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县“智慧城市”综合管理中心内，两排办公桌积满灰尘，电线主机散落一地；一旁占地100多平方米的大数据展示厅大门紧锁，内部早已清场，只剩墙上的显示器立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如果不是《半月谈》记者实地拍摄的这幅画面，很难让人相信，这竟是一个投资8000多万元、被地方列为重点项目的“智慧城市”工程建设成果。该县实际开发建设的7个子项目中，有6个被停用或闲置，使用时间最短的仅半年。更荒唐的是，该县智慧旅游系统上线后不久，省级层面就推出了全省通用的智慧系统，直接覆盖该子项目的全部功能，重复建设之弊暴露无遗。
从“智慧城市”到“烂尾工程”，共通的病灶是什么？
贵州这个县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从智慧城市到乡村振兴，从交通基建到公共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的选址在大量财政投资项目中反复上演。“智慧灯杆十盏亮四盏，大数据演示厅常年紧锁，协同应用系统因‘数据饥饿’而瘫痪，便民App无法打开”——新华社记者的调查一针见血地描绘了多地上马智慧项目的尴尬现状。
更令人震惊的是，黑龙江绥化一座投资3600余万元的惠民客运站，自2015年建成后长达十年未启用，市民仍挤在破旧不堪的老客运站乘车；山东莒南一个总投资超过7亿元的“现代农业公共实训基地”，建成后几乎未用于农业培训，却成了包含酒店、会议中心的综合服务场所，农民不仅未获得培训收益，反倒增加了地方财政的债务负担。福建某村投资20余万元建设的垂钓鱼塘项目，因选址偏僻、无人问津，没过多久鱼苗全部死亡，鱼塘荒废。浙江龙游县某村花费近40万元建设的垃圾兑换超市，完工后仅剩一处“毛坯房”空架子，门口堆满垃圾桶，民生工程沦为“半截子”。
梳理这些案例不难发现，它们有着惊人的相似点：一是建设前缺乏充分调研论证，决策者“拍脑袋”上马，不考虑地方实际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二是建设过程中重建设、轻管理、轻运营，过分追求“高大上”的硬件配置和短期成效，却忽视后期的维护管养与人员培训，导致项目建成即陷入“无人会用、无人能管、无人愿修”的困局；三是全流程监管缺位，从立项审批到竣工验收，再到运营评估，缺乏闭环管理与绩效监督。
表面是“管理缺位”，根子在“政绩跑偏”
这些项目为何屡屡陷入“重建轻管”的怪圈？表面上看是项目规划不科学、后续运营管理滞后、部门壁垒未打通等原因，深层次里，暴露的却是地方决策者的政绩观跑偏。一些地方把“智慧城市”这类花哨的概念项目当作装点门面的“政绩赛道”，而非服务民生的治理工具。在他们看来，项目追求的不是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而是汇报材料里“大手笔”的数字、展示厅里“高科技”的排场。正如有评论尖锐指出的：当“交钥匙”成为工程终点，当“观摩点位”替代实际使用，公共资源就陷入了从建设到闲置再到浪费的恶性循环，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与群众获得感。
这种错误的政绩观还催生了同样危险的“资金万能论”——以为只要钱花到位、硬件配到位，民生就能自动实现，对后期运营所需的配套经费和专业人才避而不谈。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县级“智慧城市”项目的账户上，目前尚有4000多万元债务未结清，社会资本方已于2025年上半年提起诉讼讨欠款；山东莒南的实训基地项目每年还要支付超1000万元利息，最终都需要财政和纳税人来买单。
民生项目不能沦为政绩“盆景”，重“建”更要重“管”
贵州某县的案例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它再一次提醒各地：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必须精打细算，用在刀刃上。“智慧城市”也好，任何一项公共工程也罢，无论包装得多么先进、技术多么前沿，它首先是一个公共服务工程、一个民生项目，必须以民生需求为导向量力而行。
根治“重建设、轻管理”的顽疾，必须从多向发力。首先，要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明确立项、建设、运营、维护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将后期管护经费纳入预算刚性约束，决不允许“只建不管”的现象持续蔓延。其次，决策环节必须引入充分的民主论证和科学评估，对项目可行性、本地实际需求、财政承受能力反复权衡，坚决摒弃“拍脑袋”决策。再次，要强化全过程监督问责，建立民生项目“负面清单”，对因盲目决策、管理失位导致重大资源浪费的，必须严肃追责问责。将群众满意度、工程实际使用率等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让评价标准从“钱花没花出去”“楼盖没盖起来”转向“用得值不值”“群众受益没受益”。
归根结底，民生工程不是挂在墙上的“政绩盆景”，而是扎在泥土里的“民生大树”。它不应只活在开工奠基仪式和竣工剪彩典礼的热闹场面里，而应活在群众日常使用中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只有真正沉下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民生工程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才能让公共财政的每一分钱都不被辜负，才能真正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严承诺。只有让每个项目都回归其公共服务本质，让地方决策者从“向上看”的政绩追逐转向“向下看”的民生担当，类似“建成即闲置”的荒诞剧，才能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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