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兰芝这辈子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给儿子找媳妇。

她坐在珠江新城那套两百多平的豪宅里，对面坐着一个十八岁的女孩，瘦得像一根豆芽菜，脸色蜡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裙子上的花都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女孩的手指紧紧绞着裙角，指节泛白，像是要把那块布料拧出水来。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刚哭过。周兰芝刚才说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了这个年轻的身体里。

“你嫁给我儿子，我一次性给你两百万。另外每个月给你两万块零花钱。你家欠的那些债，我全包了。条件只有一个——你得照顾他一辈子。”

女孩叫苏晚，从湘西来的。她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脊椎，躺在家里动不了；她妈有糖尿病，眼睛快看不见了；家里还有个读初中的弟弟。她一个人来广州打工，在一家小餐馆端盘子，一个月三千块，寄回去两千五，自己留五百，连顿肉都舍不得吃。

周兰芝找到她，是通过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的。

“兰芝姐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了，她儿子两年前出了车祸，从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了。以前找过几个护工，都不行，不是不细心就是待不住。兰芝姐就想找个靠谱的姑娘，把她儿子托付出去。你要是愿意，这一辈子就不用愁了。”

亲戚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躲躲闪闪的，大概连她自己都觉得这件事不太说得出口。

可苏晚几乎没有犹豫。不是因为她想嫁人，是因为她需要那两百万。她爸的手术费拖了半年了，再不做，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她妈的眼睛也拖不起了。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她才十八岁，可她已经没有选择了。

苏晚含着泪点了头，说了一个字：“好。”

周兰芝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瞬间的复杂，像是对这个女孩有些愧疚，又像是松了一口气。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一式两份，厚厚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条款。她把它推到苏晚面前，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谈一门亲事，倒像是在谈一桩生意。

“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

苏晚没有看。她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像个小学生在田字格里写字。签完之后她把笔放下，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那份合同上，洇开一小团墨迹。

周兰芝把合同收好，拍了拍她的手背：“别哭了，明天我带你去看他。”

那天晚上苏晚住在周兰芝家的客房里。床很大，被子很软，空调的温度恰到好处。她躺在上面，却一夜没睡着。她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那些水晶在黑暗中折射出细碎的光，像无数只眼睛在看着她。她想了很多事情：她爸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她妈的眼睛还能不能看见，弟弟会不会怪她做了这样的决定，还有——那个她即将嫁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会不会脾气很差？会不会因为瘫痪了就性情大变，动不动就打人骂人？

她越想越怕，把自己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猫。

第二天一早，周兰芝开车带她去了番禺的一栋别墅。车子开进大门的时候，苏晚看见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玉兰树，白色的花开了一树，香气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甜丝丝的。阳光很好，照在草坪上，绿得晃眼。这样的地方她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她以为这里面住的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周兰芝停好车，回头看了她一眼：“到了，下来吧。”

苏晚深吸一口气，跟着她走进了别墅。

别墅里很安静，安静得有些不真实。客厅很大，摆着白色的沙发和深色的实木家具，茶几上有一束百合花，插在一个青花瓷瓶里。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把整个客厅照得亮堂堂的。苏晚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怕自己那双旧凉鞋在地板上踩出太大的声响。

“他在二楼。”周兰芝说着，带头上了楼梯。

苏晚跟在后面，手心全是汗。楼梯的扶手上雕着很精致的花纹，她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摸了一下，木质温润光滑。她忽然想起老家那间漏雨的瓦房，想起她爸躺在木板床上的样子，想起她妈摸黑做饭的身影。她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她忍住了，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周兰芝在二楼走廊的第三个房间门口停下了。

她轻轻敲了敲门：“阿珩，我带人来看你了。”

里面没有人应答。

周兰芝推开门，侧身让到一边，对苏晚说：“进去吧。”

苏晚站在门口，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想象过很多种画面：门后面是一个病恹恹的男人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眼窝深陷，身上插满了管子；或者是一个满脸横肉的胖子，目光阴鸷，恶狠狠地盯着她。她想好了，无论看到什么，她都不能害怕，不能退缩，因为那两百万是她全家的命。

