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腊月初八,宜嫁娶。

我站在贴满红双喜的新房里,手心全是汗。身上的中山装是新做的,蓝布卡其布料,领口有些紧,勒得我喘不过气。窗外噼里啪啦响着鞭炮,碎红纸屑被风吹起来,贴在结了霜的玻璃上,像一朵朵开在冬天的花。

“小陈,你先坐着,我去给客人敬酒。”新娘子林秀兰掀开红盖头的一角,露出一张白皙的脸。她说话的语气很淡,不像别的姑娘新婚夜那样娇羞,倒像是交代一件日常琐事。

我点点头,想说句什么,嘴张了张,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是跟着林木匠学手艺的徒弟,学了整整五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从锯木头都锯歪的生手,到能独立打个八仙桌的匠人,这五年里,师父待我如子。不仅教我木工手艺,逢年过节还给我包红包,冬天看我穿得单薄,让师娘给我做棉袄。

师娘走得早,林秀兰是师父唯一的女儿。她比我小两岁,打小没了妈,性子像师父一样又硬又直。我在师父家学徒那些年,每天天不亮就到院子里刨木头,秀兰就端着一碗红薯粥出来,搁在木工长凳上,也不多话,转身就回屋看书。她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县一中的姑娘,可惜高一那年师娘病重,她退了学回来照顾,之后就再没回学校。

村里人都说林家这姑娘心气儿高,一般小伙子入不了她的眼。媒婆给说了好几门亲,她都不点头。师父也不催,只说随她去。

今年秋天,师父突然把我叫到跟前。他抽着旱烟,铜烟锅子烧得通红,半天才开口:“小陈,你来我家几年了?”

“师父,五年了。”

“五年。不算短了。”师父磕了磕烟灰,眼睛也不看我,“我看你这孩子老实本分,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秀兰的性子你也知道,倔,一般人拿不住她。我想把秀兰许给你,你愿不愿意?”

我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愣在那里。师父的独女,村里多少小伙子惦记着的秀兰,嫁给我?我一个没爹没妈的孤儿,跟着师父学了五年手艺,连间像样的房子都盖不起,拿什么娶?

“师父,我……”我喉咙有些发紧,“我怕委屈了秀兰。”

师父摆摆手,声音有些哽咽:“你委屈不了她。这丫头,我惯坏了,倒是要委屈你。”他说完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扎得我肩膀生疼。

我没有理由拒绝。也不客气地说,我没有资格拒绝。师父给了我手艺,给了我饭吃,现在还要把他的女儿给我,这份恩情太重了,重到我跪下去磕三个头都觉得不够。

婚期定得急,腊月初八,说是好日子。师父把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拿出来,给我俩翻修了三间瓦房,打了全套的新家具。办酒席那天,村里人都来了,师父喝了不少酒,脸红到脖子根,逢人就说:“我这女婿,好,手艺扎实,人本分,我闺女跟着他不亏。”

我穿着新衣裳,被灌了一肚子酒,晕晕乎乎地被送进了洞房。红烛摇曳,被褥是新弹的棉花,铺得厚厚实实,上面撒着花生和红枣。秀兰坐在床沿上,红盖头还没揭,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指节捏得发白。

我坐在床的另一头,心跳得像擂鼓。虽说在师父家一起生活了五年,跟秀兰也算熟了,可那都是白天干活端碗的交情,忽然之间她变成了我的新娘子,我连看都不敢多看她一眼。

夜深了,外面的喧闹声渐渐散去。秀兰起身去吹了外面的灯,只留下一对红烛。她没有让我揭盖头,自己把红盖头摘了下来,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桌上。她脸色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新娘子,倒像在完成一桩什么仪式。

“睡吧。”她说。

我嗯了一声,手脚僵硬地去解中山装的扣子。手指头太粗了,扣子又紧,解了半天才解开两颗。秀兰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开始拆头上的发髻,动作不紧不慢。

我脱了外衣,钻进了被窝。新棉花的被子蓬松又暖和,有一股子太阳晒过的味道。秀兰也上了床,我感觉到她带进来的一阵凉意,心口砰砰直跳。

我把手伸过去,想碰碰她的手指。

就在这时候,她忽然猛地一把推开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出奇,把我推得往床沿上滑了半尺。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坐起来了,被角紧紧裹住自己,红烛的光映在她脸上,那张白皙的脸绷得紧紧的,下巴微抬,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决绝。

她咬着嘴唇,一字一顿地说:“想得美。”

我愣了。像一个木头桩子一样愣在了那里。

屋子里安静得只剩红烛芯子燃烧时发出的细微噼啪声。我看着她,她看着我,那张在我记忆里端了五年红薯粥的脸,此刻陌生得像另一个人。

但很快,她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许多,却更加清晰:“陈向东,你别以为我爸把我嫁给你,我就真是你媳妇了。这桩婚事,我没答应过。”

我的脑子像被人浇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没答应?可婚礼,酒席,拜天地,敬高堂,所有的一切都做过了。师父在堂上坐着,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也在旁边,拜了堂,交了杯,怎么就没答应了?

