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一家国营商店，下午三点，顾客寥寥。两个穿蓝制服的营业员坐在柜台后面，一个趴在桌上打盹，一个盯着门外发呆。我进去转了一圈，货架上摆着几瓶本地汽水、几包饼干、几盒烟，品种少得可怜。
我买了瓶水，付钱时用中文问：“你们几点下班？”营业员听不懂，笑笑，接过钱，找零，继续发呆。
导游李秀妍说，她们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两百多块。但工作清闲，不用担心被辞退，也算体面。“体面”这个词，她用了很重的语气。在朝鲜，一份坐办公室、不用下地干活的国营单位工作，是很多人一辈子的追求。哪怕那个办公室只有一张桌、一把椅、一扇看得到大街的窗，窗外的街上没什么车。
朝鲜人不焦虑失业，不担心房贷，不愁学区房——因为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的“压力小”，不是拥有的多，是想要的少。
李秀妍结婚三年，女儿两岁。她家住在平壤一栋筒子楼里，两室一厅，国家分的。家具不多，电视机是老式的，二十几寸，摆在客厅正中，是家里最显眼的电器。她说：“看电视是我们家主要的娱乐。”频道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节目，新闻、革命剧、歌颂伟大领袖的纪录片。她丈夫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打开电视，看到睡觉。不是多好看，是没别的事可做。
“想要儿子吗？”我问。她低头笑，没回答。后来我才知道，朝鲜人普遍想要儿子。不是因为重男轻女，是传统观念里“养儿防老”。国家虽然养老，但有个儿子，老了才踏实。所以很多人家生了女儿继续生，直到生出儿子。三个孩子是理想数量——五口之家，不多不少。住房按人口分，孩子多，房子大一点。反正不用自己买，多生几个也养得起。
可孩子多，吃的也多。那点配给的粮食，分到每个人碗里就薄了。李秀妍说，她女儿最喜欢吃鸡蛋，但鸡蛋一个月只能领到几个。“有时候去市场买，贵，舍不得。”
她说这话时，语气平平的，没有抱怨。就像说今天风有点大。
朝鲜女性对洗衣机的渴望，超出我的想象。李秀妍说她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台全自动洗衣机。“现在洗衣服都是手洗，冬天水冰，手裂口子。”她伸出手，指关节粗大，皮肤粗糙。我注意到她的指甲剪得很短，指甲缝里还有点洗衣服留下的肥皂末。
“有了洗衣机，我每天能多睡一小时。”她说这话时眼睛亮了一下，随即暗下去，“太贵了，买不起。”
一台中国产的洗衣机，在朝鲜卖到几百上千块。她几个月的工资。她丈夫在工厂上班，每个月往家里拿回的工资，买米买油买泡菜，剩不下多少。
朝鲜人出门靠腿和自行车。平壤大街上的行人，走路都很快，但不是赶时间，是习惯。没什么车坐，从小走，走惯了。李秀妍说她每天至少走一万步。“上班、买菜、接孩子、去市场，全靠走。想不健康都难。”她笑着说。那笑容底下，藏着一句没说出来的话：不走，还有别的办法吗？
平壤也有公交车，挤。有自行车的人幸福，但自行车也不是家家都有。一辆中国产的“永久”，骑十几年，链条生了锈，车座磨破了皮，还在骑。不是念旧，是新的买不起。
朝鲜人很少得高血压、糖尿病，这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养生。是没那么多油水，没那么多糖，没那么多车坐。每天泡菜、米饭、走路，想得三高都难。这是“被迫的健康”。
离开朝鲜那天，李秀妍送我们到火车站。她穿的鞋是黑色的老式皮鞋，鞋头磨得发白，鞋带换过，不是原配的。她站在站台上挥手，笑容标准。火车开动，她转身往回走。我隔着车窗看她的背影——走路很快，腰板很直，两手自然摆动。走了没几步，她停下来，弯腰系鞋带。
那根鞋带，打了好几个结。
我忽然想起她说过的那些“满足”：工作体面，知足；生儿子，知足；有自行车、电视机、梦想中的洗衣机，知足。每一样“知足”背后，都是够不着的无奈。不是不想更好，是更好的太远，干脆不想了。
所以她们看起来快乐。因为不快乐，也没用。
那几个结的鞋带，她系了很久。火车拐弯，看不见她了。我还在想，她下班回去，还有一堆衣服等着手洗，水龙头流出的水，冰凉。
她说的“想要一台洗衣机”，不是欲望，是求救。可她能跟谁说呢？跟谁说，都只能换来一句：“我们生活很好，很满足。”
满足。这两个字，比任何哭喊都让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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