她咬着嘴唇，迈步走了进去。

房间很大，比她老家的整个堂屋都大。朝南的窗户开着，白色的纱帘被风吹得轻轻飘动，窗外的玉兰树正好在开花，枝丫伸到窗前，花瓣落了满满一窗台。阳光照进来，洒在一张大床上，床单是浅蓝色的，干净得像新的一样。

床上坐着一个人。

不，是半躺着。床头摇起来三十度角，刚好让他能看见窗户外面。他穿着白色的T恤，皮肤很白，但不像是病人那种苍白，而是那种天生的、干干净净的白。他的头发有些长，微微卷着，额前的碎发垂下来，遮住了一边的眉毛。

他听见动静，慢慢转过头来。

苏晚站在原地，彻底愣住了。

那是一张她见过的最好看的脸。

不是电视上那种浓眉大眼的帅，而是一种安静的、带着书卷气的好看。眉眼很清秀，鼻梁很高，嘴唇微微抿着，嘴角有一个若有若无的弧度，像是一直在微笑，又像是在忍着什么。他的眼睛很黑很亮，像两潭深水，里面映着窗外透进来的光，还有站在门口手足无措的她。

他的身体不能动，脖子以下，全无知觉。可他的眼睛，比苏晚见过的任何人都要有神。

他看了她几秒钟，然后嘴角那个弧度终于弯了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笑。他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春天的风：“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女孩？”

苏晚张了张嘴，想说“是”，可她发现自己的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她只能用力地点了点头。

他垂下眼睛，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他沉默了几秒钟，再抬起头的时候，眼睛里的笑意淡了一些，换上了另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

“你多大？”他问。

“十……十八。”苏晚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可那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十八。”他重复了一下这个数字，轻轻叹了口气，“才十八岁。”

他没有说别的。可就是这三个字——“才十八岁”——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苏晚心里那扇她以为早就关死了的门。她从走进周兰芝家开始，就没有人问过她愿不愿意，没有人问过她害不害怕，没有人问过她才十八岁就把自己卖给一个瘫痪的陌生人，心里是什么滋味。

他是第一个。

苏晚的眼泪终于没有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没有哭出声，就那么无声地流着泪，站在门口，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小树。

易珩看着她哭，没有说“别哭了”之类的话。他只是安静地看着她，目光温和平静，像秋天午后的湖面，波澜不惊，却深不见底。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依然很轻：“过来坐吧，别站着了。”

苏晚擦了擦眼泪，慢慢走过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她不敢靠得太近，椅子离床大概有一米的距离。她坐得端端正正的，像个小学生坐在教室里。

易珩侧过头看着她，忽然笑了一下：“你怕我？”

苏晚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不知道该摇头还是点头，就那么傻傻地看着他。

“你不用怕我，”易珩说，“我除了能说话、能眨眼睛，什么都不能做。别说打人骂人了，我连骂人的力气都省着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苏晚看着他的脸，忽然想，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痛苦，才能用这样轻松的语气说出这样让人心碎的话？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苏晚。”

“苏晚，”他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像是在品味什么好东西，“好名字。晚上出生的？”

苏晚点点头：“我妈说我是晚上七点多生的，门口那棵梧桐树的影子正好落在窗户上，我爸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梧桐树的影子，”易珩微微笑了，“你爸一定是个很浪漫的人。”

苏晚想说“他没有时间浪漫，他每天都在工地上搬砖”，可她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她不想在这个人面前说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她就是不想。

周兰芝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还有窗外的蝉鸣和玉兰花的香气。苏晚坐在那里，忽然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可怕。

“苏晚，”易珩忽然开口，语气认真了起来，“我妈跟你谈的条件，你都答应了？”

苏晚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两百万？”

“嗯。”

“照顾我一辈子？”

“嗯。”

易珩沉默了一会儿。苏晚偷偷抬起眼睛看他，发现他正看着窗外的那棵玉兰树，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

“苏晚，”他没有转过头来，依然看着窗外，“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不应该只值两百万？”