“那、那你为什么……”我的话堵在喉咙里,问不完整。

秀兰垂下眼睛,手指攥紧了被角,指节泛白。沉默了很久,久到红烛都跳了一下火苗,她才低声说:“我爹身子不行了。”

这句话像一根针,猛地扎进我的心口。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不肯成这门亲。”秀兰的声音有些发颤,但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上个月他咳了半盆血,我去县医院偷偷问过了,大夫说是痨病,拖了太久,治不好了。”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想起这半年来师父反常的种种迹象。他从前干活麻利得很,一天能打完一张床的料,可这半年他经常说累了坐下来歇歇,刨花推几趟就喘得不行,咳嗽也越来越厉害。我以为他是年纪大了,劝他少干点活,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没事没事,抽两口烟就好。

有一次我去他家送做好的小凳子,推开院门就听见堂屋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我赶紧跑进去,看见师父蹲在地上,手捂着嘴,指缝里渗出血来。他见我进来,慌忙把手背到身后,咧嘴笑着说:“上火,牙龈出血。”

我信了。或者说我宁愿信了。

“他想着趁自己还能撑,把你俩的事办了,他走了也能闭眼。”秀兰的声音终于带上了哭腔,但她使劲咬着嘴唇,把那股酸楚又逼了回去,“他是拿你当儿子,也是拿你当……当给我找的依靠。”

屋子里那对红烛的光晃了晃,一滴烛泪顺着烛身淌下来,凝固在铜烛台上。我靠着床栏,浑身的酒意早散了,只剩下一阵一阵的凉,从骨头缝里往外冒。

“所以你爸让你嫁,你就嫁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语气,酸涩的,憋闷的,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堵在胸口,不上不下,噎得人生疼。

秀兰没说话,算是默认了。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烛光打在她侧脸上,那张脸明明才二十一岁,却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坚硬和冷清。她打小就这样,师娘走的时候她才十五岁,哭了一整晚,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像桃子,可她把脸洗干净了,挽起袖子给师父做饭,给院子里的鸡撒食。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她在人前掉过泪。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上个月师父让我去县城五金店买新刨刃,秀兰说也要去。我骑着二八大杠驮着她,三十里土路,坑坑洼洼,她坐在后座上一句话没说。到了县城她说要去买点东西,让我一个时辰后在桥头等她。我买完刨刃在桥头等了一个多时辰她才来,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我问她咋了,她说是风沙迷了眼睛。

现在我才明白,那天她不是去买东西,是去县医院问师父的病情了。

我慢慢从被窝里坐起来,靠在床栏上,后背贴着冰凉的木头,反倒觉得比盖着被子暖和些。被子太厚了,闷得人喘不上气,像现在这个局面,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然后呢?”我问她。

秀兰抬起眼睛看我,那双眼睛清亮得像冬天里的井水,没有算计,没有恶意,只有一种坦坦荡荡的坦白:“然后就是这样。我已经嫁给你了,这是事实。但陈向东,我不喜欢你。你也不要觉得我爹把你当儿子,我就该把自己也搭进去。”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们就这么过吧。你做你的木工,我种我的地,出门是夫妻,进门是邻居。等我爹走了,你要想休了我,我绝无二话。房子和地,我一分不要,都归你。”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得可怕,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情绪,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心疼。

心疼师父,心疼她,也心疼自己。

她想的太简单了。一出出的戏,搭好了台子唱给人听,出门恩爱夫妻,进门陌生邻居。可她忘了,这世上的事哪有那么便宜。人心都是肉长的,日子过久了,就算是一块石头揣在怀里也能焐热,更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人。

但我没有说这些。我只是点点头,说:“行。”

秀兰明显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她抬眼看了我一下,又迅速移开目光,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说。她抱着被子往床里面挪了挪,离我远远的,和衣躺下了。

我也躺了下去,仰面看着头顶上糊着旧报纸的天花板。烛光把报纸上的铅字照得忽明忽暗,我一个字也看不清,只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笔画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爬得人心烦意乱。

我想起师父。想起五年前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镇上粮站扛麻袋,挣几个活命钱,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天去集市上买馒头,路过一个摆木工摊子的老头跟前,他正在给人家修一条断腿的凳子。我闲得没事蹲在旁边看,他干了多久我就看了多久,最后人家把凳子拿走了,他回过头来问我:小子,看啥呢?

