老尽孝。
至于你提到的“功利化”的问题。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非常复杂，是多维度的。家庭内部互动有很多情感的成分，讨论它是否功利，应该是更复杂的事情。孝道的变化，背后实际上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包括家庭结构、代际关系的变化，家长所能掌控的资源的变化，以及是否还存在一种强大而一致的外部力量，能够施加舆论压力。换言之，孝道文化的变化不是在真空里变化，它发生的大背景是整个社会的变化，小背景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它的产生有自身逻辑，我觉得这不能称为孝道的衰退，如果非要说孝道危机，我只能说这是传统父权等级制度下的孝道的危机。孝道现在出现的双系化和代际关系权力的相对平衡化，我认为是一个进步的体现，是传统的一个创新。
中国现在正面临老龄化问题。就您的田野对象而言，八零后、九零后或许还不是养老压力最大的群体；相反，那些为八零后、九零后小家庭提供支持的父母辈，可能才是当下正在承受养老负担的一代，他们很可能面临“蜡烛两头烧”的处境。如果把目光再放回到八零后、九零后一代未来将要面对的养老问题，又会看到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能够给予子女的支持、能够调动的养老资源截然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孝道是否依然面临某种困境？
计迎春：以前的中国家庭确实是普遍的多子女家庭。对于上一代的多子女家庭，他们面临的难题，可能是多子女之间存在不公平的问题。这很难解决，难在哪里？我认为还是传统规范的变迁。几个孩子很可能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下，社会在变迁，传统规范对不同子女的束缚，或者在其长大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不同。这可以在家庭层面进行微观的观察。从宏观层面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从人口学的角度，中国的少子化已经开始，尤其是八零后，城市里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占大多数。传统父权制在宏观结构上已经消失，其结构、权力模式和运作方式也都已经消失。当然传统规范具有一定的韧性，但实际上也在变迁。微观地看，一个孩子在大家庭中成长，他可以观察兄弟姐妹和长辈们的表现，他有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同时也面临同辈或者家庭、社会的压力。但是社会在变化，很多规范可能在衰退、瓦解，或者转化。而独生子女生活在一个小社会情境中，没有兄弟姐妹对其进行规范教育，也没有来自同辈或者家庭的压力，你认为他们会如何？我们所有人都无法超越我们成长的情境，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方式。另外，现在人的生活大部分以工作为中心，而上一代的多子女家庭存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说，既然人多，就总能找出一个方法，即使它不一定是最好、最公平的方法，但是会有一个办法。至于城乡差别，农村老人的养老资源就是他们的儿女，在少子化的背景下，当然其资源也有限，而且他们的子女很可能也不在身边。相比之下，城市老人可调动的经济资源更好一些。女儿养老很大程度上也跟经济资源有关系。如果女儿在农村，又没有相对的经济独立，那么，也很难实现女儿养老。
约1950年，中国某地，海边度假村，一家人在沙滩上野餐。视觉中国 图
就独生子女，或者少子化家庭来说——从父母赡养的角度，三个孩子实际上也是少子女——我们发现在中国家庭制度的转型中，照料是一个特别核心的方面。育儿照料经常与养老照料有一种相互性的因果逻辑或者反馈关系。所以，我的新书中讲“双系（父系母系）双轴（夫妻轴和代际轴）”都很重要。八零后、九零后并非生活在所谓的核心家庭里，他们不仅与父母有关系，还可能与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责任。因此，现在中国的小家庭并非西方个体主义导向的核心家庭，也不是传统父权父系等级制度下的大家庭，而是一个较小且复杂的现代家庭体系。这与传统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传统无法完全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们既要遵循传统，又要改写传统。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动，最终形成了我们所生活的整个社会和时代，并形成一个结构性的力量。这里面呈现出传统现代镶嵌、拼贴、杂糅、交织互动的局面，我称之为“马赛克家庭”。这里面的马赛克现代性，与韩国的压缩现代性有相通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关于韩国的压缩现代性，与中国非常不同且重要的一点在于：韩国有过长期的殖民历史，而且相较而言人口规模远小于中国，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体量都比它大得多。因此，韩国自身的传统一下子面对的是极其强大的外部力量。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拥有悠久且未曾中断的文明传统，我们的传统不可能像韩国那样被突然压缩到一起。我们有意识地遵循传统，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批判传统的阶段，但在当前阶段，大家对传统的态度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我们对传统的态度是辩证的，比如谈到孝道，很多人讲孝道出现了危机，一方面说明他们很重视孝道，另一方面说明他们需要传统。从辩证的、动态的角度去看，孝道的内容变了，但它并没有消失。传统不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必须经历创新与转化。有时候，这种创新和转化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的；也正是因为不断变化，传统才更具有生命力。重要的是，无论传统的形式或内容如何变化，其核心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认同要对父母尽孝，要照料他们，要对他们好。
您的新书于近期先后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和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版的标题是“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繁体中文版的标题是“新中国式家庭：女性与现代家庭图景的重塑”。由照料危机引发的家庭变化，肯定是一幅新的家庭“图景”，是不是“革命”，似乎两个版本表达有所不同，您对此有何看法？
计迎春：这两本书的目标读者有所不同，语境也有所差异。简中版的新书中，新家庭革命的提法是相对于旧家庭革命而言，后者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在积贫积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起和领导的，是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进行的。传统父权的大家庭被看作封建父权社会的集中化身，是落后的象征，所以要推翻和离开封建旧家庭，建立新家庭，建设新社会。新家庭革命是在和平发展年代，在全球照料赤字的大背景下，由中国女性引领，其核心任务是解决家庭照料问题，保护和支持家庭，从而引发了全方位的家庭制度变迁，这些变化不啻一场革命。繁体版书籍的内容与简中版的书籍相通相连，针对的是全球华人社会的目标读者，不同的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大陆社会的近代历史紧密相连，但也有他们自己的路径，对于“家庭革命”的理解也有各自的语境。与编辑商议之后，最后决定用“新中国式家庭”，向华人读者介绍近几十年来中国家庭图景发生的新变化，进而发掘探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内地社会的家庭制度变迁与全球其他华人社会家庭模式变化的异同及勾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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