苏晚愣住了。

这句话像一道光，照进了一个她从不敢去碰的角落。她当然想过。她只有十八岁，她也想过上大学，想过谈恋爱，想过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想过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可她不敢想，因为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她会痛。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挑，”苏晚的声音很小，但很稳，“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易珩转回头看着她，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一下。

“那这样吧，”他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跟一个老朋友商量事情，“你留下来，那两百万我妈照样给你。等你家的情况好转了，你该上大学上大学，该嫁人嫁人。这个婚，咱们不急着结。”

苏晚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反正我这个样子，”他淡淡地笑了一下，“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

苏晚的眼泪又涌了出来。这一次，她哭得没有那么安静了，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顺着下巴滴在她那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上，把裙子上那朵模糊的花洇得更模糊了。

易珩不能动，不能伸手替她擦眼泪，不能站起来抱抱她。他只能安静地躺在那里，看着她哭，眼睛里满是包容和温柔，像一个父亲看着哭泣的女儿，又像一个兄长看着受了委屈的妹妹。

“别哭了，”他轻声说，“你要是在这儿哭肿了眼睛，我妈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到时候她该骂我了。”

苏晚被他这句话逗得又想哭又想笑，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狼狈极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巾，胡乱地擦了擦脸，吸了吸鼻子，看着床上那个不能动的人，忽然说了一句连她自己都没想到的话。

“易珩，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他微微一怔，随即又笑了。这一次的笑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带着一点孩子气的骄傲：“我是学建筑的，出车祸之前在设计院上班。广州塔旁边那个美术馆，你见过没有？那个外立面的设计，有我一份。”

他提到自己专业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那种亮光不是从窗外的阳光借来的，是从他身体最深处发出来的，是一种没有被任何人、任何事夺走的生命力。

苏晚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忽然觉得，这世上有些东西，比两百万贵重得多。

她不知道的是，坐在楼下车里的周兰芝，此刻正握着方向盘，透过后视镜看着别墅二楼的窗户。她看见那个瘦弱的女孩坐在儿子床边，儿子不知道说了什么，女孩哭了，然后又笑了，笑得眼泪直流。

周兰芝的眼眶也红了。

她跟易珩的爸爸离婚十年了，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看着他考上最好的大学，看着他进最好的设计院，看着他一天比一天优秀，一天比一天像他爸爸年轻时候的样子。然后那场车祸来了，像一阵飓风，把所有的希望都卷走了。她请过最好的护工，一个不行换一个，换到后来她自己都烦了。不是那些护工不好，是她儿子太好——好到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狼狈的样子，好到宁可一个人待着也不愿意接受别人怜悯的目光。

她骗了苏晚。那所谓的两百万“一次性付清”，是她把自己的养老钱、给儿子留的治疗费、还有番禺那套别墅抵押掉之后的全部家当。那个每个月两万块的零花钱，是她编出来的，因为她想给这个女孩子一个留下来的理由，一个可以堂堂正正站在儿子身边的理由。哪怕有一天她撑不住了要走，至少她拿到的钱够她过一辈子。

可现在，她坐在车里，听着儿子房间里传出的笑声，忽然觉得，也许这笔买卖，不是她买下了苏晚，而是老天爷终于开了一次眼，把最后一线光，送到了他们母子俩的黑暗里。

她擦掉眼泪，发动了车子。

别墅二楼的房间里，苏晚已经不哭了。她正伸长脖子看床头柜上摆着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座未完工的大楼前，戴着安全帽，笑得一脸灿烂。

“这是你？”苏晚问。

“以前的我，”易珩说。

苏晚把照片拿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易珩，忽然很认真地说了一句话。

“以前的你很好看，现在更好看。”

易珩被她这句话说得愣住了。

他很久很久没有被人说过“好看”了。车祸以后，人们看他的眼神只有两种——一种是怜悯，一种是嫌弃。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的语气、这样的神情看着他，然后说出这两个字。

他别过脸去，看着窗外那棵开满了花的玉兰树。

他的眼眶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