我说:好看。

他笑了,露出一口黄牙,问我:想学?

我说:想。

他说:那跟我走。

就这么简单。我跟着一个在集市上摆摊修凳子的老头走了,后来才知道,老头姓林,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木匠,公社大礼堂的梁都是他上的。他来集市上修凳子,不是因为他缺钱,是因为他闲不住,手一闲着就难受。

那五年,他不仅教我手艺,还教我做人。他说木匠这行当,手要稳,心要正。锯子偏一分没事,心偏一分都不行。他把所有的本事都教给了我,连那些不外传的绝活儿都教了。别的徒弟锯榫卯时他用尺子量,我锯的时候他不用尺子,只用拇指一摸,点点头说行了。

师娘走的那天晚上,他喝了一整壶白酒,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拉着我的手说:小陈,我这辈子就一个闺女,我对不起她,让她没妈了。说完就趴在桌上睡着了,鼾声如雷。

我不知道秀兰什么时候睡着的。我听见她的呼吸声渐渐变得均匀绵长,知道她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起身,把快燃尽的红烛吹灭了,屋子里彻底暗了下来,只有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纸,在地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

我躺回去,闭着眼睛想事情。想师父的病,想未来的日子,想秀兰说的那些话。想着想着反倒不难受了,心里变得很安静,像雨后初晴的天空,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剩下。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梦里我回到五年前,站在集市上啃馒头,师父蹲在地上修凳子,刨花卷下来,一卷一卷的,落在他脚边,像木头的浪花。

我是被公鸡打鸣吵醒的。天还没大亮,东边的天刚泛鱼肚白。秀兰已经起来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尾,她人不在屋里。我穿上衣服出了门,看见她正在厨房灶台前烧火,锅里煮着红薯粥,灶膛里的火映得她脸上一片红。

她见我出来了,也不抬头,声音平平淡淡的:“粥一会儿就好,你先去洗脸,盆里倒了热水。”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看了几秒钟。她的头发只用一根皮筋随便扎着,几缕碎发垂在耳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子挽到小臂,露出细瘦的胳膊。她的手背上有一道疤,我认得那道疤,是她十二岁那年切菜时不小心划的,当时师父不在家,是我用纱布帮她缠的。那时候她才多大?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疼得眼泪哗哗的,却一声没哭。

“看什么看?”秀兰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头也不抬地嘟囔了一句,耳朵根却悄悄红了一片。

我没接话,转身去洗脸。温热的水浇在脸上,驱散了夜里残存的寒意。院子里的老槐树上落了一层霜,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吃完早饭,我跟秀兰说要去师父家看看。她正在洗碗,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声音闷闷的:“他不想让你知道他生病的事。”

“我知道,”我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棉袄,“我就去看看,做个柜子的事,有几个榫头想问他。”

秀兰没再说什么,继续洗碗。水声哗哗的,盖住了她低低的一声叹气。

去师父家要走二十分钟,穿过整个村子。腊月初九的早晨,村巷里没什么人,家家户户的门前还留着昨天放鞭炮的红色碎屑。冷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我缩了缩脖子,加快了脚步。

师父家的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正看见师父坐在院子里那把老藤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旧棉毯,手里端着搪瓷缸子,里头泡着浓茶。他听见动静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

“咋不多睡会儿?新婚第一天,起这么早作甚?”师父说完就咳嗽起来,他偏过头去咳,肩膀一耸一耸的,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

我在他对面蹲下来,看着他。多年干活磨砺出的坚韧面庞,此刻在晨光里显得越发黑瘦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也比从前深了许多。那双从前推刨子时稳如磐石的手,此刻端着搪瓷缸子都在微微发抖。

我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又软又堵。

“师父,”我叫了一声,声音比我预想的要稳,“秀兰说,你想吃我做的桂花糕。我今天买了糯米粉,回去就给你做。”

师父的眼睛亮了一下,他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好一口甜的。可他随即又警觉地看着我,眉头微微皱起来,似乎在分辨我话里的真假。

我冲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昨天晚上吃剩的喜糖,剥开糖纸递给他。师父接过去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你们俩好就好,好就好啊。”

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在清晨的阳光下,像两弯浅浅的月牙。

我转过头去,假装看院子里那棵光秃秃的石榴树,使劲眨了几下眼睛,把那股子酸意咽了回去。

师父,你放心。你的手艺我接着,你的闺女,我替你护着。她怕不怕我,喜不喜欢我,那是她的事。但我要做什么,是我的事。

这世上的事儿,从来就不是冷冰冰的锯子和木头,刨花推过去,总得留下点什么。日子还长着呢,谁说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